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的资格》｜“为什么男人不多做一点？”家务分配与性别主义

文｜凯特・曼恩（Kate Manne）

“男人就觉得他们有资格享受我们的劳动。”《所有的愤怒：母亲、父亲，及平等伴侣关系的神话》（All the Rage: Mothers, Fathers, and the Myth of Equal Partnership）一书的作者达西・洛克曼（Darcy Lockman）写道，“这种资格感的光芒如此耀眼”，它也对许多异性恋家庭投下了绵长的阴影：拥有男性伴侣的母亲承担了远超出合理范围的育儿和家务工作。

女人的“第二轮班”（second shift）数十年来不曾略为动摇；社会学家亚莉・罗素・霍希尔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于一九八○年代晚期提出这个概念，描述女人每年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家庭”工作。

这幅家庭内家务不平等的惨澹图像可能令人惊讶。在描绘当代异性恋伴侣关系时，这种为家庭付出的现代父亲形象随处可见，但，很不幸，它却是误导人的。尽管从一九八○年到二○○○年间，美国男人分担育儿责任的程度确实有所增加（伴随著女人的劳动参与率大幅提升），但在二○○○年后却陷入了停滞。在一份针对今日国内情况的代表性研究中，社会学家吉儿・亚佛斯奇（Jill Yavorsky）、克莱儿・坎普・达许（Claire Kamp Dush），与莎拉・薛普－苏利文（Sarah Schoppe-Sullivan）发现，当双方都有全职工作（每周工时大约为四十小时）的男女伴侣成为新手爸妈时，男人在家中的工作量大约增加十小时，但与此同时，女人的工作量则增加了约二十小时，因此，母亲角色必须承担比父亲角色加倍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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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父亲们在这些情境里真正承担的新工作中，有许多是与孩子互动这类相对“有趣”的任务─例如和婴儿玩；父亲平均每周花四个小时做这件事，但同时，也就减少了五个小时的做家事时间。母亲每周做家事的时间只有减少一个小时，却增加了大约二十一小时的育儿劳动时间，其中包括十五个小时的身体照护─例如换尿布和为婴儿洗澡。而在与婴儿的互动方面，母亲也依旧做得更多，每周平均六小时。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和美国劳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所搜集的时间使用日记统计资料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在二○○○年时，他们发现，全职母亲承担了家中三分之二的育儿责任，而男性伴侣则负责余下的三分之一；再一次，女人做了双倍的工作，且令人困扰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些数字一直保持稳定不变。

乐施会（Oxfam）于二○一八年发表的报告显示，就全球整体情况来看，女人从事无偿照护工作和家务劳动多出男性一倍，而这在统计数字上仍处于低端。在世界各地，女人平均承担了比起男性伴侣多出二到十倍这类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每年全球产值估计约为十兆美金。

根据现况，男人和女人若要在育儿工作上达到平等，需要花费的时间预计介于七十五年（由父职倡议团体“男人在乎”〔MenCare〕估算）和两百年这个更令人忧郁的数字之间（由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不过，研究显示，在某种情境之下，男人和女人间的家务分工仍有可能趋近平等，那就是当她拥有全职工作，但他却处于待业中时。然而，就算如此，此处的关键字仍是趋近，她还是会做得多一些。即使在据称众人皆平等的美国社会脉络之下，平等仍难以企及。

但真要说的话，时间使用研究里所描绘出来的男性家事参与情况，可能还太过美好。“我对我们从时间使用日记中得到的资料抱持怀疑，”坎普对洛克曼说，“当我们检视一对伴侣在同一天内的情况时，发现了不同的结果模型，显示出男人甚至做得更少。”与此一致的现象是，男人看来会高估自己对共同家务工作的贡献程度。《经济学人》（Economist）近期针对八个西方国家的父母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四十六的父亲认为自己是付出等量的家长，但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母亲同意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当然，这或许是女人在时间使用日记里少报了伴侣的贡献，而不是男人多报，但社会科学家认为这不太可能。社会学家史考特・柯川（Scott Coltrane）指出：

