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台北物语》的政治经济学
《台北物语》是一阵挑衅和发泄的狂风，施虐者是在影厅里喧哗吵闹的观众，对象是资本主义台湾冠冕堂皇的门面、首善之都：台北。
《台北物语》是一阵挑衅和发泄的狂风，施虐者是在影厅里喧哗吵闹的观众，对象是资本主义台湾冠冕堂皇的门面、首善之都：台北。
“异化的动词alienate有多种意思。对人或体制的信任异化，可能极其严重地损害社会结构。我们为了某些无法说清、无可挽回的损失感到悲痛时，便是体验到和内化了这种异化。作为主动的心理状态，异化是指对于自己实际或觉得被压迫或剥削感到愤怒和充满敌意，并以行动发泄这种愤怒和敌意，有时会在没有明确原因或合理目标的情况下，以激烈行为宣泄对世界的不满。例如，当人们因为生活中缺乏机会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结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丧时，便可能会出现异化的行为。”（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2016）
这就是《台北物语》现象，它不只揭露、不只批判，还用不按牌理出牌的节奏激怒观众、挑起观众的劣根性，对电影里的桥段和人物极尽轻蔑，藉情感冲动洗涤异化社会的苦闷。
首先，是荒谬的片段穿插在故事之间，打断一般电影正常的故事线，前一秒还在交代主人翁的遭遇，这一秒镜头突然转到不相干的路人身上，看她焦躁不安地依照银行客服系统的指示，按著市内电话的按键，强迫观众一起听“国语请按1，台语请按2……”那冗长到难以忍受的电话语音。
又或者突然带到三个坐在长椅上的妇女，彼此确认“现在几点几分？”这个无聊的问题，最后才发现三个人的时间都有些微差距，“五点零一分”、“五点零三分”、“可是我还是五九分”、“我对电视新闻”、“我对中广”、“我对火车站”，种种无关宏旨的对白，简直快把观众逼疯了。
此外，本片最抢眼的明星：“吊扇”，在重要的对手戏前，时不时会横空飞来一个凝视天花板的镜头，看著倒挂在天花板上的吊扇转…转…转…直到拖延时间超乎观众的忍耐。还有在紧凑的对话间，那只原本默默待在客厅一角的大麦町狗摆设，硬是占据镜头正中央的位置，仿佛要观众细细品尝它的内心戏。
上述桥段，看似打乱原本流畅的故事，然而市井小民在现代化设施前的徬徨，以及许多喧宾夺主的“非人之物”，都在正正暗示都市运作受物质文明的宰制、人本身的无能为力和无足轻重、台北生活的背后自有一套非人的逻辑在运作。
《台北物语》是一阵挑衅和发泄的狂风，施虐者是在影厅里喧哗吵闹的观众，对象是资本主义台湾冠冕堂皇的门面、首善之都：台北。（电影海报）
其次，《台北物语》的人物设定也很有趣，故事正式开始于一间有游泳池的别墅，池畔坐著一个优雅的女医师和她的父亲，这是个企业主之家，父亲是富甲一方的企业老董，他帮女儿媒合姻缘，并用自己的势力帮女婿选上市议员，真是对不折不扣的神仙鸳鸯，借用马克思的话，他们是台湾社会的“统治阶级”。
这对因为权力而结合的伴侣，无法忍耐婚姻的束缚，因此夫妻各有情妇情夫，尤其是市议员先生，他不但有情妇，还雇用情妇的弟弟做助理，这对姐弟为了生存紧紧抱住议员的大腿，一个满足老板的色欲、一个包办台面下见不得人的肮脏工作。
如果这部电影有一个故事主轴的话，那就是一桩五千万利润的工程弊案了，这是个十足台北的故事，更是台湾民主的写照，市议员助理和建商偷偷在茶馆碰面，七位市议员帮一桩工程案护航，帮这名专门承包都市更新、为赚钱不惜谋财害命的建商开道，建商从税金赚取暴利，而市议员狮子大开口要求一人五百万的回扣，和有钱人私相授受毫不手软，只要小心避免酒驾和外遇等负面新闻被踢爆，就足以再次赢得选民的托付。
都市是资本积累的中心，国家是资产者的管委会，资本牟利的逻辑是推动城市运转的驱力，这不正是台北生活缺乏人味的原因吗？
再次，电影里登场的除了菁英阶级以外，还有一个游手好闲的惯窃和一个倾家荡产的寡妇，在一个寻常夜晚，惯窃顺手牵羊偷走了一辆计程车，在路上巧遇了寡妇，最后由于连串的阴错阳差，他们抓住了议员的把柄：酒驾和外遇的证据，原本只想诈骗个五十万就好的惯窃，在寡妇极力劝说之下，也横下心来决定狠狠勒索个五百万。
像这类无职业和赤贫之人，城市里并不少见，这种人被马克思称为在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流氓无产者”，比起反抗，他们更甘愿被收买或者去做反动的勾当。惯窃的爸爸因为家被建商放火而一蹶不振，间接导致了他的堕落，寡妇被女医师误诊而以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散尽钱财后生活陷入困境，严格来说他们都是有权势者手下的受害者。
但是在电影里，他们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无不卑鄙，一点也不值得同情。在这个故事里，不同阶层的人串在一起，上对下、下对上、心照不宣或开诚布公的结盟、掠夺。有钱的人想继续当有钱人，啃食著底层，没钱的人也想当有钱人，逮到机会就狠狠反咬一口，“五百万”就像个神秘符号，是所有人灵魂深处的共通语言。
看似异质化的城市，虽有形形色色的谋生方式，但人们背后的价值观却高度同质化，从位高权重者到贩夫走卒都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思考，台北既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这里什么都是商品化的，而金钱，则是商品世界的通行证，是可以被私人拥有的社会权力，因此，贪欲压倒一切，赚钱就是道德。
故事中，当每件不可告人之事都被掀开后，众人反一哄而散，留下情绪被翻来覆去无法平息的观众，胸口一股冲动无处可发。（网络截图）
最后，电影来到结尾的高潮，议员、女医师、情妇、情夫、助理、建商、惯窃和寡妇共处一室，议员和建商分赃、助理和黑道勾结、情夫见异思迁言不由衷、家被强拆的惯窃闯空门害情妇一家陷入贫穷、女医师滥用丈夫权势、享尽荣华富贵的寡妇要讨公道。
无数条故事线牵强地纠结在一起，每个角色同时深陷其中、同时又仿佛事不关己，谁都受害、谁都没资格谴责别人也没资格主持公道，所以这个场景下吐出来的每句对白都荒谬，电影里的经典无厘头台词“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可以说是这里最恰当也最不恰当的注脚。
当每件不可告人之事都被掀开后，众人反一哄而散，留下情绪被翻来覆去无法平息的观众，胸口一股冲动无处可发。
原因无他，这部电影不但撕毁了人的道德面具，更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没有正义没有希望的体制，让观众深刻体验到自身的这种异化，也让观众被推向了集体疯狂，第二次、第三次买票进电影院，无视基本礼仪对著萤幕大声吆喝，自虐式地复诵片中牛头不对马嘴的台词，在生活中拼命找寻荒谬。
其实《台北物语》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人们对冠冕堂皇之物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对资本主义式的道德也早已厌烦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