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主义｜内地青年变成日本“便利店人间”　背后是普世的困局？

近日内地热烈讨论“躺平主义”，而凑巧香港有人实践“躺平”的字面意义，在地铁等公共场所躺在地上睡觉，一张相片在网络广传，跟“躺平主义”不谋而合。

“躺平主义”是什么？这词出自内地一位网民的短文《躺平即是正义》，原文如下：

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它们会无时无刻在你身边出现，你每次看见的新闻热搜也都是明星恋爱、怀孕之类的 “生育周边”，就像某些“看不见的生物”在制造一种思维强压给你，人大可不必如此。 我可以像第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这段短短二百余字的文字，就引了三位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 of Apollonia）、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与说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当中还有智者（the Sophists）群体。但今天我们先不讨论这些哲学家或作者对他们的理解如何。

这段文字表现出作者拒绝主流的价值，其一是结婚生子的律令，这既出于文化传统，亦是当今“美满人生”的模范——正值中国官方的三孩政策刚刚出炉，此时兴起的躺平主义，却似乎在唱反调。其二就是主张不工作，这被延伸为“不买楼、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小孩、不消费”，“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拒绝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与剥削的奴隷”。这种主张，再次带出劳动与社会的问题，而这问题决并不限于中国。

日本“量出为入”的一代

早十几年前，日本年青人已经开始降低消费与欲望的生活模式。日本有尼特族与飞特族的说法，尼特族是“NEET”一词的音译，NEET 是“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缩写，即没有就业、在学或受培训的人，常被等同于“家里蹲”或御宅族；而飞特族是“freeter”的音译，是由 free 与 arbeiter（德语，意指“工作者”，在日本则指非正式雇员、兼职或台湾说的“打工”）结合的新造词，意指自由打工族，只找找便利店兼职等工作（这在动漫画作品中以至小说都颇常见，例如近年的芥川赏得奖小说《便利店人间》），满足于赚取仅够过活的收入。

日本新一代年轻人不再有远大的前程或目标，不再将自己的人生（与命运）绑在一间公司上，不似日本二战后出生的“团块世代”，不再以如三岛由纪夫式“七生报国”的态度对待任职的公司。他们想避免办公室政治、下班后的应酬、无限的加班以至“过劳死”。“过劳死”在我们看来或许很夸张，但在日本是并非少见的事，除了猝死，亦有一部分人是因过劳而自杀，属广义的“过劳死”。（近年日本愈来愈多社会运动针对这问题，包括“反思全国过劳死家庭会”这样的组织）

当社会流行以“量入为出”为节检与累积金钱的手段，并配合辛劳工作将之提升为美德，日本这批年轻人倒过来采取“量出为入”的做法，限制自己的欲望与消费，只选择责任较轻的工作、能过生活就好，作为应对世界的方式。

世界劳动环境的趋势

低消费、低劳动的风潮如何由日本吹到中国？其实这是世界劳动市场大趋势促成的结果。

世界逐渐趋向低技术低薪劳工，与高度专业、高学历的高薪工作的两极化，亦即日本讲的“M 型社会”。中间的中产阶级以至管理阶层，亦可能面对愈来愈不安稳的状况（例如严重金融危机或如新冠疫情等的大规模灾难），或因无法适应时代的急速改变而转职，愈来愈有机会面对失业的威胁。

而低层劳工要向上流动，将会愈来愈困难，如果人生的前半段没有作“正确的选择”，在中、后段想要改善生活几乎不可能。甚至低层劳工亦绝非“低处未算低”，在可见的未来更要忧虑愈发进步的工业机械化与自动化，将会取消低技术的人力劳动（例如派递，但传统高学历要求的翻译以至医生都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连仅有的工作都失去。

延伸阅读——《当人工智慧懂哲学》：AI 会抢走全人类的工作？马克思怎样说？

消费主义社会以消费与享乐作为最高价值，因而人们要投入竞争的个人主义社会。今天资本主义鼓吹“个人的企业家化”：持续进修、增值自己，要妥善管理自己的健康、时间与财务，而大部分的成本都要由自己（而不是政府或公司）负责，因为个人变成一间微型的企业，而你就是“你自己”这盘生意的企业家。

