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分析哲学家知道什么？ | 黎子元

对于读者来说，一本哲学著作自然最好读起来清晰流畅，同时又能关怀到自己最切身的问题。不过一种至今仍然被广泛接受的、将哲学划分为“分析”（analytic）与“欧陆”（continental）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流行要到20世纪之后才成为可能）或许会使得读者的期待无法被满足。大家通常会认为：分析哲学清晰流畅，却不太关心“逻辑检证”之外的事情；欧陆哲学讨论的课题引人入胜，读起来却艰深晦涩。难道就没有两全其美的法子吗？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立真的无法调解？

其实阅读分析哲学著作也要求读者受过相当的逻辑训练才能体会到它的“清晰流畅”，而欧陆哲学著作的“艰涩难懂”兴许是受它探讨的课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倘若我是一位分析哲学家，我最想质问欧陆哲学家：哪怕欧陆哲学探讨的课题森罗万象、巨细无遗，你如何确保你的思考和讨论清晰、准确、有效？而如果作为欧陆哲学家，我则反倒要问：尽管你能够将概念分析、逻辑检证做到极致，但分析哲学家究竟知道什么呢？

提问分析哲学家“知道什么”，也就是提问分析哲学的“知识边界”（the limits of knowledge）是什么。向“知识的边界”发问则引导我们的思维马上发生翻转，要去建立起关于“边界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limits）。既然我们提出分析哲学的知识边界的问题，要建立起关于分析哲学的边界的知识，那么“分析哲学家知道什么？”的发问也就没有冒犯的意思了。而本文的写作只能算是这项考察工作的准备阶段。

分析哲学在20世纪早期发展达至一个高峰无疑在思想史上具有关键意义。

费雷格早期的著名作品是1879年出版的《概念文字 —— 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形式语言》，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逻辑学中最重要的作品。（连结）

回溯到1879年发表的文章“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数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Begriffsschrift），费雷格（Gottlob Frege）将逻辑学家试图借助数学来建构形式逻辑或者说将逻辑数学化的构想（与此同时逻辑学家也试图借助逻辑来为数学奠基）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项发展的关键在于费雷格基于函数理论而非语法来建立整套分析方法：把命题分解为函数ƒ（function）与自变量x（independent variable, or argument）而非主词（subject）与谓词（predicate），其中待输入函数的自变量x可以是任何对象。于是，决定函数值ƒ(x)（或者说因变量y，dependent variable）的就是函数运算法则本身，值的真假就取决于运算所得命题的真假，而能够将自变量／对象变换到真值的函数就被称为“概念”。这样一来，亚里斯多德演绎逻辑和斯多葛命题逻辑的局限就被克服了，一套与直觉彻底撇清了关系、其运作完全基于自身原则（逻辑公理与定义）的“纯逻辑”便建立起来。

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费雷格有著十分近似的“逻辑主义”理想，即建立一套理想语言来回避自然语言的种种缺陷，根据一系列明确规定的原则来检视命题或语句是否有意义，最终让获得稳妥奠基的哲学成为一门科学。数学对他建立这套形式系统而言同样至关紧要：因应朴素集合论的悖论他便发展出类型论来为集合提供更严谨的定义，并以这套定义作为根本的逻辑基础。罗素认为所有可靠的哲学必始于逻辑分析。他的思路是通过分解（decomposition）复杂事物找到最简单的、无法再分的基本逻辑单元，当这些基本组成部分被明确定义，反过来便能推导出所有真命题，这也就是所谓的“逻辑原子论”。而这些真命题在罗素看来就是以最可靠的、有意义的形式语言对现实的转述（paraphrase），意味著转述与现实之间是一种同形的（isomorphic）关系。认为事实与描述事实的形式语言具有同一关系，现实的结构可以经过逻辑分析呈现出来，就是罗素采取的“化约论”立场。

路德维希．维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

1920年代初发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时候的维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不同意费雷格认为逻辑实体存在于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也不同意罗素把逻辑命题看作对现实的转述因而与现实的某些特性相关。逻辑命题是不具任何内容的重言式（tautology）。他极富洞见地指出，逻辑命题表达的是真值函数的运算／操作（the truth-functional operations）。这意味著从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到基本命题再到复杂命题的生成，这整个基于简单成分之间的复合状态而建立起逻辑关系的过程仅仅与真值函数的操作相关。尽管借助“图像理论”，命题结构与现实结构被视为是同一的，但命题却不再关涉感官经验、物理对象，对命题真假的判断则完全成为分析命题自身表达的问题，也就是语言的问题。于是，维根斯坦便提出“语言是思想边界”，认为由命题、语句构成的思想只能被限制在语言内部，而哲学的唯一活动就是不断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就是对20世纪哲学发展影响深远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如果世界（一切事实）必须以事实的逻辑图像即思想来呈现，而思想必须受到语言的限制（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那么语言之外便没有“世界”。“语言转向”为思想划出了边界，对边界之外，哲学家们只能缄口不语。这种激进的观点让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醍醐灌顶，随即将其奉为圭臬，并把先驱的一些重要理论在逻辑和数学研究中推到了极端。他们认为逻辑命题不再与现实相对照，它的真假只取决于逻辑的惯常运作。分析哲学的工作便是逻辑检证，而检证的对象仅仅限于在认识上有意义的命题。对他们来说，哲学的唯一目标就是对语言进行形式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纳普（Rudolf Carnap）在其著作《语言的逻辑句法》（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1934）就申明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现实的某个特定领域或者物理的、经验的事实，而应该是科学语言（scientific language）的句法。经他对哲学问题和命题的重新系统化配置，哲学或者说“科学哲学”被高度形式化，不再关注研究对象的自然属性或本质，只关心语言表达以及它们的句法和语法。

