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专访（上）：哲学将生命赋予所有的经验

我深信，哲学不是一门你可以规定其主题及边界（就像德勒兹尝试去做的）的学科，它亦不是学院试图追溯的一段线性的、但愿是逐步前进的历史。

“我一直相信哲学和诗歌之间存在关联。我一直热爱真理和文字。”——乔治·阿甘本

编按：阿甘本在新书《何为哲学》（What is Philosophy?）中说，“我深信，哲学不是一门你可以规定其主题及边界（就像德勒兹尝试去做的）的学科，它亦不是学院试图追溯的一段线性的、但愿是逐步前进的历史。哲学不是一种本质（essence），而是一种强度（intensity），它可以在一瞬之间将生命赋予任何一个经验领域：艺术、宗教、经济、诗歌、激情、爱情，乃至无聊。它很像是风、云或者风暴一类的事物：它能够突然地产生、动摇、重塑，乃至毁灭业已产生的场域，再以同样不可预知的方式，过境然后消失。”

访问者（下称AG）：安东尼奥·诺里奥（Antonio Gnolio），义大利《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记者。

受访者（下称 GA）：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义大利当代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以其探讨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和牲人（homo sacer）的著作闻名。

哲学是一种强度，贯穿任何领域

AG：在你的描绘中，哲学是变化莫测的。

GA：我将经验领域一分为二：一种是本质，一种是强度。对于本质，我们可以指定其边界，定义其主题，为其绘制地图；而强度则没有特定的场域。

AG：它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GA：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思想是一种强度，趋向于驱动和穿越任何领域。它与政治一样，都具有张力的特质。就连政治也是一种强度；与政治专家所持的观点相反，政治并没有特定的场域：它不仅显现在最近的历史中，也突然出现在宗教、经济领域；甚至美学也能够获得某种显著的政治强度，从而发展为敌对和斗争事件。毫无疑问，强度比本质更有趣。如果本质和纪律——说到底就像我们的生活——维持静止，如果它们不尝试达到某种强度，它们便会退化成官僚主义的例行公事。

AG：诗歌是防止这种退化的一剂良方。你一直强调哲学与诗歌的关联，这也是海德格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构成了这一关联？

GA：我一直认为哲学和诗歌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本质，而是两种强度，它们以相反的反向趋向语言这一独特的领域：纯粹意义（pure sense）和纯粹声音（pure sound）。没有一种诗歌可以脱离思想，正如没有一种思想可以脱离诗意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荷尔德林（Hölderlin）和卡普罗尼（Caproni）都是哲学家，正如柏拉图和班雅明的某些文本是纯粹的诗歌。如果两者界限分明，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

继承西蒙娜·薇依对法的批判

AG：你拥有法学学位，但不同寻常地，你的论文做的是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可否谈谈这个选择的由来？

GA：我首次读到西蒙娜·薇依的作品是在1963或1964年，在巴黎，因为我碰巧在蒙巴纳斯的Tschann书店买到初版的《笔记》。这本书令我倾倒，以至于一回到罗马我就把它读给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听，她也被征服了。我马上决定在我的法哲学论文中研究薇依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义大利，薇依的思想鲜为人知，我对它的了解甚至远胜于我的论文导师。

AG：在她的思想中，最触动你的是什么？

GA：尤其是她在〈人与神圣〉{注一}这篇文章中对人格（personhood）和法律的概念的批判。以此为线索，我阅读了马瑟·牟斯（Marcel Mauss）关于人格的随笔，弄清了法人（juridical person）和现代人的戏剧（之后是神学）面具之间的密切关系。或许，我对法的批判——从《牲人》（Homo Sacer）第一卷至今——正是根植于薇依的文章。

与班雅明的相遇仍在延续

AG：你的思想框架的另一个根基是华特·班雅明。

GA：生命中有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和相遇，它们的意义很难一下子被理解。我们可以说，它们一直陪伴在我们左右。与班雅明的相遇——正如在勒托尔（Le Thor）与海德格的相遇——就是这样的相遇。神学家说上帝每分每秒都在继续创造世界，同样地，这些相遇也从未间断。我欠班雅明的债简直无法计算。

AG：债是一个很大的词。

GA：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足以说明这一点。是他教我从遥远的历史背景下的某个特定现象中汲取力量，从而在当下恢复行动和生命力。如果不是这样，我不可能投身研究神学和法学、政治学和文学如此多元的领域。当你不停地“骚扰”（haunt）某个作家，就会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但这其实只是因为你跟他太亲密了。因此，我在不同地方找到过班雅明的手稿，先是在罗马，他青年时的朋友家中，然后是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班雅明在生前最后几年写作的关于波特莱尔的手稿）。

唯有通过考古才能认识当下

AG：近年来，你比以往更多地提到“身体政治”。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傅柯？

GA：当然。不过在我看来，傅柯的研究方法——即考古学——也同样重要。我坚信，唯有通过研究过去，通过考古，我们才能认识当下。应当澄清——就如傅柯所做的——考古学研究不止是对当下的研究投射在过去上的影子。在我的研究中，这个影子比傅柯的更长，因为它包含傅柯极少关注的领域——神学和法学。我在《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王国与荣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和关于宣誓的书中进行了纯考古学的研究，它们也许存在争议性，但至少我希望它们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

AG：另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作家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他写了《景观社会》这本关于我们的时代的书。

GA：这本书在1967年刚出版的时候我就读了。多年后，也就是80年代末期，我和居伊成为了朋友。但我仍然记得最初读到这本书时长舒一口气的感觉，因为这个作家的思想完全不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正是那种偏见阻碍了68运动的发展。在68运动期间和之后的几年，我拜访了参与运动的一些友人，他们不假思索地自称“毛主义者”、“托洛斯基分子”等等，不感到一丝恐惧或羞耻。而居伊和我都同样清醒；他从先锋艺术的传统中走来，我则从诗歌和哲学中走来。

AG：德波曾这样形容自己：“我不是哲学家，我是战略家”。在你看来，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GA：虽然他这么说，但我不认为他觉得作为哲学家和作为战略家之间存在任何矛盾。哲学总是涉及到战略的问题，因为，即使它追求的是永恒，也必须通过对抗自己的时代来达成这一目标。

{注二} 〈人与神圣〉是收录在《笔记》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译自Religious Theory，原题为Philosoph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tensity –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Antonio Gnolio/Ido Govrin，原文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