袪魅与祝圣——对韦伯“以科学为业”的回应
如果一个人在找到内心的呼唤之后，以这样的政治家为榜样，勇敢地面对他被抛入其中的世界的要求，那么不论他被抛在何处，他的生命将总能够嵌入到他所献身的志业当中。
作者：刘畅
在〈以科学为业〉这篇演讲中，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并没有使用诸如堕落、没落、贫乏等等词汇去描述他所处的时代。但从他的悲观论调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他的“乡愁”－－对过往年代的憧憬，那时圣灵（Pnuema）的火焰曾席卷并凝聚著巨大的共同体，把徬徨的人们凝聚在一起。
作为后来者，我们与韦伯一样处于“上帝已死”的年代，我们中的部分人同样面对著如下问题：
是否存在纯属偶然而人生全无意义？
依据人们相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处境，我们可以划分出两类人群。
第一类人尚未直面这一问题，而这并非他们在解答这一难题后便忘掉了它。这一问题对他们来说仍然缺席著，他们尚未意识到要回应这一问题，但这种情况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第二类人则于内心中不断受到这一问题的敲打、拷问。由于这些敲打和拷问，他们发现自己是立身于虚无的深渊，唯有找到一个富有内心意义的答案才有可能得以解脱。
这两类人可说是处在一条河的两岸。第一类人之所处照耀著“虚假的白昼”。求知带来“不幸”，这一点在悲剧《伊底帕斯王》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伊底帕斯所寻觅的真相是杀父娶母的命运。求知把这类人抛向对岸，永不得返回。一旦过去了，重获无知的企图就只能是一种自欺。
韦伯位列第二类人之中，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意识。此种对自身处境的意识同样反映在海德格的哲学中，它表现为对本源（Ursprung）的思念（Andenken）。因为一个本源或者一个故乡，使得“依于本源而居者”跃（springen）出虚无的深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黑格尔再到海德格，“远行”即“返乡”，认识即回忆。但是不同于他们的前辈，海德格和韦伯都意识到，曾经的故乡已不复存在，他们仍旧行进在路上。
在过去，第二类人中的先行者或那些渴求真相从而献身于科学者，找到了诸多不同的“故乡”－－“真实的存在”、“真实的艺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上帝”、“真正的幸福”（S. 13）。但在韦伯看来，这些答案、本源或故乡此时已从现代人的观念中被驱逐一空。而恰恰是以科学的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为典型的理智化（Intellektualisierung）过程放逐了它们。这持续千年的理智化过程，韦伯称之为“世界的袪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理智化与袪魅在韦伯那基本是同义词，韦伯用它们来刻画那些对神秘力量的信仰从人的观念体系中被祛除与抽离的过程。从神话到理性、从密妥斯（Mythos）到逻各斯（Logos），在韦伯看来，人们千百年历史中宗教思想的转变典型地表现了理智化的过程，它在宗教改革中走向了高峰。
相关于袪魅的后果，韦伯以托尔斯泰的表述为例，试图表明在袪魅后的世界中，对于是否存在纯属偶然而人生全无意义这样的问题，科学在放逐曾拥有的答案之后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科学只揭示了一幅消极的图景：
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
在此，个人的死亡被文明的无穷演进宣告为虚无，每个人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所能收获的都不过是些浮光掠影。相较于文明人的处境，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境况就要好得多，“他能感到此生足矣”。韦伯还进一步指出，科学不仅没有给出一个可以为生命的终极意义进行说明的答案，它反而预设了一个前提－－科学的认识值得追求！而这一前提自身又需要从终极意义中获得支撑。针对科学为现代人带来的境况，韦伯持有一种理智而严肃的悲观，他似有不甘地说道：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袪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韦伯口中消失了的终极价值，想必是那些“真实的存在”、“真实的艺术”……
在演讲中，针对现代人的内心处境，韦伯并无肯定的评价。同样的看法也回荡在精神分析学派中，现代人的心灵疾患更多地是一种文明病，焦虑、不安、压抑成为共同的主题。理性与自我意识是带来光明的新神，它们废黜了显示在各民族的传说、神话、宗教等等叙事中、作为无意识之化身的幽暗旧神，这种理智约束与自然情结的冲突造就了内心的紊乱。在此我们是否也持有同样的态度？或者说，在正视与承认现状的前提下，我们该以如何回答终极意义的问题？我们该以何种方式回答？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一个问题，是否事情真如托尔斯泰与韦伯所断言的那样：现代生活的无穷进步性宣告了生存与死亡的虚无？
