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又是城市——精神与生活的融合

（本文为投稿，稿件可电邮至01philosubmit@gmail.com；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01哲学立场。）

作者：周九泉

我阅读了01哲学的两篇文章：《城市：动力来自何方》及一篇回应的文章：《动力来自城市与自然的互相滑动》，后者既反对了前者的观点，也补充了前者的不足。笔者自问不是这个范畴的专家，只是曾经短暂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对这个题目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而己。今次尝试揉合两种的观点，以得出一幅比较清晰的图画。以下，为了方便表述，我称呼《城市：动力来自何方》为“第一篇文”和《动力来自城市与自然的互相滑动》为“第二篇文”。

（编按：第一篇文指出“城市却一天天庞大，街道上的人一天天增多。作家们抨击城市生活的诗歌散文，却是在城市的印刷厂中排版印刷，在城市恢弘的书城当中出售。”而城市的发展逻辑，则是沿著“城市化——郊区化——郊区城市化——新的郊区化”的迴圈不断前进的。第二篇文则反对第一篇文的两个论点，其中是“自然”与“文明”的二元化，以及作者对城市文明的自信。“当该文作者不断赞颂城市如何为人类带来动力的时候，却又无视动力的来源与后果，眼光停留在城市上，甚至乎有种城市中心主义”。）

第一篇文的观点不算新鲜，其观点类似爱德华．格雷瑟（Edward Glaeser）于《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中所述的那样，大意就是有一些人类向往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只能依靠城市实现。换言之，没有城市就没有那些经济和文化活动，例如：大型球场、歌舞表演、各类展览、金融业、创意产业及其他高端产业等等。不过，格雷瑟提醒我们，城市的“真身”不是城市，而是城市里面的人。这些人未必一定长住在同一个城市之中，游客、难民这些都是现代城市的一部分。城市最大的优势是能够容下不同类型的人，容许他们以近距离、成本最低的方法互动，从而诱发各种可能性。格雷瑟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能够激发人类潜能和创意的地方。换言之，一个健康的城市必须有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假如缺乏了这个因素，无论这座城市方圆有多大、人口有几多都是没有意思的。城市必须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存在。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必定带来经济效益，而这样又可以衍生出其他的好处。例如：城市的一大特色是能够垂直发展，高楼大厦可以节省土地（实际上是“创造”了新的土地面积），可以减少交通的需求，特别是于商业大厦之内，有利经济活动。你可能会问：空气污染不就是交通造成的吗？如果你用这个问题去问格雷瑟，他的答案是：不是，真正成功的城市不应该这样，至少理论上如是。

众所周知，高斯理论（Coase theorem）就是主张总计一个系统之内的一切代价，而不必计较那些代价如何分配。换言之，城市所带来的好处，必须减去城市的代价，才可以得出一个城市的真实价值。如果内地的城市、以及很多新兴国家（如印度）的城市计算它们的真实价值时减去一切代价，净值可能不会很高。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它们的GDP再高，那些市民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只要把每逢出门也要戴口罩、女人单独出门便会被强暴这些负面因素转换成可以衡量的经济数据，便可以得知城市的真实生活水平。（现时还未有确实的统计方法，但运用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那就是：你的薪金要增加多少个百分比，你才愿意居住在一个充斥PM2.5的城市？）

国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城市也不例外，一样有成功有失败。所以，第一篇文并没有把成功和失败的城市区分开来，一开始便予以歌颂，难怪引来第二篇文的不满。例如，第一篇文说：“城市，是一个让很多人欣喜，又让很多人厌恶的地方。”如前所述，市民喜不喜欢一个城市，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受该城市客观的成败所支配的。成功的城市，市民的入息水平未必最高，但他们会住得舒适，从而产生幸福感、满足感。格雷瑟指出，污染之所以是失败城市的病征，主要是规划上的失策：该垂直发展的地方没有垂直发展，该密集的地方不够密集。这种情况在内地大城市很常见，结果统统变成“堵城”，堵车的堵。台北、曼谷、孟买也有类似的问题，从地平线眺望，看不到任何焦点，因为城市规划本身就没有焦点。若你去过这些城市旅游，都会感到交通不便。那你约略可以感受到，住在那里的人每天生活会遇到什么困难。但失败的城市并非否定城市的原因，始终不能否定城市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贡献。虽然莎士比亚不是生於伦敦，但没有伦敦便肯定没有莎士比亚，只有伦敦才可以支持一间又一间的剧院。

