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哲学》|一个客观地建立的创造性的哲学体系|书摘
【编按】牟宗三的哲学仍是讨论儒家与康德的重要学说。作者卢雪昆教授师从牟宗三先生研习哲学多年,撰写此书以讲明牟宗三哲学体系之性格,并为“牟宗三哲学之架构作一客观的理解并作出客观的衡定”。
本文节录自《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的“导论第四节—牟宗三哲学:一个客观地建立的创造性的哲学体系”,当中作者反驳了不同人对儒家及牟宗三的哲学的理解。
因网上阅读习惯不同,本文有再作分段。
第四节 牟宗三哲学:一个客观地建立的创造性的哲学体系
牟师宗三先生的哲学生命是创造性的。然先生的哲学绝非个人想像力建筑之宫殿,也并非仅仅是思想家心中闪烁的智慧之光彩,亦不是形形色色心灵境界说之系统,而是基建于对中西哲学(中国哲学,尤以儒家哲学为重;以及西方哲学,尤以康德哲学为重)的客观了解,通古今中外诸哲人之慧解而成就的一个创造性的哲学体系。用先 生自己的话说,就是“诵数古人已有之慧解,思索以通之”(牟宗三著:《圆善论》(台北市: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页xiv) 。又,先生说:
“我一生都是做客观了解。我读书的时候重视客观了解,到现在 我还是做客观了解。我现在翻译康德的《判断力之批判》,就 是了解他讲美学这一段,那很复杂的。我还是要好好了解,一 句一句了解。我写那么多的书,都是客观瞭呀。我自己没有凭空一套思想呀,我的思想都是从客观了解里面比对出来的。 第一步是比对,第二步是达到一定的结论,就是达到必然性。 这就是客观了解。因为我比较虚心,我没有甚么偏见,客观瞭 解方面的能力我比其他人强。我首先要了解你,我赞成不赞成 是另一回事。因此不存偏见。譬如说,我不是佛弟子,但是我 能客观了解佛教。相信佛教的人也不一定了解到我这个程度。 我也不一定是道家,但了解道家没有超过我的。我了解道家的 态度经过好多修改呀。任何一个大学派,你一开始总可以了解几句嘛。你们现在对于道家也可以了解一些嘛,但那一点了解 没有用的,不算的。要随时修改、随时正视,好好地了解。每 一个观点逐一衡量,看它哪一个观点能站得住。(总389,7)”
牟先生通过对中西哲学之客观了解,逐一衡量,其哲学体系之展开同 时就是依人类理性本性之学(孔子哲学传统及康德哲学)的根本义作出客观的判教的过程。据此,吾人肯断:牟宗三哲学体系是客观地确 立了的,其中容或仍有论证上的细节问题可商榷,但其宗旨、大端与 判教标准是依据人类理性本性之学的本质而无可置疑地决定了的。无疑,吾人注意到大陆学界出现倒牟学之风,然究其实,不少思想史专家学者,乃至一些有著哲学教授头衔的学者,缺乏真正的哲学思维训练,欠缺对哲学文献作客观了解之共识。这批专家学者分为两类:一 类是以思想史的、社会学的立场来反牟,他们忽视或根本不承认牟宗 三体系作为哲学体系,因而他们不能把握哲学之为人类理性本性“寻根究极之学”的根源洞识,故而反对牟先生对孔孟大义依哲学本旨作究极的说明,并以此为判准将荀子、伊川、朱子排除出孔子哲学传统之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先生近年主张“统合孟荀”,提出“新四书”(《论语》、《礼记》、《孟子》、《荀子》)(见梁涛著:〈中国哲学的新思考—《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序〉,收入梁涛主编:《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梁涛先生作为荀学专家,其重视《荀子》、《礼记》,从其个人本务来看固然是无可厚非的,若要讲荀子儒,当然于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各方面也会有贡献;梁先生没有弄明白,牟先生将荀子排除出孔子哲学传统之外,其根据不在荀子讲“礼”,而在其忽略孔子所论作为道德根据的“仁”之大旨,用牟先生的话说,就是“大本不正”、“大源不足”。梁先生说:“我多次强调,儒学的基本问题是仁与礼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理学家那里又表现为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的问题,今天讨论 儒学仍不应回避儒学的这一基本问题。”(见梁涛著:〈中国哲学的新思考—《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序〉,收入梁涛主编:《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不得不指出,梁先生未能注意,荀子未及孔子言“仁”之大旨,又如何能谈得上论孔子传统之“仁与礼的关系”呢?若理学家于孔子言“仁”、孟子言“本心”不得正解,其论“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又以何为依据呢?实在说来,离开孔孟哲学之大本大源而论“仁与礼”、“礼乐刑政”,只能是社会史、制度史诸学术领域的研究,岂能与孔子哲学传统之研究混同?学者们大可依其学术本务之不同,而研究各种各样的“儒学”,然岂能推翻孔子哲学传统之共识?!吾人不必反对,荀子“性恶论”可有多种解释,然无论如何解说,荀子未及孔子言“仁”之大旨这根本点是客观肯断了的,梁先生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岂能轻率地指责牟先生“对荀子的贬斥”,以为牟先生“在孟子、荀子谁是正统的问题上争来争去”?并武断地主张“统合孟荀”?
