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中欧大学杀校风波:学术自由与民粹主义的瓦解

撰文: 李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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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政府在四月二日通过法案,修订原有的高等教育条例。修例的直接目标,就是逼迫已在布达佩斯逾二十年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停办。中欧大学是私立大学,在美国注册和认证,1993年由布拉格迁至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课程主要集中在人文和社会学科,只开办硕士和博士班,在国际学界颇有名气,是中东欧(Central-Eastern Europe)研究的重镇。法案由出台到国会表决不足一星期,执政党Fidesz 特别动用加快审议程序的紧急议案方式通过。

新法案对中欧大学来讲绝对是一次突然袭击。虽然是法案出台前已有零星亲政府的小报对中欧大学的攻击,但据中欧大学校长叶礼廷(Michael Ignatieff)透露,他在新法出台前一星期曾和教育官员会面,问及对中欧大学的攻击,官员都说绝对无意要中欧大学停办。新法案出台之后,中欧大学强烈反对,批评为对学术自由的打压,校方和学生更发动予一连串倡议运动,希望能使政府撤回方案,最终不果。现在中欧大学正寻求循司法覆核推翻新法案。

为什么匈牙利政府突然要针对这间运作良好的大学?还要用非常手段突袭式通过法案?中欧大学的“杀校”风波(匈牙利媒体简称为“Lex CEU”)和一连串抗争的来龙去脉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同时也是我们理解欧洲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的一块重要切片。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说是自金融海啸后这近十年以来最所向披靡的政治思潮,由美国的特朗普当选到英国脱欧到欧洲的难民危机,都有著所谓民粹的影子。甚么是民粹主义?它有甚么特征,以致令人对它的兴起感到不安?它有甚么摄人的魔力,以至可以横扫全球政局?

匈牙利执政党Fidesz 以及其领袖、现任总理奥班(Viktor Orbán)可以说是欧洲最为成功的民粹政权和政客,而他们这次对中欧大学的留难,正是民粹政治的又一次典型案例。只是这次他们却竟然是在中欧大学捍卫学术自由的旗帜面前碰了不少钉子,国内外阻力之大谁都始料不及。这次反杀校运动所代表的是一个怎样的新型政治力量?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声势最开始减弱了吗?考察中欧大学的杀校风波背后的政治脉络,我们也许可以更趋近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

法案推行之后,已经有大批学生、教职员以及民众上街示威,不少人都手持讽刺政府与总理的横额在游行沿途高喊学术自由的口号。(Budapestbeacon图片)

技术条文的威权打压

在表面看来,匈牙利政府这次对高等教育条例的修订相当技术性。新法案针对的是外国在匈牙利开办大学或课程的条款,台面上的目的是要修补“漏洞”,加强对这些大学——目前连中欧大学在内在匈牙利有28所——的监管。根据新法案,首先,所有外国开办、在匈牙利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课程,都要由匈牙利政府和该国签订条约(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确定。其次,所有在外国注册认证的院校,都必需在注册国拥有实体校园和课程,才可以在匈牙利办学。其三,如果匈牙利的院校希望和外国院校在匈牙利国内合办课程、或代外国院校颁发学位,则这些外国院校只能是在欧盟国家注册的院校;而根据现行的法例,所有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都同样合资格。最后,新法案还要求和外国院校共同颁发学位的匈牙利院校,不能有相同的名字。

这些修订骤眼看十分技术性,而在繁复条例的包装下,甚至容易让人觉得不无道理。但其实它们的法律外衣都经不起仔细推敲。让我们由最后也听起来最奇怪的一款讲起:为什么考究起名字来?为什么匈牙利政府会怕合作院校有相同的名字?这其实恰恰就是对中欧大学最为针对性的立法。在2004年,中欧大学和当时的匈牙利政府达成协议,让中欧大学可以颁发匈牙利认证的学位,方式就是在匈牙利另外注册一个名为Közép-európai Egyetem(直译即为“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法人(legal entity)。当时国会也特别立法认可这和原本的中欧大学为同一实体,有相同的教职员、学生、物业等等,可为其中的10个研究院课程颁发匈牙利认证的学位。今天新法案其中“名字不能相同”条款就是向中欧大学而来。前面提到的第二和第三款也是相类似的打击手法:在匈牙利的28 所外国/与外国院校合办的院校中,只有中欧大学并非在欧盟内注册、也在注册国没有开办课程(但匈牙利政府凭甚么管人家在自己国家有没有办课程?)。

