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亡的超越
死及死后世界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有人锲而不舍地探索，其主流是哲人的理性观照和宗教家神圣的断言，但近年来，死亡问题已溢出了严肃的书斋和神圣的殿堂，变为普通百姓热门的话题。
作者：郑晓江
“死”是人类最大、最深刻的悲剧。死实际上强烈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对死的解析可以转化为规划人生的重要资源。由此，对死的沉思和探索就一直伴随著人类自身的发展，时至今日，更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一、死：永恒的话题与热门话题
死及死后世界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有人锲而不舍地探索，其主流是哲人的理性观照和宗教家神圣的断言，但近年来，死亡问题已溢出了严肃的书斋和神圣的殿堂，变为普通百姓热门的话题。
希腊人有著深沉的悲剧意识。在死亡临近时，希腊最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谢绝了营救其逃亡的计划，送走了痛哭流涕的妻子，坦然自若地与狱友们谈著“灵魂不死”的哲理。他说：“我何必忧虑死的到来？因为死，我回到那智慧而善良的神身边。”苏格拉底坚信，死是神对他的召唤，他因此而可以脱离这罪恶遍布的世界，回返高贵的“神”的身边。这种死的“理念”使他把鸩毒当美酒一饮而尽。哲人逝矣，但其面对死亡的坦然，安详，其对“理念”的执著、坚定，尤其是他的伟大而崇高的人格，积淀成了一种死亡精神，对西方人的死亡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基督教对死亡的看法则更深更强烈地影响著西方世界，鲜血淋漓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西方基督徒顶礼膜拜的对象。耶稣通过他的死而为人类赎免了罪过；同时耶稣与人不同的是，他“有权舍弃生命，也有权再取回生命”，能“死后复活”，永恒不朽。人们在耶稣之死的具像中体味出了死的意义，即：追随耶稣，虔诚地信仰上帝，一生赎罪，从善去恶，以在死后进入“天堂”，获得永生。这样，死演化成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核心。
在中国文化中，虽有长期的重生乐生的传统，但哲人对死亡的探求还是源远流长的。从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的命题到道家“死生，命也”；“生死为一条”的看法，以及墨家“明鬼”，“节葬”的要求等等，无不都是对死的问题上下求索的表现。
当人类由自然经济的生产转换成工业经济的大生产之后，求利、求享乐成为人生存活动的轴心，现世的问题，如提高经济发达程度，提升公民的生活水平，获得财富和地位等，逐渐地在人类意识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类生存的天平由此严重地倾斜于生而忽略于死。这导致了对死的不解、担心、焦虑、害怕成为当代人普遍的心理。近几个世界以来，这种重生忽死的现象逐渐有了改变。
19世纪，地理学家阿尔伯特．海姆在一次攀登险峻的阿尔卑斯山时，因意外事故几乎丧命，复原后，他回忆出自己濒死过程中一些奇特的心理体验，并认为这对揭示死亡之谜非常有益。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从世界各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在1892年公布了研究结果。他指出，濒死者的主观体验有著惊人的相似，如产生某种超然平和的高峰体验，目睹某种超自然的壮丽景像，耳聆天上仙乐的缭绕等等。
1975年，雷蒙．A．莫蒂出版了《生命之后的生命》，详细分析了150例濒死者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濒死经历很难用语言表述，死亡体验仍然难以破译。莫蒂把濒死经验定义为：人在弥留之际因为恐惧死亡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科学尚未发掘的奇特现象。
