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线的南洋密码 I马来亚著名矿家陆佑 何以与港大产生联系？

【01哲学编按】本文节录自麦田出版，白伟权《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书》中第二部分的《港大的陆佑铜像：寻访香港与马来亚的历史联系》一章，探究马来亚著名矿家陆佑与港大之联系。本书以作者长年田野考察经验出发，聚焦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东亚、东南亚的历史进程，叙写人物事迹，以及经贸、政治、物产、文教、风土的交织，并梳理个中的历史和地理脉络。作者尝试以文章内的人物与事件，呈现东亚、或是东南亚千丝万缕的牵连，重塑对东南亚的认知，又从东南亚视角出发，想像自身所在地。

香港大学是亚洲首屈一指的顶尖大学，一九五六年的一个秋天，香港大学古朴典雅的本部大楼里学者政要云集，大家在此出席一尊华人铜像的揭幕仪式，以纪念这位先贤对大学所作出的贡献。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也是座上嘉宾，他受邀为这尊华人铜像揭幕。这尊铜像正是马来亚著名矿家—陆佑（一八四六—一九一七）。几个月前，港大校方也将本部大楼内新修好的大礼堂（Grand Hall）以陆佑命名，称为陆佑堂（Loke Yew Hall）。陆佑这位远在马来亚的矿家究竟与香港有何关系？他为何被香港大学所纪念？进而使“陆佑像”和“陆佑堂”成为港大深具代表性的地标。

拿律养成的矿家

陆佑祖籍鹤山，他十三岁（一八五八）便南来新加坡打拼，经过几年的拚搏，约十七岁时便成功成为一名杂货店（兴隆号）东主。这时的拿律正好也处于锡矿大开发时期，或许是人际关系的介绍，他在二十一岁时便将生意交由经理打理，之后便北上拿律寻求发展。

早年的拿律派系分明，陆佑初到拿律之时（约一八六七），当地才刚发生过两次严重的械斗事件。年轻的陆佑在当地跟随Chan Kam Chong和Ng Sow Swee学习打理业务，・担任行扛，因此有机会习得各种“know how”。从陆佑的籍贯以及所跟从的头家矿主，相信他属义兴阵营。在第三次拿律战争期间，据传他也尽忠职守，为所属阵营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

陆佑在拿律学矿并累积一定的经验和资金之后，便开始与人合资开办矿场。他的关系不仅限于义兴内部，在拿律战争结束之后的英治初期（一八七六），他也与大伯公会（建德堂）大哥邱天德在甘文丁合作开办矿场。与邱天德的合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陆佑当时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成为具有实力的矿主了。陆佑前后在拿律待了大约十五年，这段期间也正是他的青壮时期，因此在拿律这段时间的历练，对他未来作为矿家的养成十分重要。

首富之路：锡矿、饷码与政治关系的经营

拿律战争之后，随著马来半岛的马来封地界线逐渐被打破，大部分地区被纳为英国属地，陆佑也在一八八○年代开始往近打地区发展。此外，他也将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中马一带，他在雪兰莪的万挠、沙登、新街场、双文丹，彭亨的文冬、关丹，森美兰等地都拥有锡矿场，成为闻名全马的锡矿大王。

除了锡矿之外，另一个让陆佑晋升马来亚首富的关键是饷码承包（revenue farming）。饷码是一种税收承包制度，针对一些需求量大的商业领域，特别是将今天被认为是“捞偏门”的行业，例如鸦片、酒、赌、当、妓院等产业设定为专利，将其经营权承包给具有很强社会控制能力的富商。在那个时代，饷码税也是殖民政府最重要的税收入来源。陆佑在一八八○年代也陆续获得霹雳、雪兰莪、彭亨的总饷码承包权（General Farm），透过矿区控制与饷码承包这把双刃剑统揽了殖民地所有最赚钱的行业，进而成为马来联邦当时其中一位最富裕的华商。

