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华人？工作现场的国家认同和策略互动

在工作现场，我们也看到认同所呈现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人们可以在不需改变国家认同、甚至突显群体冲突的情况下跨越群体界线。在未来研究部分，本文认为更为重要的关键，是了解认同在不同层次上的差异（泛族群认同 vs. 国家认同），以及更系统性地理解个人或群体如何将认同运用在群体互动关系上。

作者：李耀泰（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社会系博士候选人）

不管在国外或国内，我们经常听到人们称自己或他人为“华人”。即使“华人”一词在某些时候可以用来当作政治动员的口号（例如：支持华人候选人）或是被转化成更广泛的政治诉求（例如白种人歧视华人），一般对于华人的认知仍多著眼于其文化和族群上的相似性；换句话说，这个词汇并不以国家作为特定疆界，而是较近似于Benedict Anderson所称的“想像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在族群研究领域，学者们使用“泛族群性”（pan-ethnicity）来指涉族群团体之间共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注一）；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和亚裔美国人不同的是，“华人”一词并非全然来自于主流（白人）社会的压迫，也非全然是为了呈现群体的特殊性；语言（中文）和文化（中华文化（注二）的共通性并无法避免人们在运用这个词汇上的差异性，也无法清楚呈现不同群体对于族群界限和国家认同的特定理解。在英文翻译上，学者们交互使用Pan-Chinese、Ethnic Chinese、Chinese等作为华人一词的英文翻译。但对于其定义和内容仍然莫衷一是，其模糊性至今仍是学界争辩的焦点（注三）。

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就是想了解“华人”一词如何被使用（或滥用），以及不同群体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其他群体。本文认为一个可以直接理解“华人”内涵的方式，是请受访者界定哪些群体可以被涵括进这个范畴内。以来自中国、台湾、香港三地到澳大利亚的移工为例（注四），笔者在这篇文章探索国家（national）和泛族群（pan-ethnic）认同的演变以及在工作现场所呈现的策略性群体互动。

本研究共访谈了三十八位受访者（十二位来自中国、十一位来自香港，以及十五位来自台湾），受访者主要来自笔者在田野调查的两个工作场所的同事，少部分则来自于社区组织；受访者包含了第一代移民（持有永久居留签证或是澳大利亚公民）以及短期来澳的移民例如学生或是打工度假者。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并不事先告知受访者任何关于华人的定义；而是请不同群体（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以出生地为原则）区别“华人”和“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的差异。

迁移脉络松动国家认同？

在访谈过程中，一个令人讶异的发现，是来自中国的受访者（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并不特别区分“华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对不少中国人来说，“华人”不过意味著“海外中国人”，或者是“拥有其他国籍的中国人”。从族群界线的角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会说中文的群体并不被视为“华人”，因为他们没有更“深刻地”融入中华文化并共享其内涵。另一方面，对于台湾人和香港人来说（注五），华人一词多局限于在文化层次，有些受访者甚至认为它的涵盖性以及政治上的敏感度跟“亚裔”差不多。他们可以接受自己被归类在“华人”的范畴，但在关于国家认同的议题上，几乎全部的台湾和香港受访者，都表达自己和中国人是属于不同的群体，尽管有部分香港人认为在政治地位上，香港和中国有所牵连（如图一所示）。这种对于群体位置的刻板印象，相当程度受到个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媒体和教育背景所影响。

这篇文章想要理解的是：迁移经验改变了什么？因此，笔者另一组的访谈题目，是询问受访者来到澳大利亚前后的认同变化。部分中国受访者提到，正是因为来到了澳大利亚、跟台湾人有了更多接触之后，才知道原来只有他们认为台湾人和中国人并无差异。如图二所示，在到澳大利亚之前，许多中国人因为没机会接触到其他群体，很直观地认为：香港和台湾属于中国，因此“当然”是华人的一部份；然而到了澳大利亚之后，不少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台湾人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同样地，也有不少的台湾和香港受访者提到，在国外，国家认同不再那么重要，“华人”身份可以提供一个他们参与不同群体（例如华人商会）、满足在海外策略性需求的机会；某些受访者更提到，有时候为了策略需求或是出于必要，他们在某些场合也可以对外宣称自己是“中国人”。“华人”或“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如同学者所述注6，就像是不同的面具，可以随时戴上或脱下，端视观众是谁。

