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撰写一本哲学普及读物？

如何撰写一本哲学普及读物——评詹妮弗．奈格尔《知识》（Knowledg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Jennifer Nagel, Knowledg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Press, 2014, 133pp.

牛津通识系列丛书是一套知识普及类读物。作者通常是领域专家，他们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一个论题。这与“大家小书”的概念颇相契。哲学类读物于其中占有不少比重。既有以哲学家为主题的：尼采、哈贝马斯等；也有以议题为线索的：形上学、伦理学等；或是聚焦于更具体的论题：因果性、动物权利等。本文所评《知识》便是其间一种。我们知道，斯坦福哲学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也是进入一个哲学论题的门径。但它说到底还是专业综述，所以受众仍以学院研究者居多。与之不同，牛津通识读物少了聱牙诘屈的术语，代之以更为平实的语言，故而有著更为公共的面向。

《知识》薄薄一册，分为八章。每一章都从认识论的一个具体问题切入。导论剖析了知识、认知者、知道、思考这些概念间的关联；第二章聚焦怀疑论；第三章关注近代理念论和经验论的往复辩难；第四章探讨如何定义知识；第五章勾画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张力；第六章描绘认识论中如何看待“证言”；第七章刻画了语境对于知识的影响；第八章论述了一些元认识论问题。可以说，奈格尔在本书中做了一个不俗的哲普（认识论普及）工作。本文试图借《知识》为引子，探讨何为哲学普及。我们先来界定一下“哲普”。

命题性知识（know-that）的普及

美国哲学家斯坦利（Jason Stanley）认为，哲学之所以难以被外行（layman）理解，不在于其结论，而在于其艰难险阻的过程。比如，当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说意识不能还原到实体层面；当尼采说上帝已死；当鄂兰说艾希曼（Adolf Eichmann）体现了人类的“平庸之恶”，读者或多或少能知其大略。哲学真正的难处在于我们通达这些终点的过程——论证。这些论证往往由诸多术语装点（无论是冰冷的的形式符号，还是绮丽的概念辞藻，甚至是故纸堆里的古典语汇），它们时而繁复琐碎，时而荡气磅礴。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语言：“当形容词在变化：这些变化就叫做精神的进步。将它们通通拿掉，文明还能剩下什么？聪慧与愚笨的差异就在于形容词的用法之中，用得毫无变化就是平庸”，又或者这样的语言：“RP (p) − W(1 − P (p)) = (R + W)P (p) – W”。除去语言的障碍，义理的曲折也是一道屏障。如此这般的“风景”未必是外行所能欣赏的。那么，对于哲学普及读物而言，它的使命应当是带领门外汉走入这片幽深之地。或反过来说，让哲学迈出堂奥。那么问题是：普及的方式是什么？普及的内容是什么？本文先尝试刻画四类命题版哲普（know-that版，简写为KT版）：

KT1伪装版：讨论专业的哲学问题，却无视专业哲学的讨论。KT2扁平版：通过平易近人的形式，使外行了解专业哲学的观点。KT3鲁棒（Robust）版：通过平易近人的形式，使外行了解专业哲学观点形成的来龙去脉。KT4实践版：通过哲学论理方式，讨论具体实践问题，并提供一种理解方式。

有诸多打著哲学旗号的流行、畅销著作也许与专业哲学家谈论著同样的问题：何为真理，何为智慧等。如果这类著作只是完全脱离专业哲学共同体讨论的自说自话（他的观点很可能早就被专业哲学共同体拒斥了），那么它只是伪装版的哲普。为什么说KT2是扁平版呢？因为依此而行，哲学普及可能仅囿于知识的灌输。最终读者掌握的可能只是一连串观点：“笛卡儿是二元论者”，“逻辑原子主义认为语言可以分解为特定的事态”，“奥卡姆剃刀原则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等等。不少哲学入门教材都会陷入这一窠臼。KT4则试图刻画哲学家在公共空间内的活动。他们运用内化的哲学技艺讨论具体问题，增益普罗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而奈格尔的这本小书可以作为KT3的一个范例，她不仅介绍各家观点，且试图厘清其间来龙去脉。不仅让读者领略开花结果，亦呈现了伸枝展叶的过程。下文将以《知识》第二章“怀疑论”为例展示这一点。

