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三世纪前的万湖会议 ，如今还有意义吗？

我们如何对待历史上犯下的错误，也多少反映我们日后面对同类情况的态度。正如汉娜．鄂兰曾写过：服从，就是对极权表示支持。沉默也是。

75年前，1942年1月20日中午，15名德国纳粹高层精英齐集柏林近郊的万湖别墅（Wannsee House），出席者都是来自外交部、司法部、内政部的高官以及武装党卫队（Schutzstaffel, SS）的少壮派，全都受过良好教育，前途一片光明。当天，他们齐聚的目的是要共同商议“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

会议历时90分钟，看似平淡、理性。但这个历史时刻，究竟如何令与会人士后来成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最为组织化和系统化的集体大屠杀的始作俑者？

负责召开会议的是亲卫队上级集团领袖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他是由希特拉委任，并按戈林（Hermann Göring）的授权文书行事。会议目的是要确保所有相关部门都准确执行计划，将德国的欧洲占领区内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遣送到波兰处决。

会议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负责提供犹太人资料的亲卫队上级突击大队领袖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海德里希就是根据其提供的资料，处决了多达1,100万人，当中大部分是身在欧洲的犹太人。

当年犹太人大屠杀，是在希特拉任命希莱姆（左）实行，再经由海德里希（右）在万湖会议向相关部门下达计划细节。（美联社图片）

档案于5年后被发现

是次会议详述了根除犹太人的阶段性计划，海德里希向与会人士阐明，如何从西向东围捕欧洲犹太人，再将他们送到已由德国占领的波兰，并有系统地集中杀害。议定书中订明，要将占领地上的其他几百万人以饥饿、暴晒和疾病等“自然因素”除去，再将他们的财产和粮食转交给德国人。

在整个会议中，与会者只围绕犹太人的定义以及如何处置其配偶、子女等技术问题作商讨，对其他问题少有讨论。直至会议尾声，与会人士无人提出反对，甚至还在散会前一同享用美酒和雪茄。

整个会议充满“语言伪术”，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却在用词上非常隐晦，仅仅用了“迁移”、“特别处置”和“最终解决方案”等来形容和企图掩饰，且相关的议定书被列为最高机密，受到严格管控。

在海德里希于同年遭暗杀后，纳粹德国以为所有相关的会议记录文件均已销毁。不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5年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审期间，一名检察官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当年会议的其中一份副本，才成为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关键证据。

当年召开万湖会议的万湖别墅，如今经已成为“大屠杀纪念馆”。(路透社图片)

迫害犹太人的新阶段

柏林洪堡大学专门研究纳粹历史的历史学教授维尔特（Michael Wildt）指出，党卫军在1941年6月，也就是万湖会议召开6个月前，就已经开始系统性屠杀犹太人。他也指出，在纳粹占领的前苏联地区，被枪杀的犹太人多达50万人，当中不少是儿童，“对苏联的宣战标志了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之前的政策是驱赶犹太人、迫使他们流亡，现在不是了。”

由此可见，与会者之所以没有在万湖会议中特别商讨什么，是因为纳粹最高层早已作出决定。维尔特教授相信，会议的首要目的只是向与会者交代任务，并让海德里希借机巩固自己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时迫使各部协同作战。

万湖会议其中一名核心人物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于1961年审讯时否认自己有错。(美联社)

“平庸之恶”的典型

会议结束20年后，艾希曼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纳粹战犯的大审判中受审时否认自己有错：“我从来没杀过犹太人，也没杀过非犹太人，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从来没有杀死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下令杀人。”其他接触过他的人也供称艾希曼并不反犹，对家庭的态度也堪称典范。

他自认是个守法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履行职务，更认为在“最终解决方案”中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因此他认为，如果他有罪，那么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有罪。

本身就是犹太幸存者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审讯期间曾前往采访，其后在自己的书中描写艾希曼的最后陈述：“他从来没有憎恨过犹太人，也从来没有杀人的意愿，所有的罪行都是来自对上级的服从，而服从应该被誉为一种美德。他的美德被纳粹领导人滥用，但他不属于统治阶层，只是个受害者，受罚的应该是领导阶层。艾希曼说：‘我不是那个被打造出来的禽兽，我是谬误的牺牲品。’”

鄂兰认同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艾希曼格外勤奋努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晋升，而我们无法认为这种勤奋是犯罪。她认为艾希曼并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这也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重的罪犯之一”。她最后总结说：“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的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

纳粹历史还有意义吗？

当年的会议地点——万湖别墅，如今已成为“大屠杀纪念馆”。在2010年二战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前德国总统武尔夫（Christian Wulff）在致辞时称这场战争是“民族耻辱”。他还表示，德国有义务保护犹太人不再受到伤害，并重申针对新纳粹在德国的恐怖谋杀行径，已检讨国家的对策。他又提醒，警方和安全部门都未有充分意识到新纳粹的危害程度。

时隔四分三世纪，有人或许会问：“纪念纳粹历史的意义何在？当前发生在叙利亚的事不是更应该关注吗？德国人以至全世界不是也汲取了当年大屠杀的教训了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早前台湾一所高中因有师生在变装游行活动中身穿纳粹服饰、挥舞纳粹党旗、制作坦克及行纳粹礼，而引起当地不少争议；而香港去年，也发生过中大学生会会长疑似模仿纳粹敬礼的事件。

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劳德（Ronald Lauder）认为，纪念大屠杀的目的是要时刻提醒我们，言语上的种族主义及反犹太主义可以如何迅速转化成谋杀行为。纳粹分子只用上数年时间便将无数的平民转化成行之有效的连环杀手。

如今的年轻一代多对这段历史没有太多感受，只在学校课堂上认识一二；年老一辈也不愿多提这段历史。因此，对纳粹行为和思想警惕，其实是时刻提醒我们切勿重复犯下当年的错误。纳粹德国当年奉行的种族主义，还是大规模屠杀行为，都是世界所不认同的，而对任意屠杀行为无动于中的人，更是令人心寒。

我们如何对待历史上犯下的错误，也多少反映我们日后面对同类情况的态度。正如汉娜．鄂兰曾写过：服从，就是对极权表示支持。沉默也是。万湖会议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或许同时在于它能令我们反思，无论个人身分是多么渺小、遵从号令，都无法推卸自己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

根据艾希曼的资料，纳粹德国得出处决欧洲多国合共1,100万人的数字，当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当年犹太人大屠杀，是在希特拉任命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左）实行，再经由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右） 在万湖会议向相关部门下达计划细节。(美联社)

（编按：本文为 罗保熙所撰，原刊于2017-01-20出版第46期《香港01·世界》页60-62；01哲学获作者授权编辑并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