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与齐克果的答案
齐克果只是用新角度去回答旧问题。再以电车难题为例，本来是功利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之争，桑德尔认为两者都有不足之处，于是他继续向外求。齐克果不假外求，反求诸己。
为了照顾一般读者，我不妨重说著名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
个案一：假设你驾驶一台有轨电车，刹车器失灵，电车高速前进。轨道前方有五名修路工人，若电车撞过去他们必死无疑。这时，你发现有一条分支路轨。你可以选择转轨，但那条支路有一名修路工人，如此他必定会被撞死。假设你不认识该六名工人。问题：你会不会转轨？相信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转轨。理由是牺牲一个人，总比牺牲五个人好。
个案二：假设你站在天桥上，看见下面有一台失控的电车快要撞向五名修路工人。这时，你看见桥上有一个大胖子，站在桥的边缘向下望。你只要轻轻一推，那胖子便会掉到桥下死去，他的尸体可以阻挡电车前进。假设你不需要负上任何法律责任。问题：你会不会把他推下桥？虽然明知牺牲一个胖子便可以救回五条人命，但大部分人都会犹豫。
有人以为电车难题是关于选择上的两难（例如：王阳翎《举世争议的“电车难题”是戏弄人的诡辩》），但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看法有点不同。正如个案一大部分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转轨，个案二大部分人不会选择推胖子下桥，两种情况本身而言都没有什么困难。电车难题的“难”不是纯粹“将军抽车”的那种两难，而是尽管你在选择上没有遇上困难，内心依然会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情绪困扰，这才是真正的“难”。
你的选择，将会决定到底是五个人死，还是一个人死。（网络图片）
功利主义 vs 自由意志主义
桑德尔借用电车难题，带出功利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之间的矛盾。功利主义告诉我们应该著眼整体，撞死一人比撞死五人好，所以个案一应该转轨、个案二应该推胖子下桥。反之，自由意志主义告诉我们应该尊重个人权利，虽然工人和胖子都有权选择自我牺牲，但我不应该代替他们做选择。
然而，两种主义都不能释除一般人的不安情绪。在个案一中，一般人不会说：“我撞死了一个工人，救了五个人，所以我心安理得。”明显地，功利主义帮不上忙。又如在个案二中，一般人也不太可能说：“我尊重那胖子的生存权利，所以我眼巴巴看著五个人被撞死，我也心安理得。”即使你认为那胖子不该死，但是你对于有五个人被撞死而不能做一点事情减低伤亡，始终会感到不安。自由意志主义帮不上忙。
对于边沁（Jeremy Bentham）这些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来说，一命换五命，理所当然，绝无不安。同样道理，对于诺齐克（Robert Nozick）这类彻头彻尾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别说撞死五个人，即使撞死五百个人，也坚持不会转轨或推胖子下桥，因为重点并不在于死者的多寡，而在于我没有权把别人当作工具，牺牲他们的性命来换取另一些人的性命。
齐克果的答案
桑德尔的逻辑是：(a)由于功利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都不能释除一般人的不安情绪，(b)所以功利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必定各有其不圆满的地方。但仔细一想，(a)和(b)没有必然关系，正如边沁和诺齐克都不会因为奉行他们各自相信的主义而感到不安。桑德尔问他的学生：“既然你刚才认为转轨是正确的，为何你现在又不想推胖子下桥呢？”学生支吾以对。于是，桑德尔便引导学生去认定功利主义有不足之处。如果我们请教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他会说：“不对！学生只是发现自己原来不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已。”而对那学生来说，功利主义只是身外之物，还没有转化成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边沁可以堂而皇之地推胖子下桥，那学生却做不到，说穿了就是学生骨子里仍然想做“一般人”而不是做一个功利主义者。
在《恐惧与颤栗》（Fear and Trembling）中，齐克果化名的Johannes de silentio重说了一个《创世记》的故事：上帝要亚伯拉罕奉献独子以撒，当他把以撒缚在祭坛上，快要手起刀落之际，天使出现了，叫他改以一头羊来奉献。后世都称赞亚伯拉罕信心坚定，认为他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典范。
这个圣经故事的精髓，在于亚伯拉罕于整个奉献过程中，没有丝毫恐惧与颤栗，道理如同边沁可以毫不保留地推胖子下桥。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可以换回自己的儿子，边沁对功利主义的信心可以拯救五名工人。如果边沁好像桑德尔的学生那样，去到关键时刻犹豫了，便会眼巴巴看著五名工人被撞死，从此抱憾终身；又或即使他最终推了胖子下桥，但内心异常挣扎，从此每晚睡不安。若然如此，边沁便不是边沁了，而只是一般人而己。也就是说，当你全心全意去实践你的信念，你便不是“一般人”了。
或许你会这样质疑：“如果一个人信奉功利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到极致，岂不是一种不理性的盲目呢？”齐克果会这样回答：如果理性代表有所保留，那么信念本来就没有理性可言。再以边沁为例，若说他理性，就是说他在两个个案中选择一致、心态一致；若说他不理性，就是说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推胖子去死。所以，Johannes de silentio从一般人的角度剖析亚伯拉罕，结论就是一般人不可能理解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亦从未想过要被一般人理解。
齐克果似乎并不会对这个难题感到困扰，在他的哲学世界中，这样的选择是毫无意义的。（资料图片）
理性的尽头、信仰的开端
齐克果认为，理性思维是有尽头的。Johannes de silentio说：“信仰的开端正是思考的末端。”（《恐惧与颤栗》，Preamble from the Heart，最后一句）哪些地方是理性思维不能触及的呢？如亚伯拉罕那样，他的行为无论以何种道德理论去想都想不通，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理性思维可以触及的领域。至于电车难题，功利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都可以解释某一个人的选择，在这个层次上，理性思维可以触及，这是“思考的末端”；至于一般人作出选择后那种内心的不安，便是理性思维无法触及的，这是“信仰的开端”。如果硬要用理性思维去探索这个领域，只会徒劳无功。
所以，齐克果的答案是：不能解决电车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一般人对自己的信念不能贯彻始终，面对考验时产生怀疑，从而产生恐惧与不安。虽然齐克果的答案从根本上推翻了电车难题的哲学论点（起码桑德尔会这样认为），但存在主义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凡是一般人认为有问题的，便一定有问题呢？为什么非要把哲学弄到适合一般人的胃口，才是“好”的哲学呢？为什么边沁那种毫无保留的功利主义，不可以优于密尔 （John Stuart Mill） 那种经过修正的、有所保留的功利主义呢？
也许对齐克果来说，电车问题只不过杀“问错了问题”。（VCG图片）
伯林 （Isaiah Berlin）说，哲学家有两类：一类尝试解答一些久未解决的问题，另一类会告诉你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或你问错问题。基本上，齐克果属于第二类，但又不完全是。他只是用新角度去回答旧问题。再以电车难题为例，本来是功利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之争，桑德尔认为两者都有不足之处，于是他继续向外求。齐克果不假外求，反求诸己。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寻找其他东西去弥补或取代现有的东西，正如他认为不需要用理性去取代信仰。若非如此，亚伯拉罕岂不是企图谋杀吗？他的荣耀又从何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