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谈法国大选：投票，还是重新发明政治？

我们应该在自己的权利中建立起对将来的共产主义的展望，在所有的地方。坚定的共产主义斗士应该走到世界上所有的群众中去讨论（政治）原则。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

作者：巴迪欧（Alan Badiou）

译者：王立秋

关于选谁当总统，许多选民还在举棋不定。对此，我是理解的。我不是说被认为合资格的候选人的政纲有多晦涩或混乱。也不是说——用我曾经用来说萨科齐（Nicolas Sarközy）（并且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措辞来说——我们必须自问“他们是什么的名字。（de quoi ils sont le nom）”而是说，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太过于显然了。

马林．勒庞（Marine Le Pen）一直是现代化版的——因此也是女权化版的——法国极右派。（它代表著）一种孜孜不倦的贝当主义（pétainism）。

弗朗索瓦．菲永（Francois Fillon）是穿三件套西服的贝当主义。他的（个人的或预算上的）哲学可化约为“锱铢必较”。他倒是不那么在意他自己的每一分钱来自哪里，但一旦涉及财政支出，特别是花在穷人身上的钱的时候，他就变得毫不妥协、吝啬到有些卑鄙。

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是“左翼社会主义”的一个腼腆的、有些平庸的代表；“左翼社会主义”的决心一直存在，尽管它比那些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人都更难辨识和发现。

尚—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诚然是最不令人反感的一位——不过他也是代表我们今日所谓的“激进”左派的议员，其立场处于废墟中的旧社会主义和幽灵般的共产主义之间不稳定的边界上。他的政纲既不够大胆又不够清晰，但他用自己堪比饶勒斯（Jean Jaurès）的雄辩掩饰了这点。

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则是被一些人从“无”中创造出来的——那些人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新兴的资本家们，他们已经买下所有报刊以防万一。如果说他相信并且说圭亚那是一个岛或比雷埃夫斯（Le Pirée）是一个人的话（编者注：比雷埃夫斯是希腊的一个城市），那是因为他知道，在他的阵营里没有人会在意自己说的东西。

所以说，那些迟疑的人隐隐约约地知道，在这个由古老而众所周知的角色构成的剧场中，政治信念不重要，或者说，（候选人）只是借此机会而进行似是而非的夸夸其谈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从以下的问题出发对我们有帮助：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一种可定位的、明确表达的政治？

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以及极右候选人马林勒庞（Marine Le Pen）成为法国总统第二轮投票候选人。（资料图片）

四种基本的政治倾向

政治总是基于三个要素来定义自己的。首先，是普通人民群众，以及他们的所做和所想。让我们把这个要素称为“人民”。其次，是形形色色的集体机构：社团、工会和党派——总而言之，所有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群体。最后，是国家权力器官——议员、政府、军队、警员——以及经济和／或媒体权力器官（它们之间的差异已变得微乎其微），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用一个既生动又有分量的术语来说——“决定者”的一切。

政治总是在于追求能够连结这三个要素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体来说，在现代世界中有四种基本的政治倾向：法西斯主义、保守主义、改革主义和共产主义。

保守主义和改革主义占据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核心：法国的左派和右派，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等等。这两种立场在根本上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断言，它们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关于连结三个要素的冲突——可以且应当被局限在它们各自都接受的宪政框架之内。

另外两种立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之处（尽管他们的目标截然相反）则在于它们坚持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各党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冲突不可能为某些宪政共识所限制。这些立场拒绝把与自身矛盾的目标——甚或只是不同的目标——整合到它们对社会与国家的构想之中。

受欢迎的亲法西斯立场

我们可以用“议会主义”（parliamentarianism）这个词来命名一种维持保守主义和改革主义的“共享霸权”——以选举机器、政党及其支持者、以及经常是秘密的金融资源为仲介，他们试图抹除一切有严肃的掌握国家权力意图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议会主义”也是所谓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权的组织形式。

这种组织方式就要求一个第三项，即一个同时内在又外在于两个主要政治立场的，强有力的共同的契约基础。显然，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个基础就是自由资本主义。事业进取与个人财富增长的无限自由；对财产“权利”的绝对尊重——而这又是以司法体系和强力的警员管制为保障的——对“民主”外衣包裹下的银行、青年教育的信心；竞争；对“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平等的害处、乌托邦属性的反复申明：这就是社会一致认可的“自由”的矩阵（matrice）。这些，也是两个所谓的“统治”党或多或少地在战略上承诺要永远保障的自由权。

资本主义的变易（devenir）可能让人们对于议会共识的价值产生怀疑，继而，在例行选举期间，动摇对“大”保守党或改革党的信心。对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小资产阶级，或受去工业化进程摧残的工人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在西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一种在亚洲国家的崛起面前的衰落之象。今天，这场主观的危机单方面地助长了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伊斯兰恐惧症、好战这类的倾向，因为恐惧是糟糕的顾问，而这些被危机困扰的主体性，则不由得地像抓救命稻草一样伸手去抓认同至上的神话。尤其还因为共产主义的假设在它最初的、国家层面的几个版本（苏联、中国）的失败后而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这一失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很大一部分青年、弱势群体、被遗弃的工人、和巴黎郊区那些无产阶级游民深信，替代议会共识的唯一方案，就是由怨愤的认同、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的法西斯主义政治。

1954年美国新闻处所制作的宣传画，图上以越南语写着“来到南方，逃离共产主义”。香港制作了很多类似的宣传画并出口到越南地区（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

如果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的可怕转折，那么，唯一对我们开放的道路是：重新发明共产主义。必须捡起、洗干净、重新创造这个被诅咒的词。它预示著——从不到两个世纪前开始，却是基于一种有真实（réel）支撑的远见之上——人类的解放。几十年史无前例的尝试——这些尝试是暴力的，因为它们遭到了残酷的包围和袭击，并且最终注定要失败——任何真诚的人相信，那些失败不足以让他们抹除这个前景，认为它注定永远不可能实现。

那么，我们应该投票吗？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漠然面对这个来自国家及其组织的要求。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应该知道，投票不过是强化现存体系的保守主义倾向之一罢了。

回到其实在的内容，投票是一个使人民去政治化的仪式。首先，我们应该在自己的权利中建立起对将来的共产主义的展望，在所有的地方。坚定的共产主义斗士应该走到世界上所有的群众中去讨论（政治）原则。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而这，就是重新发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