李显龙交棒4G｜有序权力交接为什么重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5日正式卸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继任总理继任总理，并于同一天宣誓就职。这也意味着，从15日开始，新加坡结束“李显龙时代”，进入“4G（第四代领导团队）时代。”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历经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任总理，随着黄循财顺利接班，他也将成为新加坡第四任总理。黄循财13日在总统府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维持政府延续性和稳定是未来政府的关键考量。

外界在看新加坡今次权力交接时，除了会提到李显龙在任20年如何将“新加坡塑造成一个活力且更多元的经济体”、如何“为新加坡赢得独特的国际地位”外，还提到了新加坡“井然有序的权力交接。”比如《联合早报》称，一个国家领导人权力交接与更替，攸关人民福祉、政府稳定和国家发展。一旦发生差错，政局动荡不安是常有之事。国际上就有许多例证。新加坡领导人深明其中的奥秘所在，确保权力平稳移交。建国近一甲子的新加坡，经历了三代领导权的接班，而且都平顺、稳定。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问李显龙最持久的遗产是什么，我认为是他在疫情期间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以及他为将权力顺利移交给第四代领导人所做的精心准备。”李显龙也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将新加坡“有序地”移交给他的继任者。

以新加坡今次的权力交接为契机，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有序的权力交接为什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接受《香港01》专访时，详谈了政治继承和有序权力交接的重要性。在房宁看来，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直接的、主要的，抑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政治继承出了大问题。从列宁逝世后苏联的第一次政治权力交接就出现了灾难性局面，此后近70年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在最后一次政治交接中再次出现灾难性局面，加之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政权和国家的覆亡。

房宁继而表示，人类社会政治活动主要有四方面内容：国家与社会治理、官僚体系治理、政治继承和对外交往。其中政治继承关系到政治体系特别是政权体系的生存、稳固和延续。中国古代有“人亡政息”之说，历史上许多强盛的王朝都是因为继承出现了问题而难以为继。政治制度是由人来制定和操作的，再好的政治制度、再好的政权，没有好的继承机制，没有好的继承人，也是会中断、灭绝的。

事实上，从古至今政治继承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体都不能回避、十分重要，且又相当困难复杂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形成了一个新方法。房宁将其称为：政治核心过渡体制。

从十月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继承的历史经验教训看，政治继承中有一个两难问题，即被继承者和继承者之间的平衡问题。一般来说，老一代政治领袖有成熟经验和丰富资源，但进取心和精力不足。为保持政治体系活力应当不断有新生代来接替老一代。从新生代看，他们具有朝气活力，勇于进取，但经验不足、资源不够，一旦接班难免有“新手上路”问题。合理有效安全的政治继承应该兼顾这两方面，但在实践中这两方面很难兼顾，难有万全之策。

在房宁看来，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再一次复出后，就高度重视中共的政治继承问题。按当时是说法，这就是干部“四化”问题，即要实现中共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年轻化是关键。但如何实现干部“四化”，实际上并不容易，开始时候只是实行了退休制度，腾出岗位让年轻干部上来。在最高层邓小平以身作则，主动选拔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这与当时苏联的做法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事实证明，果断提拔新生代也有其问题。中共在改革开放后，连续两任总书记先后下台都未能真正接班。这给了中共领导层，也包括邓小平很大的冲击，同时也启发他们采用新的做法以解决“接班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型的政治继承体制被选择和创造了出来，也就是房宁所说的“政治核心过渡体制”。“政治学上有所谓‘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价值观。这里说的保守与自由，与社会上以及经济学中保守与自由有所区别。政治学上，作为政治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思是，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对固有价值的坚守与回归，以保持和焕发制度的价值与活力。这有点像现在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是追求变革，通过变革来求得发展。应该说，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观念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各国政治实践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客观存在。邓小平创制的政治核心过渡体制，如果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可以说是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一种人格化的政治继承体制、接班体制。”

具体来说，在政治核心过渡体制之下，作为过渡由新生代和老一代分享政治权力，从而避免权力的截然交接。在过渡阶段，由新生代负责政治权力日常运行，即由新人执掌政治体系的“前台”。而老一代资深政治家在“后台”保留最终决策和裁判权。经过一段过渡，最终把“前后台”统一起来，把决策权、执行权统统交给新生代，完成政治继承。这样体制在中国也被称为“半退制”。这样做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新生代年富力强，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可以带来活力，推进事业快速发展。但新生代经验不足，在探索中难免会出现失误，甚至走错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依靠老一代的经验和稳固的政治立场牵制新生代的鲁莽和轻进，规避风险，减少损失。这种体制相当于给政治权力体系加装了一道保险阀，系了上一条安全带，以确保政治体系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发生颠覆性错误。

2014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到，“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2021年10月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又谈到这个问题，并将其放在第一位，足见当今中国的领导层对政治继承问题的认识及重视程度。不过房宁也坦言，“政治继承的稳定性、制度化问题，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苏联是一个教训，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基本的制度应该是有了，也实践过了。但能不能继续，能不能巩固，那要看发展，那是以后的事了。”

回到新加坡，也有“扶上马、送一程”的传统。今次面对新加坡的有序权力交接，对中国来说，或许也是一次“照镜子”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