KT3的范例：认识如何可能？诉诸常识、瓮中之脑……

我是否真正知道我现在正坐在电脑前打字？真正知道意味著我知道这不是梦境，这也不是恶魔使我产生的幻象。笛卡儿让我们设想，我们所有的体验可能只是恶魔对我们使的障眼法，推到极致，我们感触到的外部世界可能并不真实。奈格尔论述了现当代哲学家们对这个古老问题的回应。G.E. 摩尔于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举起双手说道，这是我的一只手，这是另一只。摩尔认为，自己的双手是外部实体，而外部实体必然存在，所以双手存在。他提议区分哲学意义上的怀疑论与日常语境的怀疑论。在哲学意义上，我们需要给出论证来讨论哲学论断“外部世界存在”。但日用伦常中，这种证明却显冗余，即便无法证明，我们也可以知道自己的双手存在。如同数学中的一些公理，我们无需证明它们。对于梦境也是如此，即便无法证明当下并非梦境，我们仍能知晓自己未在梦中。

摩尔的这种诉诸常识的方法颇受争议。英国哲学家罗素则认为，我们所见与外部实在不符在逻辑上的确可能。但他进一步指出，逻辑上可能并不意味著我们无法理性地排除这一可能。他建议我们采纳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这种方法类似侦探探案时的推论。即：以目前的情形看，“真实世界存在”这一假说最具说服力，因为他比之其他假说更为精简。但诉诸最佳解释推理面临两个困境：第一，假设福尔摩斯在一起罪案现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凶手是屠夫。那么根据最佳解释推理，福尔摩斯应当判定屠夫是凶手。这个推论也是最精简的。但事实上，所有指向屠夫的证据都是铁匠伪造的。鉴于此，最为精简并不等同于真；第二，怀疑论者可以拒绝承认“真实世界存在假说”比其他假说更有说服力。另一个更为精致的假说是“瓮中之脑假说”（Brain in a Vat）。这个思想实验中，我们的大脑与一台超级电脑相连接。我们的体验全都来自于电脑提供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体验与外部环境是分离的。世间的阳光、草木、尘芥以及我们所感受的雨香云澹、两岸煦风，全是电脑类比的。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对瓮中之脑思想实验做过回应。他的论证主要立足语义外在主义（Semantic Externalism）。语义外在主义不赞同语词的意义来自语言使用者的内心，而强调语词意义来自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因果链条。当李四认为张飞有勇无谋，而王五则坚持张飞足智多谋时，尽管他们心中张飞的形象迥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谈论的是同一对象。基于此，普特南认为对于任何已经理解“瓮”的意义的人而言，“我是瓮中之脑”这一论断不可能为真。因为，对于“瓮中之脑”而言，他所说的“瓮”与我们所指涉的不可能是同一物。“瓮中之脑”自始至终接触的都是虚拟实在，那么他口中的“瓮”便无法指涉那个超越虚拟实在的外部物理实体。但是，普特南的论证无法排除如下可能：一直以来王五所面对的都是真实世界，直到某个夜晚，一个疯狂科学家趁他入眠之际，将他的大脑与超级电脑相连接。在这种情况下，鉴于王五之前的经历，他的确知道“瓮”的意义（依语义外在论的标准）。这个问题在电影中也有讨论。

美国电影《廿二世纪杀人网络》（Matrix）中，主角尼奥突然发现自己周遭一切都是虚拟实在（由矩阵生成的幻象）。原来，人类在输掉与机器人的大战后，被机器人囚于矩阵，所有人类尽入彀中。影片有一幕，尼奥面临两个选择：红色药丸（逃出矩阵，危机四伏）或蓝色药丸（留在矩阵，安逸舒适）。所幸的是，尼奥选择了红色药丸。但为何我们会觉得实在总是胜于虚拟呢？在澳大利亚哲学家查尔默斯看来，虚拟实在未必劣于真实。从我们角度看，瓮中之脑看的书是超级电脑生成的，而非物理属性。但对于瓮中之脑而言，其实并无二致。

