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想一种道德的色情作品 ――读《虐待狂的女人》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是英国当代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家，她以叙事实验和语言创新而著称于世，并以超现实主义的奇异故事而自成风格。其中，《血窟》等小说致力于解构童话故事所建构的女性形象；《新夏娃的激情》、《马戏团之夜》则以后现代的手法拆解了性、性别、种族等一切刻板定见，编织了一个个绚烂飘忽的新童话故事。卡特不仅以小说进行文化批评，也发表大量的评论文章，参与当代各种思潮的论争。
“道德色情”（Moral Pornography）是安吉拉．卡特在《虐待狂的女人：文化历史批评练笔》（The Sadeian Women：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1979）一书提出的概念。卡特大胆地把色情与道德并置，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以此提倡一种可以服务于女性的色情作品。一般而言，色情作品是由男人创作，并为满足男人的欲望而生产的。
卡特认为，传统的色情作品往往以神话的方式运作，抽离了社会现实，从而掩盖了性关系赖以产生的现实矛盾；女人不是要逃避色情作品，也不一定要消灭色情作品，而是要积极利用这一文类，生产出颠覆传统的、为妇女所用的色情作品。基于此，她认为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堪称道德的色情作家，因为他揭示了造成妇女屈从的社会现实，他肯定了妇女的性权利，生育不是妇女必须尽的义务，妇女可以摆脱生育的舒服，享受性的愉悦。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
一、女性主义关于色情的论争
“色情”是女性主义理论关切的重要议题之一，因为色情作品承载了各种厌女的想像，色情工业吸纳了大量女性参与其生产的各个环节，它是女性屈从地位的根源之一。相对于传统从“淫秽”的角度批判色情，女性主义者主要批评色情品对女性的矮化和物化女性。她们认为性本身没有错，问题出在色情作品想像女性与表现性的方式。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运动与民权运动结盟，更加关注妇女的性权利。正如美国学者伊丽妮（Irene Diamond）所论证的，在过去几十年间，色情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原来普遍认为色情是关于性行为的，而今则认为色情是关于权力与暴力的问题，色情议题关切的不再是男性作者与男性消费者，而是妇女。换言之，女性主义更关注妇女在色情作品的制作、传播与消费等各个环节中是否拥有权力，是否能够免受污辱与伤害。
20世纪80年代，妇女反色情运动遍及欧洲各国，并催生出大量关于色情的论述。反对色情的著名学者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认为，色情赤裸裸地展示对妇女儿童的强奸与暴力，本身就是性强迫、性霸权和性剥削的形式，它们“把强奸、殴打、性骚扰、卖淫和对儿童的性侵犯色情化，从而确立了男性威权并使之合法化，把控制与屈从的关系也情欲化。”她的盟友德沃金（Andrea Dworkin）也认为色情作品的实质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它唤起了男性内心深处的死的本能，并鼓励男性以性的方式投射到妇女身上。她们起草了人权法案（Minneapolis Ordinance 1983），并积极推动以法律形式禁止色情作品的生产与消费。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激烈反对麦金农的做法，凯特．米莉特、盖尔．鲁宾等著名学者组成“女权主义反检查制度行动力量（FACT）”，她们站在“反对审查制度”的立场，捍卫出版和言论自由。她们反对压制，呼吁改变：我们应该改变色情品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多出版为女性服务的色情作品，鼓励女性去消费男性，或自己消费女性，用女人的话语去表达女性的性，以取代男性话语来表达女性的性。总言之，是“由女人来生产，为女人而生产。”安吉拉．卡特热情响应这一呼吁，她的文化批评著作《虐待狂的女人》和《没有神圣：被选择的书写》，就致力于批评色情文学、色情明星、《花花公子》杂志等现象，并倡导一种对女性友善的道德的色情作品。