更有甚者,梁先生提出“新四书”(《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吾人不得不指出,“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表示自孔子一根而发的一个孔子哲学传统,用牟先生的话说,对于四书五经“讲了两千多年,有共同了解”(总383,2),“两千多年来,一代一代都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嘛。这表示每一个时代对于儒家这个学问的共识。”(同前)也就是说,“四书”乃是两千多年来孔子哲学传统的一个共识,“根据就是那些经典”,这表示每一个时代的人对那些经典中每一个重要的句子、核心的观念都考量过了。如今,梁先生提出“新四书”,无异于要推翻这个共识。他说,依据其研究郭店竹简子思的遗籍,“从孔子经子思到孟子、荀子,实际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见梁涛著:〈中国哲学的新思考—《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序〉,收入梁涛主编: 《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据梁先生此说,凭一些新发现的遗籍,竟就能一举推翻孔子传统的共识;依其说,孔子成了一个“孤源”,孔子之后全是“儒学内部分化”,如此一来,还谈什么孔子传统?!若凭个人成见就能打掉孔子哲学传统之共识,那么,任何一种妄作皆可任意在学术舞台上轮番登场了,此岂不是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
还有一类是大陆哲学界的学者,大陆上称为“六○后学者”。自一九七七年大陆施行思想解禁政策开始,一批大陆学者受牟先生的影 响,研究牟宗三哲学,并据之进入儒家和康德研究。这批学者中不乏有人当初视牟先生为偶像来崇拜,然终于因为哲学思维训练不足,对儒家和康德哲学的文献无法作客观了解,故只陷入各种枝问题之纠结中而失掉共识,无法把握住牟宗三哲学之大旨;最终纷纷提出对牟宗三哲学的反省和检讨。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是其中最为突出者。
杨先生著五卷本《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杨泽波著:《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及后经梁涛 先生提议压缩出一个简写本,题为《走下神坛的牟宗三》(杨泽波著:《走下神坛的牟宗三》,收入梁涛主编《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吾人不得不指出,杨先生著五卷本将牟先生的哲学划分为“坎陷论”、“三系论”、“存有论”、“圆善论”、“合一论”,完全不能表示出牟宗三哲学作为人类理性本性之学的体系性关联之特质,而仅仅是将学界中一直流行的五个问题铺陈出来,以发其一己之见而已。这套新著不过是杨先生一向以来的著作及论文的结集,其学术风格给吾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标新立异、多自造新词而无哲学概念之严格性,尽是似是而非之论而缺乏客观的了解和判准。杨先生自称已经摸索出一种道德哲学研究的新方法,称为“三分法”,“把人与道德相关的要素划分为欲性、 仁性、智性三个部分。”(杨泽波著:《孟子性善论研究(再修订版)》〈第一版前言〉(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6年),页6)
杨先生视伦理心境为“仁性”,人的生存为 “欲性”,学习和认知的官能为“智性”(杨泽波著:《牟宗三三系论论衡》(上海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76),我们可以指出,这不过是一种散列的、无关联的、对人类特殊构造的随意条例。岂可取代康德通过三大批判而作出的人类心灵机能的通贯整体的考论?!他也随处 采用从牟先生那里拿来的词语如“作为心体的道德本心”、“理性思维”等来讲孔孟,却无知于“本心”、“理性”作为道德哲学的核心字 词,含著立普遍法则之义,亦即含著普遍必然性之义。究其实,他将 “道德本心”理解为心理学意义的心,而在他心目中的“理性”不过是管辖经验领域的知性而已。尽管杨先生的大著也使用许多哲学词和讨论不少哲学命题,然却处处显得与哲学思维格格不入,他提出“欲性、智性、仁性”三分法,但这种“三分法”根本不是有哲学依据之划分,可见其哲学训练不足。(对于杨泽波该等说法的批评,详论见卢雪昆著:《孔子哲学传统—理性文明与基 础哲学》(台北市:里仁书局,2014年),页684)
