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托尼．内格里：共产主义作为不断制宪的进程

今天，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再生产的层面发生。去年秋天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罗马的妇女示威。其创新性正在于它并不是只反对性别暴力的示威，而是针对与其他政治形式不可分离的妇女剥削的基本宣言。这就是我们正在迈向的生物政治领域。

编按：知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内格里（Toni Negri）之前接受了意大利媒体的采访，谈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国际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等政治课题，英文版本由View Point杂志发表。

Francesco Raparelli（下称FR）︰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Labor Of Dionysus, 1994。与迈克尔 · 哈特合著）一书中，在描述当代生产模式时，你坚持了“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的中心地位，这些先决条件在你看来主要是指语言、影响和流动性，它们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增殖的支柱。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印证了这一分析，你同意吗？

内格里（下称TN）︰对，我想是的。早在出版的几年前，我就开始对工人力量党（Potere Operaio）进行集体研究，而这本书就尝试总结工作及工作转型的分析要素，是建基于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技术组成上的深刻变化，来对传统工人运动作出批判。具体地说，（人阶级的主体化过程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生斗争，特别是 1986 年以后的学生斗争（我当时开始在 《Fine secolo》 (1988)一书中整理这些事件）囊括了当时工人斗争的很多方面。类似地，信息技术和数位工作逐渐在这些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早在1986年，以及之后的1994到1995年之间的法国已爆发了巨大的冲突，涉及范围从知识到健康，从城市服务到抚恤金。这些冲突属于再生产的领域，并且是从大城市中心发声。很明显，后2008年经济危机仍然依附于这个新语境上。此外，后2008年经济危机也尝试建立一种新型的管治形式，来对生产主体作彻底的改动——正如过往危机都有这个效果。

FR︰卢卡奇在关于列宁的一篇文章中（译注：1924年的《列宁思想统一性研究》）主张说，如果抓住革命现实是一个时代的大背景这一点不放的话，也就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而这种革命现实目前似乎无处可寻。然而，正如我们所说，“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在今天比以往更能定位生产模式。面对著当下的危机和战争的野蛮，革命再次成为唯一的选择吗？

TN︰在今天的金融范围和由劳动者操作的一般环境中，各层级之间的全部调解办法无疑都失败了。很显然，唯有革命过程才可以解决这种剧烈且不能调和的矛盾。然而，我们需要清晰定义革命在今天意味著什么。在我的80年代著作中，已经注意到新无产阶级条件下主体性的产生及其积极行为。我相信，说革命不再意味著说控制和抵抗之间、固定资本形式和劳动者抗命时引发的经济失利之间的断裂，因此也就不意味著对话的断裂——而这些却是今天的事实。这都不再是核心问题了。核心问题是要了解新无产阶级有哪些行为、组织层级和表达能力。因为，当我们说“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时，我们不过是在说一些陈词滥调。问题不是要知道革命是否必要，而是知道它如何必要和如何可能。排除改革派的解决方案在今天更加意味著坚持过程性（processural）的解决方案，这一点体现在建立真正的反权力机构。在过程性形式之外，还要牢记这一过程完全在再生产领域中发展。生产附属于再生产，工厂附属于社会，个人附属于集体，而集体在社会里形成。我们正面临著建立公有机构（institutions of the common）的必要性，但这些机构并非革命过程的最终结果，而恰恰是革命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可以再次谈论革命的现实，并且是谈论它在当下的发生，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件将来的事。

FR︰“国家”（State）这一主题正在当代舞台上重新流行起来（从玻利瓦主义到欧洲左翼的民粹主义）。或者进一步说，“走国家路线”对从属权力者（subaltern）来说有更强的必要性。这状况是葛兰西思想的强力重演——往往是陶里亚蒂（译注：葛兰西被捕后的意共总书记）版本的葛兰西。尤其是在资本增殖全球化的年代中，如果没有对国家形式作激进批判，又会不会有共产主义经验呢？

TN︰显然对国家形式的激进批判是必要的，但在许多方面它也是多余的。我是指，如果我们之前所说的话是真的，如果调解的断裂成为既定前提，那么国家功能也不可被改革派的方针挽救了︰国家只剩下压迫性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变成寄生性的，如此它就不可以在革命反思中占一席之地。然而我们还是需要小心，因为问题不是对国家的使用本身：在过渡期的任何阶段，我们都会不得不利用国家提供的一般手段——很明显这是为了推翻他们、为了一点一点地剥除他们自身也嫌太多的压迫力量。因此，真正的敌人是国家拜物教（fetishism of the State）。有些立场在今天已失去合理性，但当人考虑运用国家宪法所体现的公共职能时，这些立场又会把国家力量的主权与自治权拜物化，继而深刻地危害了斗争自由。这是一种对政治先锋的崇拜，多于相信改变社会的真正行动。因此，我们必须阐明在国家拜物教背后永远有两种意识形态或行为：一是（崇拜）政治先锋，另外一个就是（渴求）无政府状态、即时的、救世主式的起动事件。——这些论述来源才是真正要被消除的。

FR︰你自己的共产主义战斗性（Communist Militancy）起源于“大众工人”的非凡斗争，然后在70年代末，又遇到了“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从教育、福利扩张，以及拒绝工作的斗争底下出现的新无产阶级角色。在这场危机中，同一个角色常常被表述成社会不稳的迹象。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共产主义战斗性意味著什么呢？

TN︰它意味著要设法把需求和缺乏所产生的痛苦，转而投入建构一个有欲望的“我们”。在新自由主义政体所强加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中，个人承受的痛苦反而是增加的。与之相反，集体必须被坚决纳入到当代的“工作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无法在其福利形式之下理解强调集体、整体，以及个体在这些关系中生活的必要性。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精神可以在今天于合作式集体中产生！物质基础对于理解如何从需求（need）演进到欲望（desire）显然是非常必要的……我想到了一个老旧公式：挪用、建立制度和夺权。挪用是在工资和收入方面施加压力。下一步是制度性︰承认自己，并以“我们”的身份行动——这是一个根本步骤，绝不可还原为直接性或纯粹的意识提高。之后就是夺权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并且完全不同于我们已知的︰因为它要推动一个不断的制宪进程，一个永远不会被搁置在建制形式上的过程。相反，它始终让体制对新的共识、凝聚力与合作性开放。而今天，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再生产的层面发生。去年秋天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罗马的妇女示威。其创新性正在于它并不是只反对性别暴力的示威，而是针对与其他政治形式不可分离的妇女剥削的基本宣言。这就是我们正在迈向的生物政治领域。

共产主义是作为不断制宪的过程，还是应当重新思考的未来？（VCG图片）

（本文翻译转载自View Point杂志，原文链接：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7/01/18/communism-as-a-continuing-constituent-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