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专访(下):真理寓于语言之中,若忽视这点就做不好哲学

撰文: 01哲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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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寓于语言之中,一个哲学家如果忽视这一点,就做不好哲学。

访问者(下称AG):安东尼奥·诺里奥(Antonio Gnolio),义大利《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记者。


受访者(下称 GA):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义大利当代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以其探讨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和牲人(homo sacer)的著作闻名。

 

承接上文

与卡尔维诺说义大利文化

 

AG:你在旅居巴黎期间经常与卡尔维诺会面。你与他的关系是怎样的?你如何看待他的“启示性的几何学”(illuminating geometries)的观点?

GA:除了卡尔维诺,我还必须提到克劳迪尔·卢高菲奥里(Claudio Rugafiori)的名字。在巴黎时我常与这两个人会面,我们一起工作,计划合办一本刊物,不过这计划从未实现。我们尝试定义我们所谓的“义大利范畴”(Italian categories)——能够定义义大利文化框架的几组概念:“建筑/漫游”、“悲剧/喜剧”、“高速/灵活”——最后一组概念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American Lessons)有提及。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名字)和克劳迪尔对这些概念的思考令我感到惊叹。

AG:为何让你感到惊叹?

GA:因为在他们代表两种形式的纯粹的类比思考(analogical thought),能够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相似性和对应性。我们的文化日渐把类比这一知识形式推向边缘。我相信卡尔维诺的几何学和科学概念是正确的。他的概念更像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类比式的想像,一次又一次,他在某种阐释驱力的推动下重新绘制文学知识的地形。

 

打断帕索里尼《马太福音》的拍摄

 

AG:在我们的谈话刚开始的时候,你提到与艾尔莎·莫兰黛的友情。与这个性格复杂的女性,你拥有怎样的关系?

GA:认识艾尔莎,与她成为朋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卡尔维诺曾经告诉我,要结交艾尔莎唯有通过狂热崇拜。这话也许是对的,条件是我们说明这一崇拜的对象不是艾尔莎,而是其他的神——从兰波到西蒙娜·薇依,从莫扎特到斯宾诺莎——这些她深入研究并且热情地与朋友分享的神。关于这些人,艾尔莎知识渊博,知识渊博到令人发指。我相信,她对诗歌和真理毫不妥协的热情感染了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的我。自那以后,我便认为文学和哲学是不可分割的。

AG:我知道你通过莫兰黛结识了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你是参演《马太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的那一小部分人之一。对于那次经历,你还有什么印象吗?

GA:我记得《马太福音》极快的拍摄节奏。帕索里尼几乎不会重拍任何一个场景,所有人都随心所欲地说话和移动。我觉得这是他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拍摄的一部作品,他从未自称这部作品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拍摄中唯一一次长时间停顿是我的错:在最后的晚餐一幕中,我面前的桌子上摆放著发酵过的巨型面包,我不得不提醒皮耶·保罗(帕索里尼的名字),在逾越节(译者注:犹太教节日,又称无酵节)上,面包必须是未经发酵的。

 

在普罗旺斯师从海德格

 

AG:你也提到你与海德格的相遇,你先后在1966年和1968年参加他在勒托尔举办的讨论班。这些会面给你留下了什么?

GA:与海德格的相遇,就像与班雅明的相遇,从未结束。在我的记忆中,它已经融入普罗旺斯的自然风光中,当时的普罗旺斯还未遭到旅游业的入侵。讨论班在上午举行,就在我们下榻的小旅馆的花园中,偶尔,当我们去附近远足时就在乡村小屋里举行。第一年我们只有五个人,在讨论班之外,我们会一起进餐,我会趁机把那些我最好奇的问题抛给海德格:他是否读过卡夫卡,他是否认识班雅明。但这些只是传闻而已。

AG:你怎么看待最近出版的所谓的“黑色笔记”所引起的争议?

GA:这些争议都是因为误解了“反犹太主义”的定义和用法。当前,这个词指的就是迫害和灭绝犹太民族。假如一个人所持的观点与上述现象无关,我们就不应该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即便他对犹太人有错误的认识。可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对海德格,也对其他人。如果任何针对犹太教的批评,哪怕只是在日记中,都会被扣上反犹太主义的帽子,那么这就等于在语言的层面上将犹太教排除在外。

 

哲学家和诗人必须捍卫语言

 

AG:语文学(philology)是你的一个主要的研究兴趣。你是如何进行语言学研究的?

GA:语文学一直是我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不止是因为我想从技术角度研究语文学——我打算用这种方法重构班雅明论述波特莱尔的书,及编辑卡普罗尼的遗作——更是因为语文学和哲学,爱文字和爱真理,是无论如何都分不开的。真理寓于语言之中,一个哲学家如果忽视这一点,就做不好哲学。哲学家,和诗人一样,首先是语言的捍卫者,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任务,尤其是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尝试用各种方式模糊和扭曲文字意义的时代。

(文章译自Religious Theory,原题为Philosoph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tensity –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Antonio Gnolio/Ido Govrin,原文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