最后,正式通过的新法案要求办学的条约要由匈牙利政府和他国的政府签订,并指明如果院校来内自美国,和匈牙利政府签条约的只能是联邦政府。但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根本无权管教育:为学校办注册和认证的权力在各洲政府,中欧大学就是在纽约州注册的。也就是说立法从根本上令会中欧大学不能在匈牙利立足;更别说这条款把院校课程的生杀大权交给政府,而非专业的学术评审以及明确的客观标准。这等于让政府有权否决任何他们看不过眼的课程内容和办学团体,是对学术自由和自主的严重干预,而这事实上正是新法案的真正重点。

昨日匈牙利的市中心广场依然有大批示威者聚集,他们高喊“民主、学术自由和匈牙利”的抗议口号。(Budapestbeacon图片)

公民社会的最后阵地

与其说是“加强规管”外资院校,这次修法的打击对象其实只有两个:中欧大学和它的创办人索罗斯(George Soros)。索罗斯是著名的美藉匈牙利裔投资者,于1991 年斥资创办中欧大学,2007年退休不再出任校董会(Board of Trustees)主席。在中欧大学以外,他更知名的是创办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资助全球不少的非政府组织做人权倡议的工作。在中东欧国家,往往就是这些非政府组织最勇于批评政府违反人权,因此也就成了不少政府的眼中钉。在整个中东欧,尤其在匈牙利,意识形态上偏向保守、国族主义以及有排外倾向的政团,都将索罗斯渲染为人民公敌,把他塑造成资助内奸(自由派政客)、里通外敌(美国、欧盟在布鲁塞尔的政商精英、国际金融资本)、时刻准备破坏秩序颠覆民族国家。在这次修例中,虽然政府不时强调并没有针对任何一所院校和个人,但奥班和官员都屡次将中欧大学称为“索罗斯的大学”,又说“即使是亿万富豪都不能不守法律”,立法前的国会辩论都是集中攻击索罗斯试图干预匈牙利内政,将中欧大学和索罗斯捆绑再一并抹黑。

但匈牙利政府想中欧大学停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欧大学已是匈牙利学术和言论自由所剩无几的阵地。在最近几年,Fidesz 因为掌握著国会的绝大多数,著力通过不少法例狙击打压传媒和非政府组织。就在去年九月,匈牙利最大的反对派报纸Népszabadság 以经营不善为由被投资者强行关闭,就被视为同奥班施压有关。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也不断被政府以要求“财政透明”、不能收外国资助之名,被警察骚扰、被告上法庭、被截断财政来源、被终止运作。中欧大学是匈牙利国内仅存的拥有充足财力又独立于政府控制的大专院校,虽然本身没有任何党派政治的取向和议程(不少现任政府官员都是中欧大学的毕业生),但已是少有的异议知识份子可以自由讲学、研究、发表批判Fidesz和奥班言论的空间。

奥班打击公民社会,并不仅仅是为了令异见消音,更是希望把新生的反抗力量扼杀在萌芽阶段。在2010年前曾长期执政的社会党和自由派政党因成诚信破产,已成过街老鼠,至今选民支持度都不足三成,对奥班来说不成威胁。真正来自自由派或左翼一面的挑战,反而是由年轻人主导的民间无党派力量。2014年Fidesz 政府计划征收网络税,就触发了一次民间自发的十万人游行,是89年匈牙利民主化以来最大形的示威。今年年初,布达佩斯准备申办奥运,也是民间自发的Momentum 运动抨击奥班政府贪污,在大白象奥运场馆工程乱用公帑,成功收集足够发动公投的逾二十万公民签名,奥班被迫宣布放弃申奥。公民社会正是新生代反抗力量的摇篮。而中欧大学作为财政和政治独立的高等学府,正是独立非政府组织被打压得七零八落之后,公民社会还剩下的其中一个最后阵地。奥班政府对中欧大学的打击,并非无的放矢,而是用法律语言包装的、精心计算的政治攻势。

当年欧盟各国有关接收难民议题而召开的“都柏林会议”以“Live On Hold”为最大祈愿。(资料图片)