当代中国对死亡问题的全社会性关注由一例安乐死事件拉开了序幕。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出现了身患绝症病人的家属要求大夫行使“安乐死”的医疗措施，后被告以杀人罪提交法庭，经过6年的漫长审判，汉中地区中级法院终于驳回“故意杀人罪”，正式宣告两被告无罪。这之中及之后相继发生的安乐死案件，使学术界、法律界、医药卫生界和普通百姓都对死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7年1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北京医学伦理学会共同发起召开了安乐死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伴随著国人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出版界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死亡问题的著作，如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的《飘向天国的驼铃——死亡学精华》（1990年）、《安乐死》（1988年）、《人的生死之谜》（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著《死亡探秘——人死后的另一种境况》（1992年）；求实出版社出版的编译著作《生死对话录——世界名人墓志铭》（199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死亡哲学》（198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译著《向死而生》（1993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无畏的赞歌——死亡崇拜之解剖》（199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生与死——佛教轮回说》（1993年）等等。
中国各种类杂志报刊更是推出了有关死亡问题的一大批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今日中国在死亡问题上突显的是安乐死。张爱平认为：“倡导人们珍惜生命而正视死亡，直面生亦能直面死，‘恬于生而静于死’，把死亡当作一种自然宁息来承受，建构起合理的心理适应机制。”顾海兵先生则指出：“试想，如果没有死亡，人口数量无限制增长，地球资源被吃光用尽，人类还能生存发展吗？因此，死亡的不可避免是人类延续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是伟大的。”
二、死：能否超越及如何超越？
死是个体之人的消亡，随著文明的进步，科技越趋发达，人类超越死亡的途径和方法也多元化了，简而言之，有如下几种：
1.世俗化的超越死亡之路
超越死亡最简便的方式是生儿育女。古人早就有子女是“父精母血”合成的观念，因此，子女在父母亡故后仍然活著的事实，说明了为父为母者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灭绝；而子子孙孙永远的繁衍，无疑是生命的环环相续、永不中断，从而超越了死亡。现代生物科学的研究证明，所谓“父精母血”，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基因，它借助于个体生命繁殖自我，代代相传，相续相接，从而实现不朽。
另一种超越死亡的世俗化道路是：努力在个体生命中融入整体性，在有限的时间内渗入无限性。死实质上是生命个体的毁灭，是生命时间的有限；因此，超越死亡可选择的方式是使个体生命转化为整体生命，由有限时间进至生命的无限。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推崇“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精神。所谓“立德”，即是要个人突破自我的所思所求，具备崇高的社会性伦理和道德品质，从而生前受到社会性赞颂，死后有人推崇。这意味著在个体生命中融入了整体性而达到对生命有限的超越，是为“不朽”。所谓“立言”，即是人们说出具备社会性、人类性、导向性的言论，著出超越时代的永恒性著作，它不仅在自我生命存在时限内可以激励世人，而且在“立言者”逝后，仍然可以造福于人类。
那么，“立言者”也相当于在个体生命中融入了整体性，获得了超越时空局限的生命存在，此亦为“不朽”。所谓“立功”，即个体之人生前建功立业，为国家、民族、社区的存在和发展做出了不巧的功勋，从而世代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推崇，这样，个体生命就包容了整体性，达到了对自我生命时间限度的超越，成为“不朽”。这三者都圆了人们超越死亡的永恒之梦。