韦伯对虚无的论证可以总结为演讲中的这一句：
无论是谁，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因为巅峰是处在无限之中。
韦伯的看法是：进步指向了某个终极目的、一个巅峰。它远在永恒的彼岸，朝生暮死的我们对之只能拥有憧憬与幻想。
而在我看来，认为人类历史指向了某个既定的终极目的、认为文明正试图攀上某个巅峰，这是痴心妄想！
当韦伯断言文明人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之时，他正是幻想出了一座永恒之巅；当韦伯断言现代文明给所有人都只带来一些临时货色时，他正是在虚构一个终极文明
我们大可承认，即便是在当今科学的眼光看来，我们也仍未获得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我们何以断言已把握到的规律就是世界的真相？我们如何获得这种确定性，即我们真的走入了真理的殿堂？基于这样的怀疑，科学知识曾被宣称为只可证伪而从不被证实；出于同样的犹豫，科学研究的历史也被描述为范式的转换与革命。在这样的描述下，科学、技术以及文明何谈进步或演进？
是的，我们尚未触及终极的真理，但我们已抛下了无数已被揭穿的错误和骗局。
韦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科学请求被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但是他却没有给予科学的这种自我反省、以及这种对错误的揭穿带来的进步－－文明的进步以肯定的意义。韦伯认为生存与死亡的意义有赖于一个有机整体的终点、一座巅峰－－在有限彼岸的无限；他没有意识到，生存与死亡的意义也可以仰赖于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本身－－一个站在有限这边的无限或者说有限者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在韦伯这里，由于他相信无限是宁静无流转的完满，所以有限与无限是被割裂开了。但如果转变一种对无限的看法，我们就能收获别样的景观，最高的价值和意义也会重新出现在视野内。
文明的无穷演进并不指向一个所有人都无法走到的终点；文明的演进指向的是这种演进的无限性本身，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参与进来、获得意义。这种演进也可以用欲望的法则来刻画，因为每一欲求在达到满足之时，满足的欣享与喜悦又会激发对这种满足感的渴求。于是欲望欲求的不是某个固定的对象，而是永不停歇的满足，正如叔本华所言：“任何人生都是在欲求和达到欲求之间消逝的。”
文明不会有一个终点，它要么是在路上，要么戛然而止。
在这个意义上讲，韦伯口中的巅峰就是一个幻象，它是要被祛除的“魅”。由于失去了一个幻象而痛苦，就是执迷不悟。世界的理智化过程放逐了那些古老的神，即便在将来我们会重新唤回远去的诸神，那时他们也必不再是离开时的模样，他们等待著再次被流放。
袪魅驱逐了过往的终极价值，我们的生命曾经依于它们而获得意义。但袪魅也带来祝圣（Weihung）的可能，现代人的生命藉著它将收获新的意义。韦伯其实给出了这个答案：在袪魅后的时代，为生命祝圣的方式就是“以……为志业”（......als Beruf），它是韦伯两篇演讲的标题形式。依据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考察，“志业”或“天职”是上帝为人在尘世中安排的义务，履行义务、积极的参与俗务合乎神意。但在我们这里，志业不再是神预先的安排，它是人的选择。人的选择必是多样纷繁，道路不只一条。但并非所有的选择、所有的道路都可以说是志业。
志业要能为生命祝圣，一方面要求它在有限与无限之间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也要求此种联系可被理解。就第一方面来说，它意味著志业要能够使有限的生命“客观化”（Objektivierung）。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建立起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联系，韦伯给了我们两个肯定的例子－－科学与政治。但像流水线上的工人、超市的收银员等等各类事务性人员，在他们的位置上难得说有多少造或心血的投入，他们顶多达到了一些技巧上的突破。他们的生命“落入”文明的演进与历史的轨道中，但他们并没有“嵌入”其中，他们并非不可替代。就第二方面来说，联系的可被理解性意味著之于有限的一方，也即一个人，他认同自己投身于这条道路或事业的动机。意义就是从此处而来，意义只会出现在主观的理解之中。即便是一名教师，如果他不能这样说服自己：“我对他人负有某种责任，我不能冷眼旁观－－看著他们一头栽进自己的命运”，那么即便他已在工作中付出了心血，对于他来说也只是在疲于奔命，他是被某些外部要求促逼著前行。即便他点亮了他人，他也无法烛照自身。如此下去，他就不可能走出虚无的深渊。
