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哲学宿舍里的狂野年代

谜般的哲学手稿

我喜欢读黑格尔，虽然在这个时代有点过时，可是我总觉得他的作品里面有一种潜藏的热情，读起来很有韵味。今年是他的《精神现象学》出版210年，《哲学百科》出版200年，正是时机再读这个德国哲学大师。但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成为大师前的青年黑格尔及他的室友们。

先说一个小故事。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份谜般的零散文件：〈德意志观念论最老的系统纲要〉（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拥有它的买卖古典文件书商无法交代文件来源，作者不详，但是字迹是黑格尔手书。这份文件由柏林皇家图书馆于1913年在拍卖会中买下，1917年时由知名黑格尔研究者弗兰兹∙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公开此文件内容，点燃了黑格尔学界的争论。这份文件应该是于1797年时，由黑格尔亲手写下，可是部份学者认为文件内容、哲学用语不符合青年黑格尔的用法，考据后做出大胆推测：这手稿是黑格尔抄录他的好友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或是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思想。

不管这份手稿真正作者是谁，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黑格尔、谢林与荷尔德林三人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半途而废的神学院学生

这三人认识于求学时期，那是深刻影响黑格尔思想成型的几年。《世界周报》（Die Welt）记者David Deißner在〈黑格尔在哲学宿舍里的狂野年代〉（Hegels wilde Jahre in der Philosophen-WG）这篇文章里，详细描述了黑格尔进大学时的思想养成时期。他在1788年赴杜宾根，拿了一个公爵提供的奖学金读神学，入学前他还写了信给公爵，保证自己会认真勤奋读书，专心准备毕业后成为称职的神学人员。

这封信保证的事情后来并没有成真。黑格尔一进大学，读到那个时代最精彩的经典，整个人就著迷了。那个影响他最大的人就是卢梭。他虽是神学院学生，但是很快忘记答应要成为神职人员这件事（虽然奖学金还是照拿），去哲学系读康德、席勒、柏拉图、孟德斯鸠等神学系不会读的东西，开始了他一生对于政治哲学不歇的热情。尤其是卢梭，这位法国哲学家的文字极具感染力，一点都不像康德那么硬梆梆（虽然康德也爱读卢梭）。当时黑格尔的教会宿舍里，一些学生组成康德读书会，黑格尔就以正在研读卢梭为由婉拒参加。他读卢梭政治哲学中的共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正起劲。

黑格尔著迷于这种代表全人类的意志，其实也有时代背景：他进大学的第二年就是法国大革命。哪个青年学生不会对于这个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感到兴奋？尤其黑格尔又生活在封建主义中的德意志大地。这种时代的背景更使得黑格尔不可能乖乖走上神职之路。当时黑格尔便放下圣经，参加宿舍组成的政治讨论会与读书会，勤读当时被禁的法国报刊，追踪来自革命国度的第一手消息，盼望著革命的火花也延烧到德国。

这样的时代背景，再加上谢林与荷尔德林两位室友，完美打造了黑格尔的狂野青春。

哲学共同体

1788年，黑格尔入学时即认识了一同搬来宿舍的荷尔德林，谢林则在1790年时入学，当时他以天才儿童身份进入杜宾根大学，14岁已经通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法文、英文、义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与拉丁文，能读西方与中东各种经典。而荷尔德林也擅长希腊文（曾翻译《安蒂冈妮》（Antigone），他也带领黑格尔深入希腊古典世界），在学生时代就已开始准备其名作《希伯利翁》（Hyperion）。德文中说起同住的室友，会说他们住在一个WG—Wohngemeinschaft，直译就是居住共同体。黑格尔与谢林、荷尔德林不仅是居住共同体，也是精神上的共同体。他们为读神学而来，却产生了超越神学的精神联系——恩格斯曾说到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就是联系之意。因此，人际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三人也可以说以其精神联系创立了一种哲学宗教。他跟一流的思想者与诗人同住，每日谈论世界的精神，思想早已超出神学院能给予的内容，怎么能安于未来作一个神职人员？想到他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的第一本书《精神现象学》里有那种提出新科学的狂放热情。

1791年，宿舍的一些学生约好，到附近的草原种下一颗自由之树，并呼喊著“自由万岁！”（"Vive la liberté"），黑格尔与谢林也在其中。后来这件事传到公爵Carl Eugen耳里，大怒，学生想要自由，向往法国革命，岂不是要革这些地方贵族的命吗？他于是亲自跑去宿舍调查，领头的学生逃了，黑格尔跟谢林倒是逃过一劫。

没有人理解我

黑格尔对于时代变化的期待有没有反映在他的思想上？对此，海涅（Heinrich Heine）已在其《论德国宗教与哲学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中清楚指出黑格尔的学院晦涩词汇中富藏著革命思想。不过他的思想体系庞大，可以被诠释为有革命的部份，也可被诠释为国家的御用学术。因此，海涅感叹地在该书中提及这样的轶事：黑格尔临终前在病床上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然而说完这句话后，他又恼怒地接著说，“不，他也不理解我。”

