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瓜塔里的生态智慧:从资本主义世界到香格里拉的线路|黎子元

撰文: 黎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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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发生也许总不会是什么好事,然而事件却总能够为变革打开契机。在 IWC,说不定恰恰是由事件来开启从资本主义世界通往香格里拉的线路。能否披荆斩棘,在这条路线上前行,就要看人类主体的意志,他/她们如何做出抉择,抱持一种怎样的集体信念,这种信念如何参与到事件之后体系的重新配置当中,如何于新的历史处境下生产出新的人类生存方式。

作者|黎子元

Ecosophy,一种作为方法的生态思想,是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1930–1992)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两个字根“eco-”和“-sophy”拼接起来,捏造出了一个新词。这里我姑且将它翻译成“生态智慧”。

瓜塔里担心一味主张保护自然、维系平衡的生态学有沦为一种新的保守主义、一种维护固有架构之意识形态的危险,为了与生态学相对,有必要提出生态智慧这个概念。在《三个生态学》(The Three Ecologies,英文版2000年出版),他指出:归根结底,生态智慧的问题意识关涉到于新的历史处境下对于人类生存本身的生产。Ecosophy 是一种怎样的智慧?它的问题意识又该如何理解?我打算借助一部日本动画《香格里拉》(Shangri-La,2009)来为大家引介瓜塔里生态思想的基本线路。

《香格里拉》是改编自池上永一小说、由 GONZO 制作的二十四集动画。故事描绘了一个生态灾难事件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在全球暖化的趋势下,一次巨型地震造成海水暴涨淹没了东京,残留地表和城市遗迹被最能适应当前温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植物所占据,而更严重的是灾后形成了布满毒气和传染病的丛林,突然来袭的冰雹“炸弹雨”,以及人类不佩戴防护装置就无法涉足的“咒海”。

灾后又经过了50年,就在这个极度恶劣的环境,于丛林中仅存的一块开阔地聚居生存下去的人们并没有陷入颓靡,反而在这个地方自力更生,日积月累搭起被称为“圣堂”(Duomo)的奇怪建筑群,日子艰苦却洋溢著生机。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之后,原有体制崩坏,社群风俗得以易转,就连在灾难之前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人妖、伪娘这样的边缘人群,这时候也能以自己的姿态自在生活,毫无隔膜地与他人相处。异质性(heterogeneity)恰恰成为这些角色彰显出来的鲜明性格。由此看来,灾难之后未必就是穷途末路,关键是人类在新的环境下如何创造另类的生存方式。

然而这个灾后世界也并不是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阶级和压迫,只是在由事件所引发的社会体系的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下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制度围绕著碳素经济运作,各国的碳素指数成了国际贸易税收基准,指数越高的地区购买同一商品的花费也就越高,新兴的碳素商人则混合了资本家、投机者、黑客、政治说客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开发出经济碳素预测系统(“美杜莎”),大气中的实际碳素和经济碳素之间的差额成了他们巨大的获利空间;

与民间抵抗组织“金属时代”(Metal Age)对立的是代表著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体制意志的“阿特拉斯公社”(Atlas),即东京重建计划的推行者,而不再是日本政府这个石油时代的遗物,至于抵抗组织的抗议方式则是树立起烟囱,通过排放二氧化碳来剧烈改变日本的碳素指数。

社会体系在灾后重新配置,并不意味著旧的社会形态全部灰飞烟灭、新的社会形态瞬间无中生有。重新配置指的是在由某个事件所界定的历史阶段,各种社会要素被“聚合、装配”(assemblage)起来发挥特定功能的范式发生了转变:

一些旧有的装配方式或者日益衰退(日本政府由阿特拉斯公社管控),或者在新范式下与别的要素装配在一起、发挥出更强或不同以往的功能(在碳素经济下的市场已彻底凌驾于主权),另一些则仍旧维持固有形态(宅男圣地秋叶原竟在灾难中幸存!);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潜在的装配方式,它们也许只是可能性,兴许曾经在历史上短暂出现却因缺乏支撑而湮灭,如今在新的物质与技术条件下才得以被实现出来,甚至可以成为主要的装配方式(“地震祭”、“龙脉”等非科学知识与支撑阿特拉斯的隐秘科技之间的关联)。

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也势必形塑出新的样态。日本政府灾后依然在运作,但丧失了重建城市的经济能力,只好让东京维持热带丛林的状态,通过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来抵消碳素指数。另一边厢,阿特拉斯公社推行重建计划,在东京建造由巨型柱子支撑的13层塔状空中都市,根据居民纳税多寡、等级身份和幸运抽奖的方式逐年将地面上的人们移入建筑内生活。然而这座巨型建筑事实上只能容纳有限人数,地面上大多数过著难民生活的人们都无法获得移居权。

碳素经济以及遵循这种经济原则而不得不保护下来的热带丛林,实际上已经绑架了地面上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屈从于现行社会体制,固步自封,无法在新环境下创造人类的另类生存方式。阿特拉斯公社凌驾于日本政府之上的权力,基于戒备森严的等级制度来运作的空中都市“阿特拉斯”,以及支撑这座都市运作的隐秘科技(与日本《古事记》神话关系密切),构成了这个灾后重新确立的社会体制的不公义与阴暗面,同时也汇聚了这个历史处境下的社会矛盾与斗争焦点。