还有一种超越死亡的世俗化方式：纵欲和无止境地攫取。纵欲者采取的超越死亡的方略是：在生的疯狂中忘却死。如在醇酒的酩酊大醉中不知生死；在声色犬马的追逐和放纵中不思生死。攫取者超越死亡的方法是：既然死是人有限获取的完全丧失，那么无限的获取就可实现对死的超越。
以第一条超越死亡的世俗化道路而言，它依赖的是人类自然的生理本能，只要是正常人在正常的情况下都能做到。而第二种超越死亡的世俗之路则充分展示了人异于万物的特性，即超出个体生命的需求，去关怀天下苍生和千秋万代之事。至于第三种超越死亡的策略，则应该说是失败的。
纵欲者采取的超越死亡的方略是：在生的疯狂中忘却死。如在醇酒的酩酊大醉中不知生死；在声色犬马的追逐和放纵中不思生死。攫取者超越死亡的方法是：既然死是人有限获取的完全丧失，那么无限的获取就可实现对死的超越。（VCG图片）
2.宗教性的超越死亡的方法
宗教一般都建立在解脱世俗人种种痛苦的基础之上，而死是人类最大的痛苦，故而自然成为宗教的核心问题，其中佛教尤为突出。
在佛法中，死蕴有二层完全不同的意义：一是世俗人之死。许多人认为人只有一生，只有一死，故而死可以解脱一切人生诸苦；而佛教指出，人不仅有一生，且有无数之生，因此，人也不仅有一死，实则有无数之死。死不过是众生从此世界往生另一世界的“中介”和“桥梁”而已，也就说，人们通过死而在“地狱趣、饿鬼趣、畜生趣、阿修罗趣、人趣、天趣”中轮回不已，所以，世俗之死决非人生痛苦的解脱，相反，有可能是更大更强烈的人生痛苦的开始。死的第二层意义指佛之死－－“涅槃”。当一个世俗人悟解了人生即是苦，死后更为苦，便决心出家求佛法，经过艰苦的修行，守戒，孜孜不倦地诵经打坐，最后悟得了佛法真谛，通过“涅槃”而跳出世俗的生死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时人无痛无苦、无生无死，永恒且不朽－－这便是成“佛”了。可见，这种“涅槃”之死决非世俗的死亡，而恰恰是新生，是世俗躯体的死，“佛”之体的诞生。
佛教通过“涅槃”之寂灭来超越死的方法实质上是把实在的死亡超越转换成心理超越。因为作为新生来看待的死－－涅槃，以及无死之“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无法捉摸无法实证的，因此只能求助于众生坚定的信仰，求助于众生的心理转换。当一个人信念坚定，对成佛无限渴求时，确会迸发出不畏死、不怕死、不恐死的态度，甚至会热切地盼望死的降临－－当然是新生之涅槃。这就是真正的宗教徒往往表现出极大的献身精神，且远比世俗人不畏惧死的根本原因。从这一视角而言，宗教性的超越死亡之路有其心理学的意义，对世俗人亦有其死亡智慧的启迪价值。
佛教通过“涅槃”之寂灭来超越死的方法实质上是把实在的死亡超越转换成心理超越。（VCG图片）
3.哲学的超越死亡的途径
与宗教相类似，死也是哲学探讨的永恒及核心课题。这一点在现代西方存在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哲学家雅斯培（公元1883-1969年）说：“……从事哲学即是学习死亡；从事哲学即是飞向上帝；从事哲学即是认识作为实有的存在（大全）”。（注：雅斯培：《哲学与科学》，文载《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8页。）在雅斯培看来，人生摆脱不了四种状态：痛苦、斗争、犯罪和死亡。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哲学思维来认识死亡，发现死亡即是个体存在的毁灭，由此，人必须超越个体的存在去与整体的“实有存在”合一，并使自己按这种可超越死亡的存在性方式生活，从而摆脱对死亡的恐惧。
雅斯培认为这种实有的存在（大全）只能是“上帝”，人只是茫茫宇宙里的渺小灰尘，什么都不是，只有献身“上帝”，才能由上帝的实在、真理和存在的完整性获得自我性，人们只能通过这种“超验”达到超越死亡。雅斯培说：“如果说从事哲学活动就意味著学会死亡，那么这不是说我回想到死亡的恐惧，……而是说我按照超越存在的尺度永不停息地从事实践，从而使当前现在对我来说更为鲜明。”（注：雅斯培：《哲学与科学》，文载《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1页。）把握当前的“在”，而与那个无限的“在”者（“上帝”）沟通合一，于是便超越了死，获得了神性，即不朽性。
