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我们不是这样拯救地球的！

将破坏环境的罪责归咎于个人只会掩盖问题真正的肇因：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去年12月，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在雾霾的围攻下不得不逃往乡下，为了呼吸到一些正常的空气。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5亿人的日常生活。某些大城市的景象就如同后启示录时代的电影场景：阴森的雾霭像巨大斗篷一般覆盖著马路，行人戴著防毒面罩在其中穿行。

在这一背景下，阶级分化更为突显：在机场因受雾霾影响而关闭之前，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买到逃走的机票。北京的立法机构为了替当权者免责，甚至计划将雾霾列为气象灾难的一种，就好像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工业污染的恶果。如此一来，在战争难民、旱灾难民、海啸难民、地震难民和经济危机难民之后，难民目录上又添新丁：雾霾难民。

然而，空气污染很快就被常态化（和谐）了。本应积极治理雾霾的中国政府，却只是颁布一些措施令市民能够继续过他们的小日子。他们建议市民足不出户，必须出门时要佩戴口罩。学校停课把孩子们乐坏了。去乡村避难在北京成为一种奢侈，专营乡村短途游的旅行社的生意蒸蒸日上。重点是别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这种反应其实不难理解，考虑到“我们遭遇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怪东西，我们并不能真的看到它，但是它存在的证据又是如此确凿。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造成了生理和物理上的巨大改变。”

面对环境问题，主流意识形态习惯调动掩饰和视而不见的机制：“在这些受到威胁的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行为和态度：与其直面危险，不如对其视而不见。结果于事无补。”这种态度将知识和信念分开：我们知道（生态）灾难是有可能的，甚至近在咫尺，但是我们拒绝相信它正在发生。

当“不可能”变为“正常”

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萨拉热窝的戒严事件吗？一个50万人口的“正常”欧洲城市在整整三年时间被狙击手包围、轰炸和恐吓。这在1992年之前是不可想像的。起初，萨拉热窝的市民以为这个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以为一两个星期后事态就会平息，就可以把孩子从安全地区接回来了。可是很快，戒严就被常态化了。

类似的由不可能到正常（经历短暂的惊愕和恐慌）的翻转也描述了美国自由派人士对特朗普胜选的反应。同样，政府和大资本家应对冰山消融之类的环境危机时也遵循一样的套路。最近，这些政客和管理者甚至把气候变暖的危机归为地下共产主义（cryptocommunist）阴谋论，或至少是危言耸听和无凭无据的预言。他们向我们保证没有什么可慌张的，气候变暖只不过是一个既定现实，一个正常的现象。

2008年7月，CNN的报道《格陵兰岛的绿化》（The Greening of Greenland）吹嘘了冰川融化带来的新可能：多好啊，格陵兰岛的居民从今往后就能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植菜园啦！这是个不靠谱的报道，不仅因为它对一个世界级灾难所带来的微小好处津津乐道，更因为它把格陵兰岛的“绿化”——气候变暖的后果——与生态环保的觉悟联系在一起。在《震撼主义》（The Shock Doctrine）一书中，克莱恩（Naomi Klein）告诉我们全球资本主义如何以灾难（战争、政治危机、自然灾害）为借口来全盘推翻旧有的社会限制，从而推行自己的蓝图。因此，生态危机不止没有让资本主义信誉扫地，反而可能进一步宣扬了资本主义。

与自身的罪恶感抗争

吊诡的是，解决其他生态问题的行为反倒可能引起南北两极气候变暖的恶化。臭氧层空洞其实能帮助减缓南极洲气候变暖。一旦臭氧层空洞减小或者消失，南极洲将会承受地球上所有其他地区气候变暖的效应总合。同样，强调“智力劳动”在后工业社会中的决定作用已是老生常谈。然而，如今物质主义又卷土重来，正如对稀缺资源（粮食、水、能源、矿产）的争夺和空气污染所见证的那样。

即便我们表示已准备好履行职责，可我们采取的计策或会掩盖这一职责真正的广度。与自身的罪恶感抗争，这条捷径带给我们一种颇具迷惑性的安全感。我们自愿感到有罪，因为，如果错在于我，那么一切就取决于我。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我们改变生活习惯就能解决问题。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最难接受的莫过于扮演一个完全被动的角色，一个无力的旁观者。我们倾向于疯狂地投入工作，废纸回收、吃有机食品，给自己制造一种我在做出某种贡献的幻觉。这情形就像，一个球迷安安稳稳地坐在自家沙发上，对著电视机，相信自己的叫骂真的能影响比赛结果。

在生态环境这件事上，典型的否认操作是：“我知道我们身处危险，但是我不真的相信，那干嘛要改变我的习惯呢？”另一种否认则相反：“对于生态的恶化，我知道我无能为力，但我无法接受这种想法，所以我必须做些什么，哪怕是一些于事无补的事情。”这正是促使我们去购买有机产品的背后逻辑。相信吃这些快腐烂的、贵的离谱的“有机”苹果更有益健康，再也没有比这更天真的信念了。如果我们选择购买这些产品，那么我们就不止是一个消费者，而是幻想自己正在做一件有用的事，在践行我们的理念，在赋予自己良心，在参与一个宏伟大业。

回归大自然母亲？

别再上当受骗了。北京的雾霾已经清楚揭示出这种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局限，它是灾难与日常的结合，罪感与冷漠的混杂。如今，生态问题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争的战场，我们在其中运用各种计谋变戏法似得让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消失。

主流的生态主义话语拷问著我们，仿佛我们生来就有罪，仿佛我们对大自然母亲有所亏欠。我们持续承受著来自生态主义超我的压力：“今天你为大自然母亲做了什么？你有没有把废纸丢进回收箱？玻璃樽呢？易拉罐呢？明明可以骑单车或者坐公车的时候，你是不是选择了开私家车？你是不是开冷气，而不是开窗？”

此种个体化所牵涉的意识形态利害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忙于检视各自的良心，而忘了去提出更重要的问题——整个工业文明的弊病。消除自我罪恶感太容易了：垃圾回收、吃有机食品、使用可再生资源等等。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继续问心无愧地做一个好孩子。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斯劳特戴克（Sloterdijk）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二十世纪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the 20th Century?）中谴责了“真实的激情”，这是上个世纪的特征，是酝酿极端主义的沃土，它引发了种族屠杀。斯劳特戴克也提出了他对二十一世纪的倡议：我们人类不能再忽视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副作用。地球不再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背景或前景，而是一个即将耗尽的客体，由于我们的疏忽，它可能无法继续成为人类的家园。

哪怕我们变得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影响生存的基本条件，我们也还是要承认人类只是一个小星球上的物种之一。从这个意识出发，我们必须调整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 不再是英雄主义的工作者，利用“取之不尽”的资源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是一个谦卑的中介，长期与周围环境合作、谈判以达成对双方来说都安全和稳定的平衡。

（文章译自Bibliobs，作者为齐泽克，原题为Trier, manger bio, prendre son vélo… ce n’est pas comme ça qu’on sauvera la planète，原文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