事业版图的发展往往与统治阶层关系的经营相辅相成，根据学者约翰．布彻（John Butcher）指出，陆佑在承包饷码的同时，也经常会以对地方输捐作为回馈，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各种基础建设，使得地方政府能向中央交出漂亮的政绩。例如他曾捐献大笔资金从事文冬道路的建设，因此获得彭亨参政司的信赖。他在投资雪兰莪万挠矿业时，也同时在当地建设道路。一八九三年，他也响应雪兰莪参政司的号召，共同建立吉隆坡的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Institution），就连当地主要提供印度人就读的卫理男校（Methodist Boys’ School）成立时，他亦有捐献，成为创校人之一。陆佑的热心公益使他深受统治者的信任，马来联邦总参政司瑞天咸更赞誉陆佑是他见过最富进取心（enterprising）的华人。综观陆佑所捐献的地区，都是他资本利益分布之处，足见投资与奉献两者的密切关系。

陆佑除了在马来亚各地赚钱之外，他也与其他华商一样，坚守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原则，因此他也积极介入社区事务。在中马地区，陆佑积极融入本地甲必丹叶亚来所发起的仙四师爷信仰，因此可以见到雪隆各地的仙四师爷庙，都有陆佑大力支持的蛛丝马迹，像是加影的师爷宫在一八九八年建立新庙时，他与雪兰莪甲必丹叶杰良（叶观盛）便共同担任倡建绅董，他所经营的饷码公司“隆记㐷”也在“光绪己亥年”（一九○○）致赠了一块“神明显赫”的匾额予加影师爷宫。除了加影之外，雪兰莪的新古毛，彭亨的文冬及瓜拉庇劳的师爷庙，其创建也与陆佑有关，庙里头也会挂有陆佑的肖像。其中文冬的师爷庙还是陆佑连同张弼士、谢春生一同创建的。此外，陆佑也是雪兰莪各大重要的华人机构，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吉隆坡广东义山、雪隆广肇会馆、雪兰莪锡矿总局、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

作为二十世纪马来亚首屈一指，无论是在民间及官方都具有深厚影响力的巨商，马来半岛乃至新加坡各地也留有不少有关他的地景地物。像是霹雳的丹绒马林（Tanjung Malim）、吉隆坡市区、彭亨的文冬（Bentong）以及新加坡都有以陆佑为命名的道路。除了新加坡的陆佑街，前述几个马来半岛市镇的陆佑路都位在精华地段，吉隆坡老城区也有一座“陆佑大厦”。

作者 ｜白伟权
出版社｜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 2022年四月

从南洋到香港：饷码最后的黄金岁月

一九○○年代，多年来在马来亚已累积雄厚资金与丰富饷码经验的陆佑也开始将触角伸至香港。他于一九○五年注资香港，协助一家面临亏损的鸦片饷码税公司。一九○六年开始，他才以个人名义从港英政府手中获得香港鸦片饷码权，此举可说是陆佑与香港产生连结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陆佑虽然承包香港的鸦片饷码，但他在当地华人社会里头似乎并不活跃，在一些重要庙宇或是主要华人公共组织（如东华三院）都未见到他的名字，有别于他在马来亚基层社会的运作模式（赚钱、投入华人社会、担任各地华人组织的领袖）。由此也凸显了他在香港的发展主要所仰赖的，是他雄厚的资金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港的“群众基础”反而不是他所重视的。

抵制鸦片声四起

另一方面，正当陆佑控制香港鸦片饷码的同时，清帝国各地（包括与香港关系密切的广东）、日治台湾、美属菲律宾以及南洋各地华人社会也开始对吸食鸦片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有所醒觉。一九○六年，在马来亚各主要大城，如新加坡、槟城、怡保、马六甲等地陆续成立了反鸦片会（anti-opium society），他们迅速串联，同时向殖民政府施压封禁鸦片，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随后，香港政府在压力下也正计划逐步取消鸦片饷码制度。

在一片抵制鸦片的声浪中，作为当时香港“鸦片大王”的陆佑自然也成为社会上批判的目标。在一九○八年，社会上也开始有传言指陆佑这位鸦片既得利益者威胁（threatened）香港政府，表示一旦禁止鸦片，就必须赔偿其饷码损失。面对舆论的批评，陆佑特地透过报章访问以及香港的律师发表声明以驳斥相关传言，表示自己也乐于见到政府逐步封禁鸦片，并表明他不会要求任何的补偿。值得注意的是，此一争议发生之后，我们就无法得知陆佑是否还有承包香港鸦片饷码了，而香港鸦片饷码制度也在一九一四年正式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