另一位西方大哲海德格以死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看来，人就是“为死而在”的，人刚刚诞生，便意味著“步向死亡”。人是由不断的死之过程构成的，所以，人类非“向活而在”，而是“向死而在”。这样，海德格要求人们“先行到死中去”，直面死亡，真正达到“向死而在”。因为死，也只有死是最为个体的，死不能由旁人代替，也不能被他人拿走，它是唯一个人的事。死的这种人的本质启示人们坚持自我独特的“在”，排斥任何外在的支配，摆脱世俗的枷锁，突显自我的个性，这就由死而获得了生的大自由。因此，人们不必讳言死，人们应该“先行到死”，真正把握死对人存在的巨大意义，由死而返观生，才能更真切地热爱此生此在，在有限的生存时限中最有效地选择各种可能性，充分展示生的辉煌。这样，人们便能“自死而得自由”了。
在中国谈死亡问题最透彻的莫过于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庄子死亡哲学的核心是“齐同生死”，认为人之生是“道”暂时的寄寓，人之死则是向“道”的复归。生、死表面上看区别极大，本质上则和通为一，且相互间的转化犹如春夏秋冬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既然如此，人又何必去畏死悲死和恐惧于死呢？因此，庄子“妻死”，其还能“鼓盆而歌”。庄子指出，真正得道之人，从不为自然世事变化而心动，对生死、贫富、贤愚和寒暑等任何状况顺其自然，故而能“逍遥于无何有之乡”，达到“至乐”之境。也就是说，人们只是纯镜面式的反照万物、随顺万事，而决不对之做价值上的优劣美丑是非好坏的判断，因为它们都是“道”的产物。由此便把世俗人眼中性质完全不同的生与死通贯为“一”了。所以，得道者既不以生为可喜、死为可哀，也不以死为可喜、生为可哀，仅仅是如此而已，无有它哉！这不仅是死的超越，也是生的超越。
哲学上超越死亡的途径虽然很多，但多是从理性上分析死亡的本质，寻求生与死的共通性，以及努力于使个我的有限蕴含无限。像雅斯培要求人们在个我的生存中努力回归“大全”（“上帝”）；由于海德格把死转化为人生的本质，以及庄子要求人们面对生死的不同状态，只保持事实顺应而摒弃任何价值的分辨和情感的波动。这种种超越死亡的方式建构在一种哲学理智的思辨和对万物本质透悟的基础之上，对当代人解决死亡的诸问题当有极大的益智作用。
哲学家海德格最久负盛名的研究，就是“向死亡而存有”（链接）
4.心理学的超越死亡的方法
由于死亡是人类不可逆转的终点，它对每个世俗人构成了终身的恐惧，尤其是对临终者而言，伴随著死神脚步的越来越近，心理上的害怕、恐惧、痛苦愈益增加，此时，心理的慰藉就显得特别重要和必要。无憾、坦然、无恐惧的死亡对每个活著的人都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希望幸福地生，但也强烈地乞求安然地死，这即是临终关怀在当今社会如此引人注目、发展如此之快的重要原因。
死亡的心理学超越完全有别于实在的超越，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安慰，它综合性地运用宗教的、哲学的等人类文化提供的成果，对临终者及患者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如告诉他们：死是生命无限延续的组成环节，死不是生的失败和生的毁灭，而是生的延续和生的必需。对死不必恐惧、不必焦虑，而应坦然接受。对死者的亲属而言，死作为人必至的归宿，每个人都应该坦然地接受它，不要因为亲人的去世而伤心致病，以至于防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是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和生理之病降低了生命的质量，即便是死者也不希望如此。生者更好地生，正是对逝者最大最好的告慰。诸如此类，都是从心理上超越死亡的可行办法。死亡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而超越死亡则是人类永恒的企盼。人类既然是“万物之灵”，是自然界唯一能自觉意识到自己会死及死亡意义的动物，那么，必能在解决生之问题的同时消解死，超越死。
原文参考文献：
[1]【美】斯．格罗夫著，雁栖 李军译.死亡探索——人死后的另一种境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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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