基于共享家庭工作所拥有的潜在好处、女人的劳动参与快速增加，以及婚姻中的平等理念获得愈来愈多大众支持，许多人⋯⋯预测家务劳动的分工会变得愈来愈性别中立。但尽管如此，研究⋯⋯却似乎不太支持这个说法。这为研究者迎来一个重大的、尚未有答复的问题：“为什么男人不多做一点？”

男人为什么没有多做，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不以为意─一种存心的，且相对幸福的无知状态。坎普・达许在评论她自身研究时写道：

有趣的是，新手爸爸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并未跟上伴侣增加的工作量。当我们提问时，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在成为父母后，他们每周都各自多出超过三十个小时的总工作时数。但我们手上那份更精确的时间日记则说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亦即亲职为女人增加的工作量比男人多出许多。

在如此情况下，另一个男人不多做的原因则是，去要求他们尽到本分，此事本身便已是某种形式的劳动。

在《所有的愤怒》一书开头，达西・洛克曼回忆了一桩事件，那是促使她撰写本书的原因之一。她向丈夫乔治要求在母亲节当天有个短暂的休假，请他带两个女儿去看他的母亲，给洛克曼一个罕有的机会，可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包括了乔治要负责帮孩子打包行李，而这是他打从他俩的长女出生以来的六年半间，第一次做这件事。洛克曼回想起当他询问她自己有没有可能忘记了什么时，她感到多么沮丧，并且难以平和镇静地回复。但很快，内疚感就生效了。她写道：

我肩上的恶魔─那是一阵已经被内化了几十年的白噪音，一个关于女人、女人的责任，和她们相对地位的声音─怂恿著我：你这样对他不公平。他毕竟已经要带她们出去了，你只要随便丢几样东西进去行李箱就好。这只是个在外面过一晚的旅行，这只会花你三十秒，有什么该死的大不了？我拿了iPad和几样玩具，把它们放到行李袋里，作为对魔鬼的奉献，也是我对丈夫的奉献。对于他，我尤其只希望能以公平相待，再无其他。

这段内心对话刻划出情绪劳动经常造成的复杂代价。情绪劳动有许多内涵，尤其包括了那些太常落在女人头上的追踪和预期工作：知道哪样东西在哪儿、谁需要什么、购物清单、家庭预算、家人的行事历等等，更别提还有打包无尽的行李，从尿布包到行李箱都是。（在洛克曼拒绝提供更进一步的协助之后，她的丈夫忘记带女儿们的睡衣，她们最后穿著泳衣睡觉。）

如今所有这些形式的工作都被含括在情绪劳动的标题之下，已经算是相当标准的作法；在近期一份提供给男性听众的情绪劳动指南中，这个概念获得了以下定义：

女人为了掌握生活中的小事而从事的免费、隐形工作，这些小事综合起来后则构成生活中的大事：它们是胶水，凝聚了家家户户，并借此进一步凝聚了一个运作得宜的社会。

我们必须承认，该词的创始者亚莉・罗素・霍希尔德并不赞成对它作出这样的延伸解释，她最初使用该词，是用来指涉那些为了维持特定情绪效果而必要的有偿工作─例如空服员要展现出令人愉快的风度举止。但对我而言，这正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显示一个词语如何自然演变，好跟上语言使用者的需求。情绪劳动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理解成涵盖许多情况，如同《拒绝失衡的“情绪劳动”》（Fed Up: Emotional Labor, Women and the Way Forward）一书的作者洁玛・哈特莉（Gemma Hartley）所说：

家务并不是唯一一件令人感到厌倦的事。我也是行程管理人，负责安排预约并随时随地知道行事历上写了什么。我是那个拥有所有答案的人，从我丈夫把钥匙放在哪里、那场婚礼是几点，还有当天的服装规定是什么、家里还有没有柳橙汁、那件绿色的毛衣在哪里、那个谁谁谁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到我们晚餐要吃什么。我心里揣著一张包山包海的列表，不是因为我想这么做，而是因为我知道没有其他人会做。

