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与银河映像的传承（上）： 杜琪峰与韦家辉的矛盾
看完《树大招风》后，我步出残旧的屯门巴伦纽戏院，模仿戏里叶国欢的大盗姿态，燃起了一根万保路香烟。当我呼出烟圈的一骤间，脑海突然忆起银河映象的历史，它随风而来，仓卒离去，吹散了烟蒂的灰烬。
（本文记于去年《树大招风》初上映时）
看完《树大招风》后，我步出残旧的屯门巴伦纽戏院，模仿戏里叶国欢的大盗姿态，燃起了一根万保路香烟。当我呼出烟圈的一骤间，脑海突然忆起银河映象的历史，它随风而来，仓卒离去，吹散了烟蒂的灰烬。
适逢银河映像成立二十周年，《树》的意义甚钜：首先，它是银河映像继两部合拍片《单身男女2》及《华丽上班族》之后，再度剑指本港市场的作品。其次，龙头大佬杜琪峰有意提携新人，他和得意门生游乃海担任监制，将导演筒交到三位新晋导演（欧文杰、许学文和黄伟杰）的手上，扶助他们联手执导三大贼王面临香港回归的故事，大有新旧传承之意。
《树》公映后，舆论几乎一致赞好，更有说是升级版《十年》，达致艺术与政治意味兼融。然而，不论电影也好，社会时事也好，都不可以将它孤立看待，任何事情都像一块小拼图，需要放到完整的版图之上，才看清楚䓢中的脉落与玄机。既然《树》从制作手法和内容上都承继自银河映像，我们不妨由银河两大巨头：韦家辉与杜琪峰的思想发展说起，再回头品味《树大招风》。
韦家辉的自在观
银河出品的电影，总有一份命运弄人的无奈感，像《暗花》里的司警阿琛，怎样挣扎都是枉花力气，最终也难逃洪爷股掌。这份无奈感有迹可寻，因为它反复出现，成为多部银河电影的故事背景：“九七回归”，它是精神分析理论上的创伤事件，这件不为港人意愿所干扰，势必发生的历史事件，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绕银河映像的创作团队。杜韦两人就在这个关节点上出现分歧，产生一股内在的张力，仿如耀东手上的弹球，于两面墙壁之间弹动，永不止息。
96年创办银河映像后，韦家辉好讲佛偈，剧本总带几分禅意，无论系《大只佬》、《神探》还是《最爱女人购物狂》，即使人物角色有异，故事前设也不同，但抽像过后，说的都是同一个故事：戏里的主人翁历尽苦难后，学会放下执念，渡尽一切苦厄。这位参悟众生之苦的学佛弟子，跟无线电视时期的韦家辉，有著180度的大改变。当我们对比92年《大时代》和非官方认可续篇《世纪之战》，当中的差别表露无遗。无线时期的作品显得张狂，全因韦氏笔下人物歇斯底里，面对欲望时都绝不妥协，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反观《世》，方展博变成方新侠，由原来的哈姆雷特式复仇人物，变成淡薄名利的股坛大侠；郑少秋也不是横蛮暴戾的丁蟹，而系放弃我执的活菩萨丁野。
晚期韦家辉的结论从来只得一个，如期追逐欲望，在因果链掌控的尘世间随波逐流，倒不如退守内心，追求无欲无求的境界，达致真正的自由。放照香港时局来看，人只是历史中的一颗微尘，无需介怀任何事。人称“编剧之神”的韦家辉应该没想过，《新世纪福音战士》揭穿了这种大智慧的真相，在《End of the Evangelion》的结局里，碇源堂发动人类补元计划，原来完全满足人类欲望的方法，就是化作橙色LCL液体：当人类失去作为人的形相，没有五蕴引发的欲念，便可脱离苦海。无怪乎韦家辉后来创作的人物少了几份实感，不像《势不低头》、《义不容情》那样血气，变成比了因挥动的纸巾更薄的Inhuman。
杜韦二人一直是长期黄金拍档，同时也是港产片的票房保证。（资料图片）
杜琪峰的思路跳跃
杜韦不知合作了多少个秋，思想自然互助渗透，但细味杜Sir独领大旗的作品，发现他没有韦家辉那样消极。尽管有人垢病杜氏电影流于形式，离不开黑帮及警匪类型，例如讲及澳门回归的《放逐》，依旧欠缺具体的历史面貌，更多是一部借题发挥的港式西部片。这种批评实属误解，从杜琪峰未成立银河以前的作品起始，譬如《至尊无上2之永霸天下》，直到由法国人注资的《复仇》，都有著挥之不去的浪漫英雄情怀。杜Sir承继的是由张彻至吴宇森以来的喋血英雄传统，在人心叵测的江湖中追求道义，然后再揉合一点《七侠四义》的团队精神，倘若放于现今社会，游走正邪边界的黑帮与警察就成为故事载体。杜Sir擅于描述个人利益与道德价值之间的角力，这是中国儒学的固有话题。回归前夕，当黑白两道大难临头各自飞，作为一个小混混／PC仔，到底是贪图小利，还是保存大义呢？这是中国传统分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公式。是故，总结所有杜氏作品，我们可以划出“有义气／无义气”的价值系谱，恰如《放逐》的最后一幕，由阿火（黄秋生 饰演）和阿泰（吴镇宇 饰演）为首的杀手兵团，在黄金与兄弟二选一的情况下，为了友谊向黑帮头子大飞血战沙场，它可归属为“有义气”电影系统。
2011年，杜琪峰的思路起了变化，有说他看过李沧东的《诗》后大为感动，立志当一位关怀社会的作者导演，结果拍出《夺命金》及歌舞片《华丽上班族》。有别于坊间的说法，杜Sir并非单纯在形式上作新尝试，他提出“香港人何去何从”等大问题，从过去留恋回归前夕，到注视回归之后，绝对是跨出一大步，甚有“面向世界”之气魄。《夺》指向本港的楼价和期货抄卖问题，而描绘职场生活的《华》，其舞台设计更值得留意，它刻意混合了香港、上海和北京三大经济重镇的建筑特色，是象征著中港融合的艺术结晶。
杜琪峰的目光，由过去著重港人的私人伦理关系，或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族文化价值观，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伦理。可惜综观而言，杜琪峰的尝试是无力的，面对经济发展问题，他透过金山豹的戆直，还是李想的嘴，都传递同一个讯息：拜金主义令人利欲熏心，它无情地破坏人际关系，而解决之道就是回到宗族伦理的怀抱。杜氏否定新自由主义价值，却否定得不够彻底，只是一脑儿跑到现实的反面，情况就像赤柬掌权后立即废除货币，保守得让人齿冷。可悲的是，细看近年来的港产电影，譬如《窃听风云3》、林岭东的《迷城》，还有王晶的严肃认真之作《金钱帝国》，都是高举这种倒退主义。
总括而言，韦家辉与杜琪峰的合作屡见佳绩，他们仿似戏班上的文武双生，韦的创意加上杜的技艺，的确谱出一部部好戏，可谓名留影史。尽管如此，两人思想上有著难以磨合的矛盾。面对香港前途的问题，大则本地整体的经济格局，细至本地影业的发展，两人都抱持不同态度，韦氏似乎履行自己的佛学思想，近年来大幅减产，渐渐淡出影坛；杜琪峰身体力行，他继续制作电影和培育人材。而出自三位新导演之手的新作《树大招风》重提回归前夕的母题，如今更喜获香港金像奖，看来是继承杜氏一脉，到底它传承了杜先生的问题意识？还是提供全新的视野观照香港问题？下回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