卡特在解读萨德的作品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色情的概念。在20世纪之前，萨德被大多数国家查禁，如今，萨德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罗兰．巴特称之为“萨德神话”。在卡特之前，已经有很多著名的学者为萨德辩护，包括诗人阿波里奈、拉美尔、波德莱尔、布朗肖，著名学者傅柯、巴塔耶和罗兰．巴特。阿波里奈称赞萨德是“有史以来最自由的精灵”。巴塔耶把萨德看作是文学创作的违禁者，是勇闯世俗禁区的先锋，是色情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关于色情的论述遵循的是萨德提供的两条道路：违禁与否定。傅柯也这样说过：“萨德的性是没有规范的，缺乏有关自身本性的内在规则。”而傅柯认为萨德解放得还不够彻底，还是以生殖器为中心的。巴特强调萨德的魅力是他所创造的复杂的语言世界，巴特在其《萨德、傅立叶、罗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一书说，他们三人都不约而同创造了自己的语言系统，他们的作品都以原创性的符号展现了不同凡响的独特意义，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热情（傅立叶）、情色象征（萨德）及宗教精神（罗耀拉）的颠峰境界。
安吉拉．卡特赞同这些学者的论述，然而，她有不同的阅读目标，她要重新唤起人们对萨德笔下的女主角的关注，并以此参与女性主义关于色情的论争。她的阅读方法并非传统的、接纳式的解读，而是女性主义所常用的对抗式阅读、对话式阅读、歪读；她拒绝成为被动的读者，而是积极地介入、补充、阐发文本的意义。
二、何谓道德色情
色情的词源来自希腊语的“porne”，是妓女的意思。牛津英语词典对色情的解释是：“对妓女或她的恩客的生活方式的描述。”朗文英语词典的解释是“目的为了唤起性兴奋的作品”。从词义来说，“色情”除了与性密切相关，也与淫秽和不道德联系在一起。当卡特提出，色情作品可以是很道德的，是可以为女性服务的，她的观点马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正如她在1988年的访谈中说的：“道德色情这一术语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导致（部分）姐妹们的误会。”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卡特的论述是伪女性主义的，是敌人阵营派来的奸细。卡特在的一篇文章中辩驳道，她对萨德的阅读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是旧瓶新酒，而她非常乐意看到“新酒把酒瓶撑破。”她希望透过这种创造性的阅读来打破那些包裹在经典文本四周的厚重而僵化的意义。
在《虐待狂的女人》的前言部分，卡特描述了道德色情作家的必备条件：承认每个性别都有享受性与性愉悦的权利；以色情作品来批判现实社会中不平等的性关系；通过对现实的、多样化的两性关系的描述，揭示把肉体神秘化的传统文化的运作；不把女人看作敌人而是盟友；拒绝把两性关系看作是普遍化的、恒定不变的。（SW, 19-20）在卡特看来，道德的色情作品是那些勇于批判现实，积极倡导女性的性权利的作品。
然而，大部分色情作品并不符合卡特所定义的道德。卡特批判传统色情描述的只是抽象的欲望，而不是真实的男人与女人的形象。她把色情文学的历史追溯到街角、厕所墙上信手涂鸦之作，她说，那些只描绘生殖器的涂鸦，把女性的身体表现为零与虚空，这一虚无的符号，正是很多色情作品的样本，把女性表现为被动的、等待男人来填满并赋予意义的。与麦金农、德沃金不同，卡特批评的重点不是色情作品如何把女人矮化与物化，而是探索色情作品如何把女人抽象化、符号化、虚无化。色情作品依据“生理决定命运”的逻辑，把性简化为生殖器的抽插运动，这些作品表现的不是独特的个体，而是抽象的群体特征：“所有的色情作品直接来自神话，它的男女主人公，从最粗俗的到最细腻的，都是神话的抽象……这些原型的再现之中没有真实的女人和男人。”（SW，6）卡特从色情作品里读出了神话运作的脉络，从中可以看出她思想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罗兰．巴特的神话研究，解构神话的努力贯穿于她一生的思考与写作之中。
卡特认为，性行为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意识形态控制著人类最隐私和最亲密的行为。在上床之前，对方的阶级地位、父母的生活、银行存折、性与情感的期待，乃至我们所有的生平经历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相对而言，女人更难于自由表达自己的欲望。在文学以及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贵妇人虽然对丈夫的男仆动了春心，但碍于身份地位而裹足不前，但她的丈夫不会介意勾引他的男仆的妻子。《咆哮山庄》的凯瑟琳不能嫁给克利斯多夫，因为他可能是从孤儿院捡回来的。她只是存著这样的念头，就已经高烧并早夭。女人们拒绝性与爱情的吸引，仅仅是因为考虑到阶级、宗教、种族和性别。我们性交的方式更多地不是由亲密关系决定的，而是由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所决定的。萨德在18世纪就发现了阴蒂是女性性欲的关键，而19世纪的佛洛伊德却拒绝承认这个简单的事实，认为女性只有从阴蒂快感转向阴道才是正常的。
