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2022︱丁新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外籍族群在香港百年发展

【01哲学编按】今年香港书展以“历史文化・城市书写”作为年度主题，当中设有“文艺廊”三大专区诉说香港故事，专区之一将重点介绍香港五位历史文化学者，他们分别是丁新豹、吕大乐、冼玉仪、叶灵凤（1905-1975）及郑宝鸿，大会除会展出他们珍贵手稿、物品及书籍外，亦举办年度主题讲座系列，让部份作家与读者会面。（书展活动详情见文末）

“01哲学”将会一连五日，分别选录这五位历史文化学者的著作，让读者认识他们对香港研究所作贡献。这次选录为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合著著作《非我族裔：战前香港的外籍族群》，丁氏在这个研究项目中，探讨香港有何因素持续不断吸引外籍族群来港谋生？他们在香港发展为国际大都会的百多年间，他们扮演过甚么角色？又与华人及其他族群——特别是作为统治者的港英政府的关系如何？对本地的华人有何影响？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千百年来国人对外族的先入为主的看法；就香港的情况而言，丁新豹试图为此提供答案。

02 来自邻埠的葡萄牙人

在香港的外籍族群中，葡萄牙人是相当独特的一个群体，在很多方面与众不同。 其一是部份葡人在香港甫开埠便随即迁居香港，是最早移居香港的西方人；其二是他们的人口比其他外籍族群为多（十九世纪晚期人口才被英人超越）；其三是其他外籍人士须远渡重洋、长途跋涉来到此地，而他们却是来自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邻埠澳门，还有他们也是外籍族群中最早落地生根的一群。算起来，部份家族已在香港生活了好几代，他们在香港有自己的学校、会所、教堂和坟场。葡人对香港的贡献也不少，天主教在香港的传播及本地早期印刷业的发展均与葡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香港葡人的由来

葡人是最早发现绕好望角东来印度的航路的，自1557年便获准在澳门寓居从事贸易。1 在十六世纪晚期至十七世纪初曾以澳门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日本、中国、马来半岛、印度和葡萄牙的庞大商业网络，垄断了东西海上贸易，获利甚钜。但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荷兰、西班牙人代之而起；未几，英、法等国亦积极经营东方贸易。从十七世纪末，西方国家纷纷到广州进行贸易。按照清廷规定，外商不准在广州过冬，外籍妇女不得上广州。故此，澳门成为外商安顿家小之地。而在当年的广州贸易中，葡语是沟通的主要语言，2 大量葡人投身通译工作，并在外国洋行中任职。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鸦片战争爆发前澳门的葡人曾有过一段繁荣日子。但香港开埠后，澳门的商业一落千丈，部份葡人有见香港发展前景好，乃举家迁港。

小量葡人在香港开埠初年便移居香港，其后又有一波比较大的移居香港潮。在1849年葡督亚马留（Amaral）欲效法英人强占香港之做法，驱赶驻澳中国官员，更夷平关闸一带之华人坟地，被华人狙击而死，澳门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部份葡人见澳门前景不明，乃移居香港。3 据1853年的人口登记记录，葡人有459名。4 在人口统计报告中，葡人与其他西方人是区分开来的，因为在英国人眼中，葡人是另类西方人，华民政务司布鲁贤曾就此作出过解释：“葡人与其他欧洲人有明显区别，故应从其他欧人区分开来。香港的葡人是一个在热带地区定居下来并已完全适应并融入当地环境的欧洲社群。”5 1921年的人口统计表指出：“葡人操一种特别的方言，它糅合了葡语、马来语、日本语、粤语及兴都斯坦语，正反映了这个族群的来源，他们很少与其他族群通婚。”

书目：非我族裔：战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作者：丁新豹、卢淑樱
出版社：三联书店

居港葡人人口之增减

1874年澳门受到特大台风袭击，死亡枕藉，造成严重破坏，引发另一波移居香港潮。根据人口统计数字，1876年香港葡人人口为1,718名，比1853年增加了4倍。值得注意的是，人口中有孩童813名，几乎是成年男女的总和，这与其他外籍族群男性远比女性为多，而孩童数目不多的情况迥然不同。人口中男女数目相若，加上孩童特多，反映了葡人是举家迁港的，也可能是他们在香港安顿下来，生活转趋稳定后，便积极生育。1891年葡人人口增为2,089人，比1881年增加了11.77%，但孩童数目只有205名，明显减少了。人口统计报告特别指出这个现象，并作出解释：“葡人在香港就业出现困难，一些原来多由葡人担任的职位，现在已被英国人及其他国籍人士取去，任职于欧洲人开设的洋行的葡人大为减少，因此生育亦告减少。”

1901年葡人人口为1,948名，比前有所减少，这正是生育减少所造成。人口统计报告指出：“葡人大部份来自澳门，只有10人生于葡萄牙，其中逾半是在香港出生，但只有少数人入籍英国。”1911年葡人人口有2,558人，该年的人口统计报告特别指出，葡人已婚男子比未婚男子多，而葡人中的寡妇比英国及欧洲人多两倍。在235个葡裔家庭中，平均生3.9名孩童，每段婚姻的平均延续期是13.56年；而一般英人是1.89名及9.25年。葡人人口到1931年，也就是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3,198人。

