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多洛夫：比起善的抽象概念，我偏爱平凡的善行 (02/08)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法籍保加利亚裔文学理论家、思想史学家，昨日（星期二）在巴黎逝世，享年77岁。他在一生书写的近二十本著作中曾广泛探讨虚构作品中的幻想、殖民主义的道德后果、狂热主义、大屠杀等主题。

《一千零一夜》中的结构主义

托多洛夫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学生。1970年代，他由于在结构主义领域的研究而声名显赫。结构主义是在文化人类学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诠释方法，它关注观念与行为中反复出现的模式。

他将自己对故事讲述的规范步骤的研究集结成书，在1973年出版，题为《幻想：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流派》（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其中，他检视了基于幻想的文学作品的结构特征，比如《一千零一夜》和卡夫卡的《变形记》。

托多洛夫的近作包括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卢梭和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思想传记；他还编写了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的自传，根据她留下的信件、笔记和日记。

在他我对立中寻找共情

他对历史上的道德危机时期尤其感兴趣。在1985年出版的《征服美洲：他者的问题》（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一书中，他总结说，原始人不同于欧洲人，他们没有“他者”的概念，当敌人操纵他们对现实的感知，搅乱他们的计划和推理时，他们无力作出抵抗。

在1989年的《论人类的多样性》（On Human Diversity）一书中，他研究了历史上法国作家对“他者”的看法，他借此向我们阐释为何普世价值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是重要的。

“他帮助我从另一种角度看待世界，跳出一贯的‘他们和我们’的框框”，法国无国界医生的前任主席，托多洛夫的老友罗尼．布劳曼（Rony Brauman）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道。“他的思想非常开放，总是能够看到表象之外的东西，以至于极大的罪恶也不能催眠他，他总是在寻找共情。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本人都透露出这种令人动容的善良和善意。”

试图将善强加给他者是一种恶

他在2003年出版了《新世界的失序：一个欧洲人的反思》（The New World Disorder: Reflections of a European），这本书写于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当时，法国和德国政府以及大批欧洲人都反对美国人的做法，托多洛夫在书中敦促欧洲放弃“和平主义和被动”的立场。他告诉《纽约时报》，“我们潜在的敌人不再处于欧洲内部。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这些来自外部的敌人。”

不过，他并不认为外来移民对欧洲造成威胁。在2009年的《对野蛮人的恐惧：在文明的分裂以外》（Fear of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写道：“我们可以要求一个国家的新成员尊重当地的法律和社会规范，但不能要求他们热爱这个新国家：公共责任和个人感受、价值和传统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只有极权社会才把爱祖国变为一条律则。”

托多洛夫在去年12月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访问，他详细阐明了他眼中法国社会正面临的双重挑战：恐怖主义和政府当局的过度反应。他形容这两者是“互补的敌人”（complementary enemies），这亦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类学家洁曼．缇昂（Germaine Tillion）的一本书的名字。

在《世界报》的访问中，托多洛夫表示他总是怀疑善的概念，而偏爱平凡的善意和善行。他讲到苏联小说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二战题材的名著《生活与命运》（Life and Fate）的作者，“对他来说，恶多数时候来源于那些试图将善强加给他人的一方。”

从保加利亚到巴黎

托多洛夫于1939年3月1日生于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图书管理员。当时的保加利亚处于共产党独裁者吉夫柯夫（Todor Zhivkov）的统治之下。他在索菲亚大学完成本科，之后，就像他的同代人——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一样，他离开保加利亚前往巴黎继续深造。

托多洛夫移居巴黎时24岁，他的成长经历使他形成一种对政府的直觉式的怀疑，这种怀疑直到1989年铁幕落下之后才逐渐平息。

“曾经，我不信任政府捍卫的任何东西，或是公共领域的任何东西，”托多洛夫告诉《世界报》。不过他补充说，“在柏林墙被推倒后，我心中的一座小墙也瓦解了。我感到不再受制于童年和青年时期在极权社会中的生活经历。”

1966年，托多洛夫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他的导师是巴特。1968年，他开始在法国科技研究中心任教。1983年，他协助建立了法国艺术与语言研究中心，邀请前两所研究院的一些学者加入。

“他一向不喜欢作出肤浅的评论，或者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回应，”French magazine Books的创办者奥利维尔．博斯特尔—维奈（Olivier Postel-Vinay）在追忆托多洛夫时说，“他曾经在Books开设专栏，每月出一篇文章。我记得这样的节奏令他倍感压力。他需要更多时间思考。如今，媒体和电视上的分析和评论日益变得肤浅，这令他感到忧心。”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原标题为《Tzvetan Todorov, Literary Theorist and Historian of Evil, Dies at 77》，原作者为SEWELL CHAN，原文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