Andrea Arnold执导的电影《咆哮山庄》于2012年上映。（网络图片）
卡特批评大部分的色情作品根本没有发挥其基本的功能。色情作品只唤起性兴奋，情节雷同而毫无新意，只为促使性行为的发生，而无法给读者（观众）带来意外和惊喜。其次，色情作品尽量回避真实世界的状况，也不自由表达欲望。色情作品是男人制作为男人而生产的，几乎无法唤起女性情欲的描写；从方法上说，就像给旱鸭子写航海指南，不得要领；从思想上说，女人如果按照这样的文化脚本去做，她必然会失落自我，也失去她的伴侣。她什么也得不到。卡特进一步推论说，由于忽视了社会环境，因而肉体被神秘化，对愉悦的追求变成了形而上学的需求，并且振振有辞说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而世界则从抽插的场景中失落了，消失了。
卡特在批判了色情作品的抽象化与空洞化之后，转而从萨德的作品中寻求符合道德的色情作品。卡特的这个选择把她置于激烈论争的漩涡之中，很多女性主义者都视萨德为敌人。西蒙．波娃、凯特．米丽特、德沃金把他视为极端的厌女主义者和男性蔑视女性的代表。卡特也并非全然肯定萨德对女性的描写，但是，她要试验一种对抗式的阅读方法，通过置换文本的意义，阅读出对抗它自身的意义来。
卡特肯定萨德的反叛精神与讽刺手法，且认为他是最彻底的，“他相信我们可以给社会带来激进的改变，其目标是让我们抛弃那些深深地嵌入我们的本质之中的权威，包括老亚当、上帝、国王和法律等象征男性权威的意象。”（SW，24）显然，这种变革的精神是与卡特的解构神话的规划是一致的。总而言之，萨德可能成为女性的同盟，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萨德明确表明，女人也可以主动去做爱，他鼓励女人大胆释放其性能量，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历史，从而改变历史。其次，萨德质疑母职的神圣性，反思那些视母职为天然职责的文化理念；萨德戳破了婚姻的神话，指出那些看似稳定的关系可能包含了最残酷的剥削。再次，他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女人，而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去思考。由于他把性看作是政治现实，因而无可避免地是违背法律的。最后，萨德的作品被禁，不是因为淫秽与反道德，而是因为他的作品挑战了主流的价值体系，直接描写了社会的不公正。
总言之，道德的色情作品应正面社会现实，它跟其他文学艺术一样，不放弃其对社会的关怀，也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卡特认为，如果色情作家严肃看待色情创作，把色情作品看作艺术来追求，而不是仅仅为了性刺激而制造的商品，它就有可能是道德的，并有更高的艺术价值。
三、道德色情作家：萨德
如果从故事表面来看，萨德的著作确实是诠释了这样的道理：好人常常被荆棘刺伤，恶人却总是收获玫瑰。然而，卡特对萨德进行了对抗式的、颠覆性的阅读。她关注的是萨德所揭示的血淋淋的现实，女性正是处于这样的现实困境之中：善良纯真的女性遭受欺诈与虐待，敢于追求权力的女性才有出路，但又被迫变成恶魔。
卡特认为萨德可能成为女性的同盟，首先，萨德明确表明，女人也可以主动去做爱，他鼓励女人大胆释放其性能量，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历史，从而改变历史。其次，他描写了掌握著主动权的虐待狂的女人，萨德把这些女人（茱丽叶是典型代表，见《茱丽叶，或喻邪恶的喜乐》（法语：Juliette））描写成恶魔式的人物，卡特说，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自由的妇女会变成魔怪，她们会被放逐到人类社会以外。这些妇女为了获得性自由而伤害甚至杀害其他人，就像那些行侠仗义的人会杀害人一样。再次，萨德质疑母职的神圣性，反思那些视母职为天然职责的文化理念。最后，他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女人，而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去思考。由于他把性看作是政治现实，因而无可避免地是违背法律的。
萨德的《茱丽叶，或喻邪恶的喜乐》（Juliette）（网络图片）