我们无法宣称自己是那唯一理解他的人，但是确实可以读到那个呼喊自由万岁的神学院学生对于变革的期望。这种青年黑格尔的热情影响了后来的黑格尔左派份子，也在1848年革命上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中谈黑格尔的哲学革命及其限制。他写道，法国大革命的同时，德国也酝酿著革命，但却是以哲学革命作为政治变革的前导。法国人与官方学说、教会、国家公开斗争，随时准备攻进巴士底监狱，而德国人是大学教授用哲学体系搞的革命。他嘲讽地问：“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著革命吗？”认为这种谈革命的哲学使人混乱，例如，“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支持现存制度的人感谢黑格尔把一切神圣化，“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但是恩格斯也指出黑格尔哲学可以被诠释为现实尚未被实现为必然，“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具有发展为必然的力量，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不过恩格斯也指出，黑格尔本人并没有这样清楚的主张，但这是他的哲学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为什么黑格尔这么含蓄地谈变革？“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恩格斯批判，因此黑格尔的彻底革命的思维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他嘲讽：“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著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

因此可以说，黑格尔以一个德国哲学家的身份期待著变革，可是也正因为他的德国哲学家身份，使他坚持著体系与绝对真理，这种革命的哲学因而被恩格斯视为德国庸人气味里的茶壶风暴。可是在他的青年阶段，在还没有建立哲学体系、还没登上奥林帕斯山的时候，在那个宿舍里，嗜读卢梭的学子以炽热的眼光望向了法兰西共和国。恩格斯即说，黑格尔一辈子都对法国大革命抱持好感。

当年黑格尔经常散步的幽深小径，现在已经是海德堡赫赫有名的景点：哲学家之路。（资料图片）

离开神职之路

回到时代背景看当时黑格尔的思想养成。他与他的室友三人原读神学，虽然后来其思想并未离开宗教议题，但是神职不再是他们的职业目标，其中一人成为宫廷文人，两人历任贵族家教、中学及大学教授。这个发展其实也不全是个人志趣决定，还有时代变化使然。

英国二战前的知名日尔曼学教授布鲁佛特（Walter H. Bruford）曾在其名作《歌德时代的社会状况》（Di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Goethezeit）中说明18世纪时德国读大学的情形，他指出当年的大学生主要有两种，一是出身上层家庭的子弟，到大学里学习国家学与法学等治国之术，未来毕业后也立志成为世界的政治人才，毕业后也会到政府去实习；另一种则是来自中下阶层的学生，读的几乎都是神学或教育，希望毕业后从事神职。这些神学院学生几无例外来自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不佳的家庭，特别是来自神职人员家庭。这些大学生很多人必须仰赖有信仰的贵族或富商的奖学金，但许多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待不了多久即退学。而毕业后这些学生所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往往是私人教师或拉丁文学校教师，或任职宫廷，直到他们被任命为正式神职人员止。

黑格尔与他的室友们就是典型来自神职人员家庭、依赖奖学金、凭借其聪慧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神学院学生，可以想像他们处在那些学习治国之术的同学里，在那个时代氛围里厌恶贵族并盼望著革命的心情。

之前神学院学生们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从事神职，学校教职只是过渡，除非必要，没有人会一直待下去。可是这种情形在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初有了改变，教职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不再被认为次于神职。就在这样的社会状况变化中，三人离开了神学院，却没走入教会。

杜宾根的传奇

离开大学后，三人保持长久友谊，荷尔德林住在法兰克福近郊贵族居住地Bad Homburg，去当宫廷文人并帮贵族管理图书。在他的介绍下黑格尔也于1797年来到法兰克福为贵族工作——正是黑格尔手抄那份谜样文件的一年。而谢林后来去了耶拿大学教书，黑格尔也去当了同事，两人且合开哲学课程——直到拿破仑于1806年攻到耶拿，黑格尔匆匆忙忙抱著《精神现象学》手稿逃到班贝格。

看看这三人在人类文明上留下的足迹，不能不感叹，这世界上确实有超出人类能理解的更高存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样的巧合：这三个都有著Friedrich名字的室友，都来自德国西南地区的神职人员家庭，到了杜宾根大学读神学，却没有人成为神职人员，都以其天才对人类思想发展起了绝对的影响。倘无这三人，今日德国人文学界的景象绝对完全不同。

这三人是杜宾根大学永远的传奇。杜宾根大学奇迹般产生这么耀眼的世界精神的那几年，始终为德国思想界津津乐道。英文有个德文没有的特别说法：Embarrassment of riches，意指多到不可思议的美好——例如史家Simon Schama形容荷兰在黄金年代的文化盛况的畅销书就用了这个书名——黑格尔读书时的宿舍，说是Embarrassment of intellectual riches也当之无愧。1877年时，杜宾根大学为纪念创校四百周年校庆，委由学者Julius Klaiber编著《荷尔德林、黑格尔与谢林的史瓦本青春岁月》（Die schwäbischen Jugendjahre von Hölderlin, Hegel und Schelling），以志那一段宿舍的哲学年月。他们除了是杜宾根大学的骄傲，也是史瓦本地区的骄傲，诗人Eduard Paulus便曾作诗，说明史瓦本地区尽出人杰：

Der Schelling und der Hegel（那谢林与黑格尔）

der Schiller und der Hauff（那席勒与豪夫）

das ist bei uns die Regel （在我们这儿都是一般标准）

und fällt uns gar nicht auf.（并不特别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