“以……为志业”在当下成为了每个人可能的选择而不再是预定的“唯一”，由于意义总是在主观的理解中，那么即便是投身于同一项事业的人，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的看法也可能各不相同。他们只有微弱的可能达成一致，分歧总是拥有更大的存在可能。每个人所把握大的终极价值，更可能是“多”，而更少地是“一”。从经验观察出发，我们所见的是相互纷争著的诸多立场。韦伯将其描述为诸神之间无休止的斗争。
对于某些人来说，价值多元作为一种现实是过于残酷了。每个人必须自行决断走上怎样的道路。“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凡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高贵，什么是粗俗；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奴隷”，他必须自行判断，而在过去这些区分则是在各民族的宗教、神话、史诗、历史、艺术等等叙事中完成。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清楚引导著他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但是每个作出选择的人暗地里都明白，一旦作出选择就无人替他承担责任。“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每一个决断都是考验，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有可能要经受考验。如此众多的考验让人窒息，有人便想到了逃避，萨特把这种逃避称为“自欺”。然而就算他逃避一个选择，逃避自由和责任，他也总是已经选择了逃避。逃避是一种背叛，它背叛并否定了人的历史，它试图返回的故乡不是人的家园而是动物的巢穴。自由、选择和对责任的承担，意味著人的个性之塑造。
对韦伯来说，秉持“责任伦理”的政治家则被视为典范。一个政治家必须清楚地洞察在走上不同方向后可能导致的结果，他要在做与不做之间作出抉择。（资料图片）
祝圣只能是对一个人的祝圣，而非一个动物，因为动物只配作牺牲。逃避选择、自由和责任，就是逃避成为人，如果不成为人，那么他就是试图成为奴隷，一个拥有著人的躯壳的畜生。禽兽才不会问“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凡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高贵，什么是粗俗；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奴隷”，因为它的本能和欲望早就替它回答了这一切。由于无须作出决断，那么动物对自己的周遭也即其感官所触及的一切就没有朝向性，或者区分。一切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之于动物总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动物缺乏一个世界，它们只拥有一个环境，而人则不同，他已经学会了暂时向某些本能和欲望说“不”（但不是取消它们），他必然在所遭遇的世界中有所决断、有所区分、有所取舍，他的生存（Existenz）即是“在世存在”（Sein-in-der-Welt）。
面对价值多元的情形，在〈以科学为业〉一文中并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例子。但在〈以政治为业〉中，秉持“责任伦理”的政治家则被视为典范。一个政治家必须清楚地洞察在走上不同方向后可能导致的结果，他要在做与不做之间作出抉择，“周旋于魔鬼的势力之间”。不论结果怎样，他都知道责任在自己，不在世界。换句话说，之于一个政治家，重要的事情不在于因降生于盛世而感到庆幸或者悲叹时运的不济。一个以政治为生而非靠政治而活的人，他最大的激情不是让人颤栗的、那种瞬间迸发出的激荡；相反，他的热忱是冰冷，是对理性与清醒长久而隐秘地秉持，“今夜如此，夜夜皆然”。对于其政治抱负的坚持，他要做到至死方修。换句话讲，政治家的宿敌只会是他自己。政党的纲领与口号一定是公开而鲜明，但政治家的底牌只能在最后才揭晓。这样的政治家，在《三体》这部作品中被称为“面壁者”，其典型是章北海，虽无面壁者之头衔却行面壁者之事。在这样的政治家身上，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合一的。
如果一个人在找到内心的呼唤之后，以这样的政治家为榜样，勇敢地面对他被抛入其中的世界的要求，那么不论他被抛在何处，他的生命将总能够嵌入到他所献身的志业当中。他所献身的事业并不抹消他的个性，他的个性也不会侵占整体，有限与无限就是如此被关联在一起，就如夜空中闪烁的星光，不仅澄亮了自身，也显出了黑夜的纯净与柔和。正是如此，我们才会感叹：在贫乏的年代里黑夜与白昼是同样的落寞，而在激荡的岁月中总有群星在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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