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听陈锦辉讲包曼 | 黎子元

过年前几天，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到HKUSPACE九龙东分校听陈锦辉讲包曼（Zygmunt Bauman）。到那天包曼刚刚过身了两个星期。纪念他的文字在facebook上陆续出现和转载。我曾读过他的几本书，却也没有把他放在20世纪最重要思想家的行列。偶然见到陈锦辉的讲座“包曼的意义：记念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将在当日下午举办，竟突然觉得应该去听听，便查了地址，披上外套出门了。

我到得比较早，和锦辉打了招呼，没有事先报名却拿了一份讲义，很不好意思。后来课室逐渐坐满了人，直到有的人只好站在边上。这样浓厚的讲学氛围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还是很少见到的。陈锦辉在FB的帖子说，从八年半前第一次踏入SPACE的班房就开始讲授包曼的著作及主要概念，直到他逝世。而今天，在这堂多出来的课上，他打算谈谈包曼的“不合时宜”。

2017年1月10日逝世的齐格蒙．包曼，生前致力于研究现代社会中身份的流动性、大屠杀、消费主义及全球化。（连结）

首先，包曼的书写方式十分少见。特别是在香港，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做到像包曼那样，以一种通俗的说话方式把批判理论表述清楚。陈锦辉提醒听众思考，如何以一种足够敏感的语言来把想要讨论的问题准确地表述出来。

与和他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如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大相径庭，包曼的“不合时宜”之处在于他试图在一个社会发展不断加速推进、世事瞬息转变的时代，复归社会学建立者的理论思想来获得养分。

陈锦辉指出，包曼从韦伯的理论中继承了一条基本原则：为了让纷繁错杂的经验和现象变得可以被理解（intelligible），必须首先建立起理想的观念模型（ideal type），再借助这些观念工具来分析问题。在涂尔干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包曼采纳了一个精简而有力的洞见：意识形态就是那些妨碍我们看到事物整体的东西。（但在我看来，让人们认为真的存在一个“整体”不正正就是最有效的意识形态运作吗？）从齐美尔那里，包曼领悟到必须积极地组织以便让某些事情的发生不再那么不可捉摸。包曼提倡持续地建立具有一定稳固性的社会联网，并以social networking这个概念取代当时十分流行的social structurng概念。

陈锦辉讲课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少有冷场，一个笑话便能让课室的气氛焕然一新。听他讲课，我感觉他是一位批判理论的“传道者”，却并不站在讲坛上，而就与听众站在一起。难怪我以前读研究院时带过的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很喜爱听陈锦辉的课，切实感到被他启蒙了。当天在课室里也碰到了我以前的学生。

包曼提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概念和理论模型，但似乎欠缺了关于“条件”的问题意识，例如提问建立稳固社会网络的条件是什么？他最终也没能逃出“理论建构”这座将理论家囚困其中的牢笼。借包曼逝世之际，很有必要反省包曼以及他那一代社会学家、批判理论家的思想进路。而受益于这代理论家思想成长起来的香港读者们、践行者们也很应该以此为契机，躬身自省，继续上路。或许意识到了这个契机的重要意义，关于包曼的系列讲座“瓶中信：我们为何读包曼？”将在2、3月间举办，陈锦辉的讲座只是这个系列的第一场，讲者还包括叶荫聪、骆颕佳、陈景辉和李宇森。很期待这个讲座系列能够带出有意思的讨论。

今天，在香港讲包曼似乎真是不合时宜。然而所谓思考，其本身就必须带著某种不合时宜：与当前处境相左，不一定有益于今日，但求有益于明天。不合时宜，恰恰就是德勒兹从尼采哲学中发现的哲学思考的重要特质。他在《差异与重复》中谈到这个问题。以下引用一段文字作结：

Following Nietzsche we discover, as more profound than time and eternity, the untimely: philosophy is neithe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nor a philosophy of the eternal, but untimely, always and only untimely - that is to say, ‘acting counter to our time and thereby acting on our time and, let us hope, for the benefit of a time to come’.

跟著尼采我们发现了不合时宜，它比时间和永恒还要深刻得多：哲学既不是一种历史哲学，也不是一种关于永恒的哲学，却从根本上一直并仅仅关于不合时宜——也就是说，“反作用于我们的时代，因此作用于我们的时代，为了，就让我们期待，有利于将要到来的时代”。

活动连结：瓶中信系列讲座：我们为何读鲍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