职场文化亦如是，公司员工都要博取升职、加薪而要有突出表现，部门间亦争夺公司内部的有限资源。有评论就以“内卷”（involution）一词形容职场的普遍现象：因大家都留在办公室加班，就有种效应让每个员工都不敢不加班（恐怕失去升职的机会，甚至首当其冲成为裁员的开刀对象），被迫牺牲额外的工作时间给公司。在通讯科技发达之后（手机、电邮以至其他即时通讯软件），劳动者甚至连私人的生活时间亦被入侵，变相要24小时工作或待命（所谓 on call），连休假期间亦不例外。

延伸阅读——劳动节：“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的呐喊

少不了的是“感到工作没有意义”、“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工作”的劳动异化问题，不想上班甚至脱离劳动的欲望都甚为普遍，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内地出现的“躺平主义”

在这背景之下，躺平主义在内地青年之间如此火热实在并不意外。他们之中有人表示可以存到一笔积蓄之后，就只花费利息生活，降低消费与欲望，甚至“不消费”。可是另一边厢淘宝与天猫双十一节每年都打破上一年的单日销售金额纪录（2020年的单日数字是近五千亿人民币），不禁让人想：年青人真的进入低消费与低欲望状态了吗？

况且，我们都见识过资本市场拥有的强大无比的适应能力，因应低层劳工的扩大，市场为了这批人口大幅扩张低价格、低品质的商品市场——可能对于躺平一族亦不例外，他们总有无法避免的必要开支，例如泡面。如今中国内销、内循环的经济引擎已经开动，在疫情的影响下保持全速前进，但必须要步步为营，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官方对有关躺平主义的言论极为关注。

然而，躺平主义者不单拒绝积极贡献自己的生产力，连消费力亦几乎欠奉，对于政府与资本主义可谓百害而无一利；但这对于躺平者自己，可能亦并非好事。作为“上进心”的相反一极，躺平主义者因低劳动而成为人力市场上低竞争力的一群，相反有上进心而勇于争取机会的人自然会得到犒赏。只要现今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企业文化维持不变，而躺平主义继续散播，最终很可能将会延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

被压抑的终将会回归

以上种种，其实很多劳动者都感同身受。近日讨论之中引发出“躺平学”一词，但说到底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就以最老生常谈的“劳动异化”与“剥削”为例，都是马克思主义以至广义左派的分析，创造消除劳动异化与剥削的世界，仍然是当今真正意义的左派的普遍诉求。然而今天的劳动者，虽然似乎都会认同自己正被剥削，可是同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等于相信他提出的解决之道，亦很可能不会参照、甚至不信任左派的行动纲领。

延伸阅读——商品背后的秘密：马克思讲的“商品拜物教”到底是什么？｜方川明

压迫的经济社会条件，以至年青人面对劳动与消费品市场的无力感，都是真实存在的。纵是如此，“根本不可能撼动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系统”的信念亦同样强烈，那就又回到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说：“当今想像世界末日来临，比想像资本主义终结更容易”。然而如佛洛伊德所说的“被压抑者的回归”，当资本主义登峰造极，从未消失的劳动者诉求，只会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回归，而内地的躺平主义只是最近的一个版本。

延伸阅读——詹明信：政治，是所有阅读或诠释的绝对视界

躺平主义，可以归为已故左派理论家艾瑞克・莱特（Erik Olin Wright） 称为“逃离资本主义”（escaping capitalism）的做法，即不去想像如何可以改变资本主义，不采取政治行动，只尽量让自己或地方社区免于受它的影响。但相比成立合作社、地方社群或地区货币的做法，躺平主义只是从个人出发的自我调节，可能是最消极的一种“逃离”。

当然我们可以问：躺平主义是自由的选择，还是为势所迫之下的心态转变？短文中虽认为躺平可以恢复“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的愿景，而这句西方哲学史上最古老的相对主义格言亦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同样无法否认人亦是处于世界与物质条件中的存在，我们不可能不跟世界打交道，而现时宰制著世界的就是资本主义。

有说“躺平是为了再站起来”，但在现在的世界之中这又谈何容易。至于集体实行躺平主义会否真的撼动到大的系统，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