民粹国家主义

用深文周纳的法律技术语言,来包装用公权力对政敌的打击,这是奥班政府的常用手法,却不是希望冲击自由民主制威权主义的常用技俩:威权管治者要政敌消失,根本不用等他们犯法才动手。用法律语言攻击独立的大学,奥班也不算是第一个。就在不久之前,俄罗斯突然要求国内最优秀的私立大学European University at Saint Petersburg停办,理由不过是没有足够的健身室。实际的原因当然也是打压国内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仅余阵地。奥班在这里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威权管治,或他曾有名地提倡的“非自由民主制”的真实内容,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民粹国家主义”。

为什么是“国家主义”?不少人对欧洲所谓的右翼或极右民粹的印象,往往就是排外、以族群划界,将一切“外人”都视为敌人,要“本土优先”有等差对待。但这其实并不完全准确。仔细检视这些右翼或极右支持者的言论,至少和原则上的“仇外”一样常见的论述,其实正是奥班常挂在咀边的“没有人能够不守法律”。譬如说,他们对难民的敌视,并不仅是因为难民来自外地、是穆斯林、是移民,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非法的”移民(illegal immigrant)。针对中欧大学,攻击言论中最常见的,就是大学是在钻法律空子(cheating)、国家立法之后,不论是否违反人权、是否合理,所有机构和人都一定要遵守。

为什么遵守法律本身就这么重要?他们的思路是:这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所以你就要遵守我们的法律;更严重的,就如欧盟提议的放宽“都柏林协定”和各国分摊接收难民配额,或如受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以人权之名挑战现有法律,就是干预了“我们的”主权。这种对“守法”的盲目追求并不就等于法治。对他们来说,法律的权威不是来自它对个人权利或自由的尊重等普遍的道德基础,而是在于这是“我们的”法律;他们也不在乎比例原则,法律责任并不由专业的法律意见衡量和决定:无论犯的法有多轻多重,不守法的一律都是国家或人民的敌人,都是“恶”的。将法律看成国家的化身、国家看成“我们”的化身、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之内想像出来的集体身份的“自主”,看成我个人自主的化身,这与其说是国族主义或排外,更像是一种对国家权力崇拜和认同的国家主义思路。

而这种国家主义其实有著和民粹重叠的内在理路。甚么是民粹?政治学者Jan-Werner Müller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就提出,考察欧洲近年普遍被视为民粹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共通点是一种对“人民”的想像。对民粹主义和他们的支持者来说,衡量政治的惟一标准,就是它的政策是否代表“人民”的;不是顺“人民”的意思的政治就是堕落的、是精英们的僭政。但不是所有共同生活的居民都是“人民”:“人民”对民粹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道德想像,“人民”是勤奋的、自食其力的、奉公守法的、无权无势的平凡人,他们在政治道德上是洁白无瑕的,所有社会秩序的崩坏、经济下滑、风俗不淳,都是自私而虚伪的“精英”们的错。

也同时是这班精英出于虚伪而把社会财富源源不绝送给低下阶层的“懒人”,多半就是(非法的)移民。“人民”生活艰苦,是因为辛苦工作而来的财富都给这些来自上层和底层的懒人蚕食了,他们因此不是“人民”,反而是人民的敌人。于是对他们来讲,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答案显然易见,甚至根本就是常识,就是把那些人民的敌人都赶走、在他们“犯法”是恨恨惩罚他们、把他们不公平地得到的财富还给“人民”。无论是将难民说成“非法移民”,还是将索罗斯说成人民公敌、修例迫中欧大学停办,我们不难见到,奥班都仍是乞灵于这套论述模版。

执政党Fidesz的贪污丑闻不断,前面提到的布达佩斯申奥被民间运动拉倒,矛头就直指政府贪污腐败、只会靠奥运工程来捞油水、办奥运劳民伤财不理人民的死活,所以其在国会上经常被反对党狙击。(hungarytoday图片)