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牟宗三哲学在大陆学术界发生重大的影响,然毕竟因缺乏客观了解,故对牟宗三哲学之为人类理性本性之学的根本义不能相契,结果是因不理解而起反动。就吾所知,郑家栋教授《当代新儒学论衡》一书就提出所谓儒家传统智慧“知识化”之诘难,其大著一开首的〈没有圣贤的时代—代序论〉中说:“知识化 的儒学所关注的是本体而非工夫,是系统的整全而非实践的笃实,‘工夫’反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知识化将使儒学偏离其作为圣学的整体精神。”(1)上世纪末,大陆上就流行所谓“后牟宗三时代”、“牟宗三研究从热门到过气”的说法。在这批学者看来,牟宗三哲学已经过时。
梁涛先生在其大作〈中国哲学的新思考—《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序〉中提出“儒学的现代转化”,并指出内地(大陆)儒学研究 的一种趋势:“从阅读牟先生等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开始接受和理解儒 学的基本价值,又从反思牟先生等港台新儒家的学术观点开始尝试建 构内地(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范式。”( 见梁涛著:〈中国哲学的新思考—《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序〉,收入梁涛主编:《中国哲学新思丛书》,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吾人不必置疑,大陆的儒学研究已经在酝酿一场巨大转变,然这场转变何去何从?
第五节 小结
无疑,早年大陆上出现过的牟学崇拜热当该结束了,牟宗三从来就不是什么神坛上的神。如我们一再论明,牟宗三哲学作为人类理性本性之学,除非学者们从根本上反思何谓“理性”,以理性的思维模 式取代头脑里固执著的形形色色的偏见与混杂无章的思维方式,否则 他们所谓对牟宗三哲学的反省和检讨,皆不得要领。如吾人所见,学者们追随西方传统的旧思维模式,一味重复西方传统中困于旧思维的形形色色的说法,以不求甚解、断章取义、拿来主义的方式对待康德哲学,混杂著近代西方哲学流行的各种学派主张,流于一般的经验伦 理学、情境伦理学、亲情伦理学,依照诸种成见而构成所谓对牟宗三哲学的反省和检讨(2),前景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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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家栋著:《当代新儒学论衡》(台北县: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页5。牟先生所论“道德的形而上学”是吸纳康德批判哲学之洞见而自建的哲学系统,并不是照搬康德的述语来套中国传统哲学,也并非跟从西方哲学的分类架构来讲“形而上学”,其本旨是论明并确立孔子哲学传统作为人类理性本性之学的。此乃圣学之大本大源的根本问题,是“先立其大”的正端绪的工作,岂是郑家栋教授所谓“是系统的整全而非实践的笃实,‘工夫’反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先立其大”,言工夫始能是道德实践的工夫,道德主体本身就要求工夫,岂有大本立而无工夫?!对于杨泽波该等说法的批评,详论见卢雪昆著:《孔子哲学传统—理性文明与基础哲学》,页757-762。
(2)如大陆学者唐文明教授跟随黑格尔派的观点,把康德的自律道德理解为“一种律法主义思想”,并据此批评牟宗三先生“挪用康德式的自律概念来诠释儒家思想而导致对儒家美德伦理传统的系统性扭曲”。(唐文明著:《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页4。)“将儒家伦理精神化约为道德主义”(同前揭书,页5)。唐教授根本未有理会康德道德哲学的创辟性洞识,只是一味重复西方传统中困于旧思维的形形色色的说法。他以西方旧传统中的“道德主义”来理解“道德”,他说:“道德主义对道德的实质性理解”是“纯粹自觉自愿的为他主义倾向”(同前揭书,页42)。究其实,学界流行一种盲目挪用西方名目繁多的学派、思潮来形成意见的风气,唐教授只是其中佼佼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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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
作者|卢雪昆
出版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