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非物质、新物质与数码物 | 黎子元

对于今天使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比使用纸张、钢笔、墨汁要频繁得多的世代而言，线上与线下、人工与自然、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线真的还能清楚地划分开来吗？难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还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当今社会作为“资讯社会”，给人一种不断趋向“去物质化”的感觉。那些被视为不具有物质性的“事物”，如代码、程序、数据，它们的“存在”则显得那么扑朔迷离，以至于它们能否被称为“物”（object）都很成问题——传统意义上的物都是有广延、占据空间的。

然而，这些“事物”倘若真的具备“物”的本体地位，那么哲学史上历代哲学家们关于“物”的种种讨论势必面临挑战乃至遭到颠覆。在这个意义上，“数码物”（digital objects）问题的提出，既是哲学思考对于形塑出当代框架的技术事件的必要回应，也是在新的物质、技术及历史条件下，对关于“物质性”（materiality）的整个哲学问题群的重新检视和配置。许煜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论数码物的存在》（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便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论数码物的存在》著作封面

谈这本著作之前，首先让我们回到1985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在庞毕度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策划的题为“非物质”（Les Immatériaux）的当代艺术展览。此前数年，他已经发表了在20世纪晚期文化及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报告《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1979），这次展览可以被视为对报告内容的进一步演示。而展览提出的其中一项主要课题就是如何在当代通讯技术（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的新条件下重新考察“物”与“物质性”问题。

根据许煜合编文集《“非物质”展览之后三十年》（30 Years after Les Immatériaux: Art, Science and Theory，2015）的档案钩沉工作，我们如今可以理解，利奥塔抛出“非物质”的说法并非意图描述一种“去物质化”的后现代文化趋势。相反，这次颇具实验性的艺术展览展现了基于当代通讯技术而业已成为事实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新物质”（利奥塔原本就被要求使用包含了“新物质”这个字眼的展览标题）。由新物质的存在事实出发，利奥塔旨在批判乃至抵抗以笛卡儿哲学“心物二元论”（the res cogitans vs. the res extensa）为代表的关于“物质性”的现代观念。因此，这里的“非物质”从根本上恰恰是“物质的”，关键在于这里的“物”与“物质性”该如何从新条件下被理解。

基于一套远程通讯模型（见图表），利奥塔建立了关于新物质的本体论，堪称“资讯本体论”，从而把由通讯技术生产出来的资讯本身视为具备物质性的存在。如果发信者和收信者之间传递的资讯（并非资讯的意义）可以被视为一种语言，那么通讯技术便为语言创造出一种新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甚至成了资讯社会的物质基础（即图表中的matériau，意义的支撑物）。在资讯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物体可以经由新技术的操控而“消失不见”，却以代码（codes）的形式物质化为资讯。因此，利奥塔所揭示的后现代/资讯社会的“去物质化”趋势并非意味著此后物质将不复存在——被颠覆和抛弃的只是现代物质观念——而是指作为新物质的资讯将剧烈地改变、重塑整个世界的框架。

受时代技术局限，“非物质”展览主要设想和展示了“物的资讯化”，尚且无法像今天的人们那样能轻易地理解所谓“资讯的物化”（如3D打印技术）。而当代资讯社会的日常运作就是“物的资讯化”和“资讯的物化”两个过程的反复交替；这个时代的“物质现实”就基于可被感知的、肉身的“物质”与不可被感知的、非肉身的“非物质/新物质”之间的相互缠结与彼此互动。不过利奥塔的问题意识显然已将我们引向关于“数码物”的本体思考，尽管他还无法提供一套系统的哲学话语来处理数码物，以及处理因数码物的出现而必须被重新思考的种种关于“物”的哲学问题。这套话语无法由只关心实际应用的计算机科学与讯息工程学提出，同样地，对于这套话语的设想也超出了传统哲学的认知边界。

许煜在《论数码物的存在》的导言中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乃至胡塞尔，哲学建立起来的对于物的观念总是著眼于实体和事物的表象，把物的观念局限在对于自然物（natural objects）的理解——哪怕是在讨论技术物（technical object）诸如机器的时候依然将其视为与自然物无异的存在——因而无法胜任关于数码物的本体思考。而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哲学传统下所讨论的“物”实际上只是“关于物的经验”（objects are always objects of experience）。哲学家们总是致力于找到最根本的“意识结构”来解释物如何得以被主体经验，来确保主体对物的认识真切可靠。换句话说，一直以来哲学就在实体与主体之间打转，关于物本身的“存在”的考察则尚付阙如。

然而如何才能做到与主体以及意识结构完全无涉地考察物本身的“存在”呢？这是当前方兴未艾的“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必须向人们解释清楚的基本问题。许煜声明自己的研究计划应该与物导向本体论区分开来。不过上述问题同样是他的研究计划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而考察数码物如何出现，似乎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路径。

数码物作为一种技术物，理论上受一套超乎其外的技术规则所规定（govern而非control）。倘若这套规则能够被哲学思想及系统的哲学话语所把握，那么由这套规则所决定的数码物是否也就得以被把握？显然，这里对于物的认识并不基于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相互关系（correlation）。认识活动并不发生在经验层次上，而毋宁说发生在“超经验”的层次上。也就是说，这里的哲学课题关心的不再是物的经验知识，而是规定物的生成与运作的“超验逻辑”。这样一来，哲学思考是否就能够脱离“对物的认识实际上只是对关于物的经验的认识”这个传统哲学无法脱离的困局？

如果对于数码物的哲学思考是对于形塑出当代框架的技术事件的必要回应，那么考察数码物的存在，能否为从新的物质、技术及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物和物质性问题提供可资借镜的理论模型？ 上述当代哲学问题引领我们继续阅读许煜的著作。往后的文章我将谈及他如何把这套规定数码物的生成与运作的规则以系统的哲学话语表述出来。 为了建立这套话语，海德格哲学与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 1924-1989）的个体化理论便成为他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