至于第一篇文所说的古代的城市不是城市，这一点似乎与史实不符。如果城市的实体是人，而城市的灵魂是人与人的互动，而从这种互动再发展出一套城市的规律和文化，那么，古代的城市己经具备这些条件。正如古人会用城市作为自己的身份，例如：“襄阳城庞统”，这就说明襄阳城己经成熟，它对于居住其中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否则不会有人用一个“市”来做身份。

第二篇文强调城市当中的自然性以弥补第一文篇偏执于经济成果的盲点，而这正是近年不少外国城市重新规划时所采用的模式，俨如一股潮流。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尽量把公共空间回归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旧城市经过多年不断发展，公共空间都变得紧绌，欧洲的城市尤其明显。事实证明，只要把空间释放出来，民间的文化活动自然会兴起，洛杉机、柏林、西雅图、东京神田区都是近年城市再造的典范，而其成功之道都不外乎任人发挥，政府对这些空间的规管尽量减少。

不过，第二篇文强调自然的同时，则有点蔑视经济活动的重要性，甚至有点偏激。例如其作者说：“商业活动中你所交易的货品从何而来？你的农作物、衣物器皿哪一个不是从自然而来？商业活动的核心是交易，但无货的话能否交易？不是不可以，但那种没有物质基础的交易人们会称之为泡沫，而泡沫的下场每个有接触金融的人都很清楚，就是没有好下场。”也许，第二篇文的作者对经济学不是太了解，才有此言。首先，商业活动的核心不是交易，而是创造价值。如前所述，城市本身就是透过人与人的互动而创造经济价值的地方。其次，若没有城市提供庞大的市场，真的无法激发农业增加产量和提升农业技术。这个在内地己经有很多例子，不必详述。

城市规划是很专门的课题，超出本文和笔者的能力范围。所以，我只举一个例子。1994年，华盛顿州政府要求西雅图市著手都市再规划。经过十年的探索，于2004年得出“宜居城市＝都市村落”的规划方向。整个规划从下而上（所以用了十年），目的在于让市民自己构想他们喜欢的城市模式。今天，我们去西雅图都可以看到“都市村落”的成果。它由一个原本有点破败、不太宜居的城市，摇身一变成一个人人喜欢的地方。可见，第二篇文所说的“自然”和“文明”不作区隔的概念并不新鲜，而且己经于外国实行了。笔者自问没有读过第二篇文所依仗的拉图，但如果2013年还发表这些旧道理，未免有点过时了。

以往的学者不是讲自然和文明的融合，而是精神和城市生活的融合。1961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巨著《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就谈到这个观点。他指出，远古时期的城市的中心点都是神殿、祭坛，人们都围绕神殿来生活。到封建时期，中心点就变成皇宫；至资本主义时期，中心点就变成金融商业中心。城市的中心点代表了人类文明在某一个发展阶段所崇拜的对象，也就是代表了该文明的精神。如果我们今天于城市的中心点加入了自然的元素，也就反映了我们今天所崇拜、追求的是什么。

新加坡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该花园于2005年由政府倡议，至2012年才全部落成。该花园的造价极高昂，用地全部填海得来。目的就是为这个版图狭小的国家提供一个主要的公共空间。如果纯粹以经济效益来计算，绝对不划算。但为什么一向金钱挂帅的新加坡政府会这样做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