那些反对萨德的批评家认为，萨德是扬恶惩善，是反人类、反道德的；很多女性主义者也批评他把善良的女性描写为性与暴力的对象，而把主动的女性描写成恶魔。然而，卡特歪读萨德，认为瑞斯汀娜和茱丽叶两姐妹代表了两种女性，一种是男人理想中的纯洁完美女人，一种是敢于反叛的新女性。萨德的描述正是与女性主义的洞察殊途同归：柔弱顺从的女性最终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而叛逆的女性得以活出真我。
瑞斯汀娜善良、纯真，是一位近乎完美的基督徒。她13岁时，由于父亲掌管的银行破产而沦为身无分文的孤儿。她尝试服务于教堂、做清洁妇、女仆，但却处处被人陷害、利用，被男人强奸、虐待乃至几乎毙命，然而，她始终不改其善良纯真的本性。卡特分析道，她不断被惩罚，只因她犯了一个罪――她生而为女人。她为此而像被驱逐出伊甸园的夏娃一样，要以肉体的痛苦来赎罪；她又像女性的基督，严苛的父亲上帝只是为了自己的高兴而折磨她，她的美德只是为她的受难添上色彩，却对世人没有什么助益。她把美德看得比生命还重，美德是她生命的终极目标，但她没有能力反省这是谁定义的美德。瑞斯汀娜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她的贫困与女性气质合谋剥夺了她的自主权。卡特像那个戳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一样道破了真相：瑞斯汀娜所坚守的美德不过是男人为女人设计的华丽外衣；她所维护的女性气质――被动、情绪化、脆弱、哀伤、牺牲――正是男权文化塑造的典型的受害者。
在关于瑞斯汀娜的几部小说中，萨德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瑞斯汀娜受毒打和性虐待的细节。这是萨德的名字成为虐待狂（sadism）的原因，也是他为很多女性主义者所诟病的原因。卡特绕开了萨德对“弱肉强食”等自然法则的倡导，而把萨德歪读为一位讽刺家，认为他讽刺了文化建构的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卡特把瑞斯汀娜与好莱坞的玛丽莲．梦露相提并论，认为她们都是文化的产物。依据这样的文化，女性应该洁身自好，没有性欲。
在18世纪，女性在性方面的声誉决定其本质。瑞斯汀娜认为自己是好姑娘，因为她没干那种事；当她被迫干了那种事，她觉得自己还是个好姑娘，因为她没有体验到愉悦，说到底，性愉悦是女人的禁忌。在1940年代，活跃在好莱坞的梦露不可能没有性，于是她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是坏的；既然是坏的，受到惩罚也就顺其自然了，于是，她随时准备接受惩罚，并用惩罚和痛苦来愉悦观众。瑞斯汀娜与梦露何其相似，都是貌若天仙，有著小孩般的纯洁外表，灵魂向所有人敞开，对所有人都抱著信任的态度。她们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但自己却清纯而不知情欲为何物。她们总是猎人的目标，却从来不曾是猎人。
从卡特对萨德的阅读可以看到，卡特肯定的是萨德对残酷现实的洞察力，他拒绝说谎，他直接告诉读者，弱者就会挨打；只有变成强者才可能活出真我。卡特进一步指出的是，女性不要自我认同为弱者而期待男性的保护，而应该自己主宰命运，成为强者。茱丽叶就是这种强者的典范，只是她所处的社会现实让她的独立自主看起来像恶魔。
茱丽叶的命运与妹妹的相互映衬，相互补充，瑞斯汀娜所控诉的那些罪恶，茱丽叶都犯了。阿波里奈认为茱丽叶是18世纪新女性的代表，卡特承续这样的阅读脉络，把茱丽叶的故事看作是另一个版本的黑色童话：她在修道院接受了“仙女母亲”阿碧丝的教导，正如神话中的仙女给灰姑娘装备了马车与舞衣，让她可以进入豪华的社交场合，阿碧丝也把她培养成为理性、自主的女人，让她把美貌与性当作谋生的工具。父亲的死亡让她有了选择的自由，她迫不及待地来到妓院，在那里，她做爱只有两个目的，为了金钱或者愉悦。卡特认为，她跟20世纪伦敦或纽约的都会女郎一样，以女性气质为武器来谋取利益。茱丽叶撒谎，把自己的处女卖给了五十个客人；她遇到大人物时，愿意为了前途而做恶心的事情；她为了更快地继承遗产与爵位，她把丈夫杀了；为了保持苗条，她选择做人工流产；为了独占财产，她杀死女儿。她完全违逆了母性的美德，她拒绝了生育，因为她把性看作恐怖活动，看作是手榴弹，随时都可能扔给男人或女人。尼采说上帝死了，卡特则从茱丽叶的故事读出女神已死，新女性不再把成为善良、牺牲的女神作为人生目标。
四、道德色情作家：卡特
《虐待狂的女人》一书侧重强调了萨德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并强调萨德对当代女性的意义。卡特在引言部分说：“这本书既不是批判性的研究，也不是对萨德的历史分析，而是对二十世纪后期一些问题的诠释，这些问题是由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即关于文化如何决定妇女的本质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关系。”（SW，1）卡特敏锐地观察到文化神话对性的规范，并透过论文和小说写作来解构这些神话。