学术自由的政治

Müller认为,这种民粹主义对“人民”的想像是危险的,因为它将“民主”的想像置换成一种非黑即白的政治道德:民主只有代表“人民”的意愿时才可贵的,甚么人权、程序、公共讨论、权力制衡,通通都是精英阻挠“人民”的利益申张的把戏。而不服从大多数“人民”的人,并不只是少数派,更是道德上恶的、不是人民的一部分,是要消灭的敌人。但民粹国家主义自有它的土壤:如果不是大部分公民的确感觉被建制精英“抛弃”,他们的生活真的艰难而无希望,贩卖精英对“人民”的“背叛”这种论述,不会引来这么多人的共鸣。Fidesz 在2010和2014年两次大选中都取得近三份之二的国会大多数议席,并不仅仅是奥班的民粹操作可以充份解释。那是真实反映了大部分匈牙利人对金融海啸前的政治彻底失望,而在Fidesz 与奥班之外,并没有更好的替代选项。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奥班政府以绝大多数执政七年,人民的生活并不见特别有起色。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名店是愈开愈多、愈来愈多游客,但公共医疗和基础教育体系都逐渐崩解。民粹政治对道德纯洁的政治的追求正反噬Fidesz:Fidesz的贪污丑闻不断,尤其常被极右的反对党Jobbik 拿来挑战奥班的权威。前面提到的布达佩斯申奥被民间运动拉倒,矛头就直指政府贪污腐败、只会靠奥运工程来捞油水、办奥运劳民伤财不理人民的死活。

这次中欧大学的反杀校运动虽然不能迫奥班撤回法案,但声势却意外地浩大,正是奥班的民粹国家主义响起的又一警号。在法案付国会表决的前两天,一些匈牙利年青学生就发起了一次声援中欧大学、捍卫学术自由的游行(中欧大学表明不会参与和发起任何街头抗争,并没有参与其中),竟意外地有逾一万人参加。在四月九日,匈牙利总统准备签署新法案作实的前夕,这次游行更有超过八万人参与,几乎和2014反网络税抗争看齐。

中欧大学得到的国际声援也相当触目:几乎所有北美和欧洲的一线名校和学术组织都有正式声明支持中欧大学留在布达佩斯,二十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很多国际知名学者都发公开信表明反对匈牙利政府的立法。甚至连美国国务院也发出正式声明认为新法案无理,支持中欧大学不必停办;Fidesz所属的欧洲议会党团欧洲人民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也表示如果奥班拒绝撤会法案,将威胁启动欧盟条款第七条将匈牙利逐出欧盟。中欧大学在这次打了一场出色的国际舆论战,也展示了意外地强大的外交手腕和游说能力。这些国外学界的支持,反过来强化了国内反抗运动的声势:奥班的龌龊政治手段,正使匈牙利在国际蒙羞,这也是令更多人愿意走出来反对新法案、支持学术自由的原因。

迎接“后民粹”时代?

“学术自由”是抽象的价值,不是人们切身利益所在,我们一般不会预期它有多大的动员力,更别说挑战民粹政客的权威。这次中欧大学的反杀校运动,却带来了一个更立体的图像。只讲价值而没有背后支撑的游说网络和手腕,并不可能做到触动人神经的动员;但价值却又是整个抗争动员之中不可或缺的部份:人们愿意站出来参与公共抗争,并不只是为了自身利益,和民粹主义的其中一个核心成份一样,“公益”(common good)也是人民关注的一部分。“人民”希望参与到守卫社群公益的事,不满政客的虚伪的计算操作。在这一点上,人们上街支持中欧大学、或反对申奥,可能和他们当年支持奥班上台,在动机的结构上没有太大分别。问题在于,这慢慢浮面和爆发出来的反抗能量,能否转化成支持宪政、自由、民主的健康力量,不再走上民粹的歧途。这仍然是未知之数。

当然,我们也得认清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奥班和Fidesz的权威因为民粹逻辑的反噬逐渐减弱,中欧大学的反杀校运动不可能有如此声势。如果事情早几年爆发,中欧大学可以争取到的国内支持也许就没有这么强。反抗运动的亮丽,背后有著这七年以来,公民社会的抗争者前仆后继冲击建制管治权威的血泪和功劳在。对中欧大学的民意支持背后,有著强烈的反奥班情绪,游行时大伙叫著奥班下台的口号,叫完之后不少匈牙利人都心照不宣的微笑。Fidesz或许还可以嬴得下一次选举,但奥班的民粹国家主义已经一再失灵,他已不再是“人民”反抗腐败精英的必然领袖;反之,他已是新的腐败精英。但民粹领袖权威的坠落,并不等于人民的另一个替代选项必然更好。走进“后民粹”时代,进步主义者如果不能把握这次得来不易的机会,重构对公益的健康理解、重建人民之间的价值共识,当人民再次感到被政治(精英)抛弃,那可以是一个更坏的时代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