回顾分析哲学在这段时期的重要发展，无论是费雷格根据数学建立起来的、其运作完全基于自身原则的“纯逻辑”，罗素试图从明确规定的基本逻辑单元推导出所有（能够转述现实的）真命题的“逻辑原子论与化约论”，维根斯坦宣称语言之外没有世界、哲学就是语言逻辑分析的“语言转向”，还是卡纳普认定科学哲学就是对语言进行形式研究、从而必须与经验世界割裂的极端的“逻辑检证主义”（verificationism），一条不断把前人理论“极端化”的脉络可以被勾勒出来。

分析哲学起初还承认形式语言与现实世界相互对照，后来便彻底背离现实世界，对语言的形式研究之外的事情一概漠不关心。分析哲学将哲学研究限制在语言的边界之内，既等于将思想囚困于语言的牢狱，其实又是躲在语言的壁垒内自得其乐，仿佛语言之外真的就没有世界了。由分析哲学家自己为自己建构出来的“（形式）语言”替他们的思想提供了条件，同时却也为他们的知识划定出边界。而当代人每天直面的赤裸裸的社会现实与逼到身边的切身问题则不在界限以内，只因这些问题未必具备科学、明晰的意义，所以不足以成为哲学问题。分析哲学的这条极端化发展脉络推演到50年代以后，便造就了维根斯坦后期思想的转变，逻辑实证主义自身的崩塌，以及形而上学问题在分析哲学内部重新复归等种种状况。

分析哲学清晰流畅，却不太关心逻辑检证之外事情的这种流行观念如今是否得到扭转？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立真的无法调解？《什么是分析哲学？》（What Is Analytic Philosophy，2008）的作者汉斯—约翰．格洛克（Hans-Johann Glock）就试图以更为“欧陆”的视角来考察分析哲学：关注分析哲学的历史背景及其在更广义的文化与政治上的应用，关注它与其他做哲学的方式之间的矛盾如何展开。他指出以地域和语种来界定分析哲学、标识它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差别是不恰当的。这种刻板印象无视分析哲学的欧陆渊源。而仅仅以一种“盎格鲁中心观念”（Anglocentric conception）看待分析哲学也是站不住脚的。目前，分析哲学在欧陆日益兴盛起来，而在北美地区，欧陆哲学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接著，他继续澄清以“学说和课题”、“方法和风格”来区别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同样徒劳无益。一种常见的观念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就体现在它们对于何谓哲学问题、如何研究问题上存在的根本对立。格洛克则指出分析哲学并非都以反形而上学（揭穿其“无意义”）为任务，也不都认定思想分析必须由语言分析所决定，甚至对于哲学是否等同于科学莫衷一是。因此单单以“如何界定哲学问题”无法定义分析哲学。同样地，“分析方法”的标签也无法涵盖分析哲学的多样性（早期和晚期的维根斯坦）、区别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柏拉图就曾采用分解方法，Plato's method of division）。哪怕是“清晰风格”也只是晦涩程度的问题，涉及美观要求和学院成规而不能成为一门哲学的本质。至于对哲学问题坚持一种“澄清与明辨态度”，难道不正是哲学这门古老学问一贯的追求吗？于是，作者最后只好采用维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再加上生成的、历史的视角来定义分析哲学。

一本哲学著作能否两全其美，读起来既清晰流畅、又关怀读者切身问题呢？“分析”与“欧陆”的划分能否被当代哲学所超越？姑且不论被划分在欧陆哲学家阵营的德勒兹在The Logic of Sense（1968）中关于引入决定命题意义的第四维度（即“事件”）的讨论是否能与分析哲学发生交集又超出分析哲学的边界，仅以同样位列欧陆哲学阵营的巴迪欧的第一部数学本体论巨著Being and Event（1988）为例，假定读者能够驾驭作者采用的那一套数学逻辑（暂不论是否准确、合理），整本著作读起来便给人清晰明确、畅快淋漓的体验，而同时他的思想又关怀著对于当代社会的每个个体而言最为根本／激进的问题。

超越“分析”与“欧陆”的划分恰恰是我们这一代哲学学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