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再谈理性与感性之辩

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试图打通学科隔阂，重新审视哲学、科学、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偶然、反讽与团结》是罗蒂继《哲学和自然之镜》后的又一思想巨著。在该书中，罗蒂一贯坚持他的反本质主义哲学，否认理性的普遍性，质疑罗尔斯、哈贝马斯、德沃金、格雷等人为政治哲学提供规范基础所做的努力。他表示，近两个世纪是一个发生了极其迅速的同情心进步的时期，是一个我们更加容易为一些忧伤的富于情感的故事所打动的时期。人类的进步，就在于同情心的增长。即使没有圣光的照耀，人类仍然大有希望。那种希望不是基于理性或超越理性的神圣力量，而是基于人类过往的情感经历。这正是罗蒂此书的价值之所在。

该书的主要内容可以通过书名中含有的三个词——偶然（Contingency）、反讽（Irony）和团结（Solidarity）——来简要概括。

理性只是偶然的一种语言选择

（1）偶然。罗蒂否认理性的普遍性，承认理性的偶然性。他指出，人首先是情感动物，然后才是理性动物。语言、自我和现代自由主义社会的形成都是偶然产生的。罗蒂重新描述了大卫森的语言哲学，证明语言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理性的本来面目：理性只是偶然的一种语言选择。“理性”一词是18世纪时期机缘的产物，是一种私人的“隐喻”经过“本义化”的社会化结果，它自身不存在任何先于人存在的普遍性与至上性。

在佛洛伊德的帮助下，罗蒂进一步消解了理性与情感的界限。因为理性只是偶然与偶然之间的相互调节的产物，所以理性与情感不是不同机能的产物，而只是调节适应的不同方式，就像科学和诗歌、天才和精神病一样不是对立的。因此，罗蒂指出，理性是个体的偶然，而并不是先于历史的存在或者社会背后个体所拥有的普遍之物，不能强行将其作为哲学论证的基础或前提。理性与情感的的分野，乃是陈旧过时且笨拙不堪的工具，是我们应该摒弃的语汇的遗迹。

每个人都做一个自由主义的反讽者

（2）反讽。当罗蒂消解了理性作为决断依据的权威地位之后，哲学家们就不能再以理性统合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了。“我们对他人的责任，仅仅是我们生活中公共的部分而已，这个部分必须和我们私人的情感和自我创造的努力共同竞争，而对于这类私人的动机而言，它并不具备任何先天自动的优越性。至于这个公共的部分在任何特定的案例中是否具有优越性，乃是必须考量之事，可是，考量本身却通常不必求助于‘古典第一原理’。”（第275—276页。）罗蒂坚持让分离的个体继续保持分离状态，这种分离是自由的体现，人们没有理由要绝对服从大于自身的其他组织，比如公民社会、种族或民族国家。

后者的成就是前者私人的强迫性观念与公共需要间偶发的结果。私人创造和公共规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工具，不应该综合起来，给它们套上一个共同的框架，而应该让其在各自领域自由发展，最终达于一个公正自由社会的目标。“让所有的公民尽量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成为私人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和感受主义者: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时间范围内为之，不伤害他人，不使用其他弱势者所需的资源。”（第5页。）每个人都做一个自由主义的反讽者，是罗蒂的期望。

把别人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

（3）团结。由于人的偶然性，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联系。“我们和其他人类共通的东西，与我们和所有其他动物共通的东西，并无二致——那就是感受痛苦的能力”（第252页）。人人都有这样一种情感上的同情感或者说对残酷的排斥感，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感受，我们借助于想像力，“把陌生人想像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不断扩充“我们”的范围，“逐渐把别人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第7页）。人类至此达于团结。为了实现人类的大团结，罗蒂借助于“详细描述陌生人和重新描述我们自己”（第7页）。这种描述，不是依靠哲学论证，而是民俗学、记者的报导、漫画书、纪录片，尤其是小说等，能唤起人们同情或拒绝残酷的“情感感染物”，“透过说服而非武力，透过改革而非革命，透过当前语言及其他的实务之自由和开放的交往，提出新的实务的建议”（第88页）。这是自由的、非暴力的、人们愿意跟随的情感自觉。

跳出柏拉图的禁锢：人类的希望在于同情之心

罗蒂“想像的同情心”作为全书论证的主题，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学者的诟病。沙利文认为 :“ 与罗蒂相反，诗意的和富于想像的再描述，无论多么有力而新奇，都取代不了杜威开展教育和个人主义研究所树立典范之类具体的社会探索。”（Sullivan, 2007, p.120.）不过，罗蒂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归入马克思、杜威、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设计和安排社会基本结构和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哲学家之列，他更愿意把自己归为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他不相信“超越时间与机缘的基础”（第6页），而是清醒看待自己的偶然性。通过突出情感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消解了“理性主导著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普遍主义理性观，即柏拉图-康德-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唯理论哲学基础。像佛洛伊德和德希达一样，罗蒂已经跳出了柏拉图的禁锢，勇敢地抛开结合私人和公共的企图，不再把公共和私人、国家和个人、社会正义和个人理性的追求合并起来，不再试图将私人自律的追求和公共和谐与利益的努力结为一体，他给予了自我创造的私人伦理和相互协调的公共伦理一条截然不同的分割线。因此，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社会描述自身的语词不再是“理性”“真理”“普遍性”等，“我们必须放弃人人将以‘理性’取代‘激情’或幻想的希望，转而冀望个人独特的幻想得以实现的机会可以平等化”（第79页）。社会的进步在于人们同情心的快速增长。

罗蒂经常谈到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假如没有圣光的照耀，那么人类还会有希望吗?”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罗蒂曾非常严肃地指出，“我在本书中再三强调，我们应该避免想要有超越历史和制度的东西。本书的基本前提在于当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一种信念是由历史的偶然条件所造成的，而并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东西时，这种信念依然能够规范人的行为，依然值得人们为此赴死。”（Rorty, 1989, p.189.）照此看来，尽管无法从哲学上证明正义、自由、民主、同情、团结是超越历史和制度的普遍的东西，但它们依然值得人们为它赴汤蹈火，奉献牺牲，这才是其真正价值所在。不存在“必须”或者“应该”，一切都是我们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选择。这才是人类的伟大和未来。正如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残暴或许不在于他的“无思”，而在于他的“多思”，他丢弃了人之为人的情感直觉，他失去了同情之心。

罗蒂被归为傅柯、德希达一类的后现代批评家。他是批判性的，不是建构性的。在面对现实的冲突、动乱、战争时，他的思想或许是无力而又苍白的。但是，对于人类未来的希望，他却另辟蹊径，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同情而团结或是理性而分裂，这两者取决于人类自身的选择。“希望苦难会减少，人对人的侮辱会停止”（第6页），这是罗蒂的期望，亦是我们今天的期望。

参考文献：
Rorty R. （1989）. 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llivan M. （2007）. LegalPragmatism: Community, Rights and Democrac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本文转载自《哲学书评》，作者为圭圭；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