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记忆来抗衡全球化：王斑的历史观

虽然王斑提出扭转历史全球化弊病的见解，但不见得他对世界的人文发展十分乐观，一则个人思想的力度似乎难抵资本主义顺乎普遍人性的病变

华人哲学界向来聚焦欧美哲学家，忽略华人学者，当中以文学分析为研究核心的，更处于学府视界之外。因应近数十年学术界的跨学科要求和主题式探究传统的形成，文学研究（尤其比较文学）渐成为量产新观念的科目。当中，现职史丹福大学教授的王斑对历史与记忆的探究，甚值得关注，其对历史的理解和愿景，展示全球化的宿命与殊途。

全球化作为历史与影响历史的现象

本文的“历史观”指对历史这观念本身的理解，不涉及史学方法与对过去历史事件的评议。王斑的历史观可见于他两部已被中译的专书：《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97]）和《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2004] ）。在后者，他于引言部分指出“全球化”的两个表现：（1）经济方面，资本主义跨越资本集中的都会，向其他地区发展；（2）政治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以帝国运作方式，支配其他国家。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全球化都是主导历史发展的历史现象。

王斑认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者均在历史的进程中，统合与之不同的他者，使全球的叙事方式和记忆内容遵从一套单一的历史导向。这导向产生的普世历史，排斥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以减少差异。一方面，国家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具有控制意识形态的需要，因而产生带目的性的统一历史，悬空不相关的记忆内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自二十世纪以来，以解放、人道主义和自由等价值观，配合环球资产、世界市场等经济诱因，催生一种压倒其他历史的、具有一致道德取向的大历史。

在两方持续发展之下，历史将愈趋单调，走向终结。

记忆让历史走下去

王斑视单调统一的历史叙述为问题，源于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本雅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该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工业塑造并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使人降格为被商品产量和营销支配的“物”。王斑抗拒记忆被标准化为不具区别的跨国文化产品，抵制人作为历史主体却被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叙事去除崇高的命途。他认可并要求发掘隐藏记忆和差异意识的价值，以开放历史的情景和愿景，让多元历史构筑人的主体地位，同时避免历史走向终结，扼杀个人在地和共时的可能性。

对于历史问题，王斑主要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般探究形而上的元历史结构，而非考证个别事件的时代处境。他的兴趣在于思潮大局的变化如何影响记忆然后文本的产生，并解读文本的方式如何衍生原被隐藏的可能性。当他视记忆为个人事件记录的时候，他偏向视历史为集体事件记录，两者平行、互补或相对，历史的客观性排斥个人的主观记忆，但个人记忆同时可藉不同创作表现补充历史。在历史不透过文本便无法呈现的前提下，记忆的表述方式、内容和解读尤为重要，因其多元性和可创造性能在记忆与历史叠置的范围，补充和修改历史的方向。

具有前进意识的历史

在传统史学中，历史是一连串客观事件。王斑反对以旧式解剖学方法为历史验尸，总结治乱兴衰，为预设因果立论，因而提倡把历史视为用于想像可能性的视界。这视界不断重新审视过往交叉的事件轨迹，藉利用记忆修改与推翻历史的能力，抵抗自由和民主蚕食现在和将来的可能性。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非常实用，且与日常生活相关，因为历史若局限于定论，就无法鼓励个人透过集体行动实现理想，并为不公义抗争，反之，若能寻求历史的行动性及突破性，便能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总体而言，王斑批评以意识形态、理性、解放、现代化和国家主义为中心的现代史学方法，倡议建立一种善用记忆的“批判历史意识”，这意识寻求有意义地连系过去，并关注资料的在地性，以多样的记忆话语，抗衡世界的物化潮流。

虽然王斑提出扭转历史全球化弊病的见解，但不见得他对世界的人文发展十分乐观，一则个人思想的力度似乎难抵资本主义顺乎普遍人性的病变；二则他在分析中国文学与电影的隐含记忆的时候，每每述及个人与群体的创伤，仿佛从记忆剖出的，总不是他愿见的希望，而是清理不尽却陆续有来的历史死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