从这部动画设定的世界观我们可以推想,关于生态问题,最核心的议题还不是“减低碳排、保护环境”。正如瓜塔里所指出,这种环保口号容易把生态问题局限在一群环保爱好团体的视野之内,妨碍了从一个能够横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更具全局性的视野来理解生态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把生态问题化约成保护自然环境这种单一行动模式,也就无法在不可预测的生态灾难发生之后,基于由这个事件所造成的让事物从固有体制中脱离,变得新颖奇特、独一无二的“特异化”(singularization)过程,来探问人类群体应该如何创造性地生存下去。

恰恰是不满足于环保团体只去处理像工业污染那样的问题,或者纯粹立足于技术官僚的威权视角来考量自然环境,瓜塔里于是提出了一种伦理的-政治的表述( ethico-political articulation),即他所说的生态智慧,包含了环境、社会关系和人类主体性的三环相扣的生态理论模型。

基于生态智慧打横切过自然生态、社群生态与心灵生态的理论视野,瓜塔里致力发展出一种具有“横越性”(transversality)的思想方法。除了环境议题,他罗列出的同样应该被视为生态危机来处理的议题还包括:第三世界不可逆转的贫穷,发达国家的核灾难隐忧以及核弹头威胁,阶级矛盾,种族隔离,族群分裂,宗教狂热,儿童劳工,妇女压迫,社区及家庭疏离,中年失业,年轻人失却出路......在今天,这个清单当然还应该加上恐怖主义和难民潮。与此同时,瓜塔里还大幅度拓宽了亟待保护的濒危物种的领域:从动物、植物等有形物种,到团结的价值观念、社群邻里、兄弟情谊、创造力等无形物种都存在物种灭绝的问题;其中,他特别谈到了“作者电影”的日渐绝迹。

旧体制崩坏,固有中心消解,敌对状态倍增,事件和特异化过程在政治、经济、生态等领域频繁地不期发生,这一切已经构成了当前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处境。正是在这个历史处境下,兴许人们对其尚未觉察、做出反应,但生态智慧构筑的新的生态问题意识作为当代问题意识,其实已经不容回避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最为显要的位置。这种新的生态问题意识基于一种全局性的视野,即把当代世界看作一个将宏观到微观的各个领域、各种活动全部包含在自身之内的“整合的世界资本主义”(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体系,脱离这个世界体系来空谈生态问题则是徒劳无益的。

整合的世界资本主义(简称IWC)不受地域限制,它的解辖域能力之强大以至于无法定位它的力量源自哪里,基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根本无法找到与之对抗的著力点。瓜塔里因此认为,尽管对于生态危机必须在一个全球的尺度上来回应,引发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文化变革,重塑出并非遵循资本主义逻辑的生产活动,但是这不意味著变革的达成必须仰仗一种简化的、刻板的,以统一议题剥夺其他个别议题的宏大目标。相反,针对IWC,我们更需要一种微观战略来解决各个层面的生态问题。他写道:“因此这场革命不能够仅仅关切在一个宏大尺度上可见的力量关系,而势必同时考量感觉、智能和欲望等细微的领域”。这便引导出了瓜塔里构想的“分子革命”(molecular revolution)。

这种微观的战略从IWC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对抗、扰乱,乃至颠覆其运作逻辑与同质功能,使得这个从总体上看几乎无懈可击的庞然大物在各种环节、各个局部都露出了致命弱点。这种战略得以实施的条件是新的主体的崛起。瓜塔里为此主体的崛起提出了一种突显创造性的“伦理学-美学范式”,把如何生产出能够脱离标准个体化的新的(区别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放在议事日程的首位。他的生态思想恰恰押注在“主体性生产”之上:如果一个新的生态环境是可能的,那么它预示著人类将重新建构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通往一场个人的和/或集体的重新特异化。

重新特异化呼唤“事件”,而不恐惧它可能带来的创伤。在IWC,生态问题和资本主义问题说不定就是同一个问题。

当丛林中繁殖迅猛的异形植物“迪达洛斯”(Didalos)——政府为了促进东京丛林化而借助基因技术培植出来的具有更高二氧化碳吸收能力的植物——与地面上的居民抢夺生存空间,双方矛盾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抵抗组织终于采用了与保护环境截然相反的杀手锏来破局——轰炸东京,让烈火将整片丛林烧毁殆尽!尽管一夜之间日本的碳素指数飙升至全球最高,致使日本成为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但是长久被碳素经济和热带丛林绑架了生活的人们终于得以从枷锁中解放出来。随后的故事剧情峰回路转,经过几番变局、几场决斗,阿特拉斯背后的隐秘终被公之于世。全剧的最后一幕,面临著残垣败瓦,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存留下来的人们却似乎看到了通往香格里拉——心中理想乡土——的隐约线路。

事件的发生也许总不会是什么好事,然而事件却总能够为变革打开契机。在IWC,说不定恰恰是由事件来开启从资本主义世界通往香格里拉的线路。能否披荆斩棘,在这条路线上前行,就要看人类主体的意志,他/她们如何做出抉择,抱持一种怎样的集体信念,这种信念如何参与到事件之后体系的重新配置当中,如何于新的历史处境下生产出新的人类生存方式。

尽管在理论建构尚待完成之际瓜塔里已经离世,他的生态智慧却为我们指出了这条线路:通向一种关于重新特异化的生态学(an ecology of resingular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