卡特在《没有神圣》一书尖锐地批评了《花花公主》（Playgirl）和《琳达．拉芙蕾丝的揭密》（Inside Linda Lovelace，以下简称《揭密》），这些书籍杂志都打著女性性解放的旗号，其实是再度把女性定义为被动的性对象。色情女星拉芙蕾丝在宣扬性自由时，完全没有“社会或精神解放”的理念（NS, 147），而只是伪装自己是自由的。在卡特看来，拉芙蕾丝的性冒险让她成为成功的电影明星，是因为她完全没有挑战观众的态度与立场。卡特认为，只有那些“开始对真实世界的真实关系进行评论”（SW，19）的色情作品才可能具有颠覆的力量。而拉芙蕾丝只是把这些关系变成了“各方的几何相交”（NS，149）。卡特对《花花公主》的批评则更加复杂，她引用《花花公主》的编辑宣言：“个体解放的成功是我们生存的典范”（NS，101-102），说明该杂志并不寻求社会的解放。卡特梳理了艺术作品中男性与女性裸体的历史，指出女性的裸体“几乎没有背离她的自我，因为她皮肤比衣服更有价值”（NS，103），女性裸体的历史使得女性的身体兼具活力与性的功能，而男性的裸体没有这样的图象学的意义。而《花花公主》的男性裸体不具有挑逗的作用，是因为其表现身体的方式非常庸俗。
琳达．拉芙蕾丝是一名著名色情演员，以演出电影《深喉咙》闻名。她因前夫成为色情演员，在离开色情电影业之后，成为反色情电影的发言人。（网络图片）
卡特批判《花花公主》和《揭密》中的庸俗色情描写，那么，她自己的文学创作展示了怎样的图景？是否符合道德色情的特征呢？卡特的小说也描写很多残暴的性场景，在她的第一部小说《影舞》，针对女性的暴力都是虐待狂式的，女主角吉斯雷妮（Ghislaine）被她的情人羞辱，她甚至乞求更多的痛苦与羞辱。在《爱情》中，安娜贝尔（Aannabel）自杀了，因为这是她唯一可以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中篇小说《血窟》对话童话《蓝胡子》，描写了地下室里刑具、断肢与尸体杂陈的恐怖场景。有评论家称卡特为“色情研究院的最高女祭司”。萨尔曼．鲁西迪则称她是“一枚火箭，一副凯瑟琳式轮盘”。她的爱情与性的故事充满残忍和战斗的火药味。
卡特笔下的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其本质是权力关系。她常常描写“一见钟情”，她最拿手的是戏仿，浪漫的爱情故事不过是烟雾弹，彼此的权力关系很快就得以揭示，《血窟》的浪漫故事是女主角以优美绝伦的钢琴赢得贵族的青睐，她婚后不久就发现丈夫是杀人狂；《新夏娃的激情》的依弗林追随妓女蕾拉回家，一路上眉目传情，一上床就表示出鄙视与暴虐。卡特笔下的性处于一种紧张、混乱之中，温柔的爱抚与和谐的性几乎不会出现在卡特的作品里，她更喜欢描写倒错的、暴虐的、禁忌的情欲。
跟萨德一样，卡特也在小说中描写茱丽叶式的敢于与狼为伴的、残忍的女性，同样，她也描写瑞斯汀娜式的女性人物，如《新夏娃的激情》中的八个妻子，《黑色维纳斯》中的湘，《霍夫曼博士的地狱欲望机器》中的阿尔柏蒂娜，卡特讲述她们如何屈从于文化的束缚，甘心承受男性的奴役。但是，她讲故事的方式不是让读者简单认同她们，正如卡特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言，“卡特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提出问题并指出它们的关系，她的目标是提升意识并促使变化；但读者也有责任，阅读卡特的作品必须保持一种积极的思考，只有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才可能从旧的关系中产生新的形式。”卡特希望读者从她的小说中读出女性与男性，女性与性的多种可能，她也希望把读者从故事引向其产生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特也是一位道德色情作家。
结语
20世纪70至80年代，女性主义围绕著色情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和深入的探讨，安吉拉．卡特从解构文化神话的角度参与了这场讨论，她一方面秉持了女性主义挑战权威、争取女性的性权利等的理念，另一方面借用了解构主义的理念，反思文化对性的建构。她反对麦金农与德沃金的观点，强调女性应争取性权利，而不是逃避和压抑性欲求。她作为一位先锋实验作家所具备的历练，也让她更有信心去展望一种道德的色情作品――这种作品鼓励女性主动地追求性愉悦，并且关注社会现实，批判导致女性收到性压迫的社会文化；这种作品追求文学的独创性与艺术性，拒绝成为唤起性兴奋的庸俗作品。卡特也通过大量的文学创作来思考道德色情的问题，她的小说深受萨德的影响，她对性的描写，蕴藏著她对性暴力、权力、社会文化的反思。
本文原载《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2)期 p.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