情绪劳动也包括处理环绕著这类事务而生的情绪：例如，不要指出男性伴侣哪件事情做得很糟，以免使他恼怒，也要避免太常在家中寻求他的“帮助”和“支持”。如此一来，许多女人陷入了一个强而有力、进退两难的局面：你若不开口求助，就必须承担许多的物质、家务和情绪劳动，程度远远超出你原本应该负责的份量；当你真的开口时，你则会破坏一套隐晦的社会规范，亦即女人得维持秩序、照顾他人，并且不要要求太多。哈特莉：

开口求助，而且是用正确的方式求助，是一层额外的劳动。在许多情境里，个人为了要把工作委托给他人，必须反复地提出要求，而这经常被看成是唠叨。有时这实在就是不值得费力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而且是持续用正确的语气提出要求（但依旧有可能被说成是一个唠叨的人），所以我干脆自己动手做。

哈特莉的书以一桩事件开场，它和洛克曼的开篇小故事明显相似：作为母亲节礼物，她要求雇用家事清洁服务员，为她与丈夫子女一起住的公寓打扫浴室和地板。她解释：

对我来说，这个礼物的重点不是打扫本身，而是总算有那么一次，我不用负责家里的办公工作。我不必打电话联络、询问好几家的报价、做功课研究每间清洁公司、处理付款，然后预约打扫时间。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这件任务所带来的情绪劳动，而它已经在我心中困扰我许久，打扫房子只不过是加分而已。

然而，唉，事情未能如愿。哈特莉的先生选择省钱，然后自己动手彻底清扫浴室；在此同时，她则被交付独自照顾孩子的任务，而整间屋子除了浴室的其他部分在她周遭陷入一片混乱。她描述自己随之而来的愤怒乃是“年复一年，缓缓接下了扮演家中唯一在乎所有事情的角色，最后综合起来的结果。”

把这桩事件轻易地打发成已开发第一世界的烦恼、进而不予理会，是一件简单的事，也是一道障眼法。在此，将这些女人和她们那些享有较少特权的同侪两相比较，并不是有意义的作法；后者无疑确实面对许多独特的问题，其中某些主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也会在后续讨论到更多。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针对女人与其未能公平负担家庭照护之重担的男性同伴，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好理由可以解释男人的失职。

男人和女人“天生”有著不同的育儿倾向或偏好，这个太过便宜行事、性主义的假设已经被破解了，一部分是因为研究显示，当男人是主要照顾者时，他们的大脑（大脑是可塑的）会变得和那些担任主要照顾者的女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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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转而“俯身取用”贫穷女性劳力

但纵然如此，男人却还是未能适当地投入家务和育儿劳动，而此事看来影响了各种人口统计背景下的每一个女人。当然了，这并不是在说富有和贫穷的女人受到影响的方式一模一样；当高收入、占优势地位的白人男性不在乎，而与他们同样富有（且还是一样，通常是白人）的女性伴侣变得精疲力尽且感到绝望时，她们最后经常就会“俯身取用”（lean down），仰赖非白人和贫穷女性的劳力。

因此，当享有特权的白人男性失职时，这不只会对他们的妻子造成伤害，伤害也会延伸到更弱势的女人身上，她们最终可能会遭到剥削，必须从事这些相对享有特权的女人原本应该要做、但不应该由她们独自处理的工作事务。

【本文摘自麦田出版 ／城邦文化《厌女的资格：父权体制如何形塑出理所当然的不正义？》〈男人享有家务劳动的资格感〉一章；为阅读需要，部分撷取内容有些许调整。】

书名：《厌女的资格：父权体制如何形塑出理所当然的不正义？》

作者：凯特・曼恩（Kate Manne）
出版社：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5月

凯特・曼恩（Kate Manne）｜康乃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自2013年起任教至今。其研究集中于道德哲学、社会哲学与女性主义哲学。《不只是厌女：为什么越“文明”的世界，厌女的力量越强大？拆解当今最精密的父权叙事》（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为其第一部著作，深刻探索并拆解现代生活中公共场域和政治场域中的厌女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