上述是我对奈格尔行文极为简略的概述。大致想表明奈格尔的工作是符合KT3的。首先，她并非是打著哲学普及旗号的陈言与空话，也非曲解与附会，而是切实地在介绍学院哲学工作（非KT1）。其次，她不局限于陈述、罗列各家观点，而是尽量呈现通达终点的过程（非KT2）。不过关于奈格尔的方式是否平易近人也许尚存争议。什么是平易近人的方式？就媒介而言，可以是娓娓道来的故事，可以是发人深省的电影，可以是意味深长的寓言，也可以是诙谐幽默的漫画。但通常而言，哲学普及的媒介还是论理文字。那么，什么是平易近人的论理文字？语言要做到平易近人，首先，应尽量避免奇拗生硬的术语。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首创，但詹姆士（William James）雅驯的文风促成了实用主义的普及。其次，应避免以辞害意。一方面，有些浮华靡丽的文字极具魅力，但对于普及工作而言，内容是首要的，如果过于注重修辞，不免流于玄秘，堕入理障。另一方面，过于机械干枯的语言可能也会丧失吸引力，反而从一开始就无法让读者亲近。

能力之知（know-how）的普及

无论是观点普及，还是论证普及（KT版），这类普及的内容仍旧停滞于语言层面。也就是说，哲学家的期望只是读者能够了解他们的观点以及工作内容。牛津学者赖尔（Gibert Ryle）对知识的种类做过区分：命题性知识（know-that）与能力之知（know-how）。命题性知识通过语言（命题）呈现，而能力之知往往诉诸行动表达，其核心是能力、行动与智力。除了命题层面的普及，哲学普及也可以是能力层面的普及（know-how版，简写为KH版）：

KH1：教人如何良好生活。KH2：授人以渔，传授哲学思考方式。

KH1未必是哲学家力所能及的。如何过良好生活恐怕是教不了的，而更多是靠自己修身明道，涵养心智，体察世态，从而有所感悟。但也有哲学家认为KH1是可行的，比如皮格琉西（Massimo Pigliucci）就提倡回归古希腊斯多葛式的生活方式，并极力推广。比之KH1，KH2更为切实可行。这是一个化理论为方法的过程。学院哲学关注“可能世界”、“严格指示词”、“本质直观”、“二维语义”、“沼泽人”等问题，它们也许与日常理解沟壑横亘，但是哲学思考与日常思考应该是可以贯通的。一个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可以利用批判思维以及一系列概念工具，来处理日常实践中直面的问题：“堕胎是否合理”、“是否应当管控枪支”、“超人是福音还是隐患”，等等。又如，在KH2层面普及现象学，那么普及的目标不仅是让学习者熟稔各种现象学理论，而是使他们能够以现象学描述方式来分析世界。

哲学需要被普及吗？

我们首先可以区分哲学普及的命题版与能力版。其次，命题版普及又可分为四类，而能力版普及也有两类。我认为奈格尔的《知识》可以作为KT3的一个范例。也许会有精英主义的观点认为哲学无须普及，它属于小范围的智识游戏；或者有人认为哲学的传授应是隐讳教导，不宜大范围传播；或者有人认为“哲学普及”就是一种矛盾修饰法（oxymoron）。又或者，法国哲学之精髓便在于语义之松弛，界限之模糊。一旦将之通俗化、清晰化、精确化，它还是它吗？这些可能的反驳仍待更深入讨论。康德在完成《纯粹理性批判》后，萌发将之改写得更为通俗的想法，以便更多人参与讨论。这也符合他所强调的“理性的公共运用”。我们应该相信，每一个理性人都有成为哲学人的潜质。

 后记：感谢胡扬、黄家光学友以及《哲学书评》审稿编辑对本文的指正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