认同作为一种跨界媒介

迁移脉络提供了不同群体互动、和了解对方想法的机会。这些新的认识、以及变得较为“弹性”的国家认同，使得认同议题不再那么敏感；相反地，它可以是日常生活和工作现场的讨论话题，人们也利用这些话题来跨越既定的群体界线。举例来说，笔者的台湾和香港同事在工作时经常在中国同事面前批判中国政府的保守和威权（某些受访者表示：“反正我们是在澳大利亚，不是在中国大陆！”），不少中国同事承认中国政府的威权，甚至能理解为什么台湾人民想要独立；此外，部分中国同事也经常开玩笑对笔者说：“你看得懂简体字，你也用微信，你根本就是中国人嘛！”

工作现场往往涉及更为复杂的阶级和雇佣关系，因此可能出现垂直（例如劳方 vs.资方）的群体划分。某些台湾受访者也提到，他们很佩服中国人的维权意识，因此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去争取劳动权益。

有趣的是，这些似乎突破群体界线的互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改变人们的国家认同。在用认同议题来满足不同策略需求的过程中，人们并未因此强化其泛族群（华人）的想像、并未重新定义什么是中国人或台湾人，也没有放弃原有的国家认同；这和Andreas Wimmer所说的各种跨越族群界线和改变身份认同的策略行为，有著明显的差异。

这篇文章的另一重点，在于突显场域的特殊性。在工作现场，一旦人们建立了互动模式、知道彼此的界线所在，人们便可以透过试探、突显、或隐藏国家认同等不同的策略来进行互动。当然，这篇文章并不在于做出普世性的宣称或预测，也并非主张任何工作场所都必然突显出类似的群体互动模式。在打工（短期工）的环境下，人们或许根本不在意认同议题，或者因为频繁更替的人事，导致人们敢更直接地表达想法（例如某位中国同事在打工后直接问我：你们台湾人真的都想要独立吗？）。“反正之后也不会遇到”，提供人们更为直接表达国家认同的契机。

在工作现场，我们也看到认同所呈现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人们可以在不需改变国家认同、甚至突显群体冲突的情况下跨越群体界线。（VCG图片）

小结：展现或隐藏认同的脉络

本篇文章不仅突显认同是流动的，可因时因地、因应不同的互动对象而改变；更呼应学者的“互巢认同”（nested identity）概念（注七），主张群体在不同的脉络下可以同时拥有和策略性地运用不同层次的认同（既是华人也是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另一方面，在工作现场，我们也看到认同所呈现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人们可以在不需改变国家认同、甚至突显群体冲突的情况下跨越群体界线。在未来研究部分，本文认为更为重要的关键，是了解认同在不同层次上的差异（泛族群认同 vs. 国家认同），以及更系统性地理解个人或群体如何将认同运用在群体互动关系上。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研究，不同程度的泛族群或国家认同如何影响群体互动，以及特定的脉络如何影响特定的认同和互动模式。

附注：

1.Espiritu 1992; Okamoto 2014

2.对于中华文化的具体元素为何，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争议。

3.Ang 2001; Chun 1996; Huang 2010.

4.本文并非宣称所研究的三个群体能够代表整个华人世界。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群体的原因，在于其复杂的历史遗绪、政治现状和文化冲突，能够提供一个研究泛族群想像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动态关系。

5.本文并无意忽视台湾人和香港人认同的差异性，也承认即使在单一群体内部，仍然存有许多内在的差异（例如本省人 vs. 外省人）。本文以中国、台湾、香港作为单位的原因，在于突显认同在国家层次上的重要性。

6.Ngan and Chan 2012: xv

7.Díez Medrano and Gutiérrez 2001; Genova 2016.

参考书目：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Ang, Ien.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Chun, Allen. 1996.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23(2): 111–38.

Díez Medrano, Juan and Paula Gutiérrez. 2001. “N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y in Spa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5): 753–78.

Espiritu, Yen Le. 1992. Asian American Panethnicity: Bridging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Genova, Elena. 2016. “To Have Both Roots and Wings: Nested Identities in the Case of Bulgarian Students in the UK.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4): 392–406.

Huang, Jianli. 2010.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Migration and Chinese Overseas: 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Gungwu.”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6: 1–21.

Okamoto, Dina G. 2014. Redefining Race: Asian American Panethnicity and Shifting Ethnic Boundar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Ngan, Lucille Lok-Sun and Kwok-bun Chan. 2012. The Chinese Face in Australia: Multi-generational Ethnicity among Australian-born Chinese. New York: Springer.

Wimmer, Andreas. 2013. Ethnic Boundary Making: Institutions, Power, Networ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摘录整理自作者论文：Li, Yao-Tai. 2016. “‘Playing’ at the Ethnic Boundary: The Boundary Making/Unmaking among Ethnic Chinese Groups in Austral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9(4): 671–689.  原文链接：http://whogovernstw.org/2017/04/27/liyaota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