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设伦理学，以及莫尔的开放问题论证

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寻各种和价值有关的概念。伦理学家问：“什么是对”、“什么是‘道德上正确’”。随著学术传统的不同，他们讨论的单位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人的行为，不过现在让我们简单一点，假设我们暂时只关注行为的道德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伦理学家：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有点像是在玩一个团康游戏。

你面前有一堆行为，每个行为都有自己的特色（性质），任意举三个例子：

（A）青少年搀扶老人过马路；

（B）某人撒谎说自己没有偷吃香蕉；

（C）也是关于撒谎，只不过这次撒谎是为了阻止纳粹抓到某个无辜的犹太人。

在这堆行为旁边有三个大篮子，分别贴著标签：“对”、“错”、“中立”。

你得决定哪些行为要放进哪些篮子。

哲学家玩这种团康游戏的方式，大致上有两种。第一种比较直接了当：他们跳下场去，争论哪个行为应该放进哪个篮子。你可以想像，某个义务论参赛者认为（A）应该放在“对”；（B）应该放在“错”，而如果在获得额外资讯之前，（C）可以放进“中立”（“中立”只是方便的措辞。事实上这个标签应该包括“与道德无关”、“道德上可允许”等类别）。这个人会跟同属义务论但理论内容不一样的康德陷入争论，因为康德认为（C）跟（B）应该要去同一个地方。旁边的快乐主义者直到现在都还在端详他检起的第一个行为，因为他算数没那么快。

在这个游戏里，对于行为该如何在道德上分类，各种流派的伦理学家有意见冲突，因为他们对怎样的行为才对有不同想法，而这些不同的想法最终源自他们的道德理论不同。

在上述这种“行为分类大赛”之外，哲学家还有第二种玩这个游戏的方式，想像这个情况：有些哲学家站在一旁看著其他人把行为放进各种篮子，并且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我眼前这些人“把某个特定的行为放进某个特定的篮子”，这到底代表什么？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例如，如果快乐主义者（经过冗长的计算后）决定把他手上的行为放进“对”的篮子，他大概会跟你说，这代表那个行为，比起行为者当初拥有的所有其它行为选项，都更能增加总体人类的快乐。接著，只要他进一步描述什么是“快乐”（例如，某种理论上可测量的心理状态），就可以很容易说明，“对”其实是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当然，就算同意快乐主义者对“快乐是什么”的判断，其它义务论者也不见得会同意他的分类法，因为义务论者不用快乐来替行为分对错。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义务论者和快乐主义者对行为的道德分类意见不合，并不代表他们的想法毫无共通点。

例如说，如果你访问义务论者康德，他为什么决定把某个行为放进“对”，（根据某种对于康德的诠释，）他会回答说，这是因为这个行为，是人经过“理想的理性思虑”后会选择的行为。只要你能客观定义什么是“理想的理性思虑”，那么，一个行为是否出于理想的理性思虑，就是客观事实。换句话说，义务论者康德虽然不像快乐主义者使用快乐来分类行为，但他跟快乐主义者至少有一个共通点：相信当我们说某个行为道德或不道德，我们是在试图描述关于行为的客观事实，换句话说，他们都同意道德判断是关于事实的判断。

有些哲学家不认为道德判断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例如表达论者（expressivists）就认为道德判断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表达自己赞同或反对某些事情的态度。根据这种说法，不要说表达事实了，道德判断其实连“判断”都称不上，反而比较接近打招呼、诅咒这类语言活动。

在伦理学理，玩第一种游戏“行为分类大赛”的哲学家涉及的是“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的争论：

怎样的行为才对？

而后面这第二种游戏，则被归类为“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后设论理学不直接处理行为的对错分类，而是退后一步问：

说一个行为是对的（或错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干嘛？

以前述两群人来说，他们分别会回答：

学术上，快乐主义者这类的主张被归类在“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底下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意思是道德判断试图描述事实，而且是科学可描述的自然事实（例如人的欲望及其满足）。而表达论者这类的主张，不意外地，属于“道德反实在论”（moral anti-realism），意思是道德判断并不是试图描述事实的判断，而是其它东西。

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各有任务。例如，反实在论需要说明，如果道德判断不是关于事实，也无法借由确认事实来仲裁道德冲突（有些批评者甚至认为，像表达论这样的反实在论连承认严格意义的“道德冲突”的存在都有困难，因为“情感表达”没有真假值，无法产生冲突。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道德意见不合的社会。相对地，实在论则努力证明说，自己宣称的那些特定种类的事实，真的是我们在谈道德的时候在谈的东西，例如快乐主义者，就必须证明“对”就是“促进最大快乐”。

虽然写到这有点晚了，不过这就是莫尔（G. E. Moore）出场的时候。这位剑桥大学的哲学家最有名的地方，是对那些主张包括“对”在内的道德概念可以化约到自然事实的学派，提出一个明确挑战。有好一段时间，这个挑战成为研究道德基础的学者最热烈讨论的主题之一。

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同意，当我们主张某个道德词汇谈论的就是某种自然事实，那么，它们之间会有一种必然的关系。就像“单身汉”就是“没结婚的男人”一样，快乐主义必须证明“对的”就是“能促进最大快乐的”。对于这类说法，莫尔提出的挑战说来简单，他建议我们考虑这个问题：

Q. “对的”一定是“能促进最大快乐的”吗？

你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啊，这本来就是对方必须回答的问题，不是吗？确实，不过困难的地方是，莫尔指出说，假若前述快乐主义为真，反而表示（Q）根本没有回答的价值，因为这样一来，“对的就是能促进最大快乐的”会是一个根据定义为真的句子，就像“单身汉就是结婚的男人”一样。如果一个句子根据定义为真，你还问它是否为真，你问的就是一个明知故问的蠢问题，例如：

单身汉一定是男的吗？

你一定是你长辈的晚辈吗？

（Q）显然不是明知故问的蠢问题，而是有讨论空间的“开放问题”（open-question），这也是为什么快乐主义者需要建构论证来回答它。讽刺的是，根据莫尔的说法，快乐主义者的努力反而证明了他们的理论是错的：若你需要举证，才能说明“对”就是“促进最大快乐”，表示“对”根本就不是“促进最大快乐”。不只快乐主义，莫尔进一步指出，任何试图将道德概念化约到自然事实概念的说法，都没办法生产出这种明知故问的蠢问题。因此，莫尔主张任何这种尝试都注定失败，并将这种失败称为“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

基于明显的原因，莫尔这套说法被称为“开放问题论证”（open-question argument）。一百年之后的现在，多数学者并不认为开放问题论证是成功的，但不能否认，莫尔的挑战刺激了20世纪初期后设伦理学研究的进展。

更重要的是：如果莫尔的说法有问题，你看得出问题在哪吗？

＊感谢黄颂竹、石贸元和杜政昌对文章初稿提供的咨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