据政府记录，葡人在十九世纪晚期主要居于中环对上的坚道、些利街、云咸街、奥卑利街、卑利街、伊利近街、嚤啰庙街、赞善里、列拿士地台一带，这里距离第一及第二间天主教圣母无原罪总堂都不远。在1910年代，因内地政局动荡不安，大量富有华人家族移居香港，造成港岛中环房屋租金大涨，部份葡人家族卖去中环之物业，迁到九龙尖沙咀的柯士甸道、加连威老道、亚士厘道、诺士佛台、金巴利道一带。1911年的人口统计显示共有490名葡人居于九龙界限街以南地区。从1901至1906这地区的葡人人口增长了273%，可知这是葡人移居九龙的高峰期。从1930年代起港岛新发展起来的住宅区，包括港岛的跑马地（黄泥涌道、景光街和山村道等）、九龙的何文田（自由道、胜利道和太平道等）及九龙塘（森麻实道和约克道等），均居住了一些葡人。

葡人与天主教

在香港早年兴建的天主堂，我们不难看到葡人的身影。11 位于威灵顿街的首间天主堂在筹建时，葡人是主要的捐助者。第二代圣母无原罪大堂选址铁岗是因为附近是葡人聚居地，它的一个云石祭台是葡人布拉架捐献的。在十九世纪晚期，九龙逐渐开发，不少葡人从港岛迁居尖沙咀，香港教区决定在该区设一教堂。兴筑玫瑰堂所需的大部份资金乃来自葡人安东尼奥．高美斯（Antonio Gomes）。1925年落成的跑马地圣玛嘉烈教堂，它的圣龛门是葡人苏沙（A. Sousa）捐献的。

在192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葡人已迁往九龙居住，部份居于嘉多利山；部份迁往新开发的花园城市—九龙塘。随着这一带葡人增加，他们向教区建议兴建一所新教堂以方便他们周日崇拜，取得首肯后便由布拉架牵头进行筹款，圣德肋撒堂由是兴建，这些教堂与葡人关系十分密切。除捐款兴筑教堂外，葡人还慷慨捐地给外来修会。最突出的例子，是卡斯特罗兄弟把坚道地皮捐给意大利的嘉诺撒仁爱女修会兴建修院及学校。

香港天主教学校的开设及发展也与葡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12 葡人扶老携幼迁居香港，他们的孩童均须上学。特别是在1860年代以后，出生率上升，适龄入学孩童日增，早年一些天主教学校的设立，与此有密切关系。无论是救主书院，还是日后的圣约瑟书院、圣心书院、圣保禄学校、喇沙书院，他们或原为葡人子弟而设，或早期的学生中有相当多的葡裔孩童，设有葡人班，直至1960年代仍有葡人子女就读于上述学校，只是数目远比战前为少。

香港的葡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在英国人与华人缺乏沟通的十九世纪，他们扮演了华英之间的桥梁角色。但在年青一代华人接受了西式教育而崛起后，这个角色的重要性便日渐减退。到了战后，这个角色便完全消失了。在华人眼中他们是西方人，但英国人却视他们为早已融入热带气候的欧亚混种人；在政府机构，以及在欧美人士开设的大商行中，葡人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而非主导性的，社会地位比英国人及欧美人士低，但却比华人略高。

香港的葡人一方面竭力保存本身的生活文化，又努力融入以英国人为主导的西人社会，其中一个宣示方法便是参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三两葡人曾加入英军参战，还有一人捐躯。在1940年有不少葡人加入义勇军及后备警队，为港府效力。在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中，有22名葡裔的义勇军战死沙场；有200人被俘，与英国同袍一起监禁在集中营（葡萄牙管辖的澳门因葡国宣示中立而没有被日本侵占）。

作为一个在亚洲居留逾五百年的族群，葡人语言及生活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今天常用的英文中有很多与东方或亚洲有关的词汇和地名，如 sampan、typhoon、coolie、amah、Canton等，都是葡人采纳了，然后英文从葡文借用的；也有如 compradore 和praya 等词汇乃吸纳自葡文。天主教在本港的传播处处可见葡人的影子，在娱乐界，不同类别的运动，特别是足球、草地滚球及赛马，均有出色的葡人代表，而葡澳菜馔（葡国鸡、马介休鱼、非洲鸡、葡挞等），亦早已成为香港饮食文化的一部份。

作者简介｜丁新豹，香港历史博物馆前总馆长，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及名誉高级研究员，香港大学及香港教育学院名誉院士，香港特别行政区古物咨询委员会、卫奕信文物信托理事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委员，本港及广东省多所博物馆之名誉顾问。著作包括:《香港早期华人社会》、《四环九约：博物馆藏历史图片精选》、《近代中国留学生论文集》等。
卢淑樱，香港土生、土长，土产历史爱好者。现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研究兴趣包括妇女及儿童历史、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和香港史等。

【本文获三联书店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辑撰写。本文并不代表01哲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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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展作家分享活动详情】
题目：我的习史之旅
讲者：丁新豹博士
日期：2022年7月22日（五）
时间：下午3:00 至 下午4:30
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议室 S423-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