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的胜利到香港的衰败

1. 格雷瑟和《香港2030＋》

看《香港2030＋》咨询文件，不禁想到格雷瑟（Edward Glaeser）的《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 2011）一书。对城市研究稍有认识的读者，相信对格雷瑟的名字不会感到陌生。这位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正是当代最著名的集约型城市（compact city）倡议者。

格雷瑟在书中提到底特律著名的失败例子。面对传统重工业的流失，当地市政府不断大兴土木，力图通过大型基建来重振经济。但公帑投资却如泥牛入海般，完全无法挽回底特律衰败的命运。格雷瑟一语中的地指出，城市最重要的不是硬件基建，而是软件制度，能为人提供自由开放的交流互动空间，但规划者却往往忘记这简单的道理──这难道不正是当下香港的写照吗？

《香港2030＋》提出集约型城市、公共运输导向的集约发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智慧、环保及具抗御力城市（smart, green and resilient city）等崭新概念──但其实也不那么新，因为它们原是香港长期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注一〕问题是当政府大肆宣扬，到底是进一步改进该等策略，抑或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呢？

对格雷瑟来说，规划的首要任务乃是促进人的联系和互动。在资讯科技空前发达的年代，人反而愈益涌进挤迫市中心──面对面的紧密接触，仍是人最需要、而集约型城市最能提供的便利，最有利于城市的不断创新和改进提升。多元化的交通系统、混合功能的社区、方便步行、纵横交错的街巷网络，均是成功的要素。

但请看看我们的《香港2030＋》，请看看那些新市镇发展的构想图，僵化的分区规划，千篇一律的石屎森林，连绵不断、不见天日的商场结构，大而无当、人迹罕至的公共空间，切断而非连接街道的铁路系统等等──所有能够在天水围找到的规划失误，皆悉数在未来新市镇中继续找到。

（格雷瑟 Edward Glaeser，图片来源：TED）

问题实在简单明白不过：在西方，集约型城市原是解决城市过度扩张（urban sprawl）的工具；但在香港，它却变成了城市过度扩张的工具。

2. 波特、雷默尔和雅各布斯

我最早认识格雷瑟的名字，并非源于《城市的胜利》一书，而是他合著的名为“Growth in Cities” (1992)的成名作。〔注二〕文章引用美国1956-87年170个城市六大工业的数据，以测试波特（Michael Porter）、雷默尔（Paul Romer）和雅各布斯（Jane jacobs）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假说。其中波特著名的“竞争优势论”，单一行业中小企业云集的群聚效应（clustering effect），廿多年来成为不少国家的政策蓝本；雷默尔则强调单一行业具垄断性的龙头企业，在带动发展中扮演的领导角色；只有雅各布斯强调多元混杂的产业结构，随机互动，不拘一格 ，才是带动城市飞跃发展的真正动力。

格雷瑟等人的研究明白无误地指出：竞争比垄断市场的效果为佳，多元则较单一的产业结构优胜。在这场著名的理论测试中， 雷默尔处于下风，波特亦仅屈居次席，雅各布斯大获全胜。自此之后，格雷瑟一直奉雅各布斯为理论启蒙导师。

（雅各布斯 Jane jacobs，图片来源：The Center for the living city）

相信对城市研究稍有认识的读者，亦肯定对雅各布斯的名绝不陌生。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仅有高中学历的记者，建筑和规划专业的门外汉，雅各布斯竟能全凭一己之力发起社区运动，对抗纽约规划部门的主管莫西斯，彻底扭转了格林威治村旧区的命运。然后，雅各布斯写下了《美国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一书，这部彻底改变城市规划和都市更新观念、甚至堪称二十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著作之一的巨著。

时至今日，甚具地方特色的格林威治村，已成为市无人不识的纽约市地标，国内外游客必到的苏豪区景点。区内举目皆是四、五层高的古典平房，现已遍布各类工作室和文创产业，成为纽约以以整个北美的时尚寒暑表。雅布斯的旧居位于赫德逊街555号，她当年正是从阁楼的窗户往外望，把繁盛的街道生活描绘成“行人道上的芭蕾舞”（sidewalk ballet）──这已成为城市研究者最常引用的金句。

问题同样简单明白不过：香港喜欢宣扬自由竞争的理念，但骨子里却信奉雷默尔，对单一行业垄断的局面照单全收。

3. 卢卡斯和雅各布斯

格雷瑟最早接触雅各布斯的著作，乃是198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卢卡斯（Robert Lucas）教授的课堂上。这位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堪称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在他1988年一篇关于人力资本、广为传诵的重要论文“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却罕有地挪用了雅各布斯的想法，强调人力资本的集体累积，以及知识转移的动态界外效应，对城市发展举足轻重的作用。〔注三〕

雅各布斯城市研究的《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无人不识，但其城市经济学著作《The Economy of Cities》（1969）和《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却一直鲜为人知。直至1988年卢卡斯在论文中直言，其理论乃深受雅各布斯的启发，得以解开了困扰经济学家的创新增长源头之谜，”New Growth Theory”、”dynamic externality”或“Jacobs externality”等述语便不迳而走。

问题却在于，卢卡斯对雅各布斯的理解，却极尽断章取义甚至是蓄意误导，硬搬乱套在新古典主义和微观经济学的论述中，而忽略了雅各布斯所真正重视的制度结构演变的过程。卢卡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如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升，除有助提高个人的生产力和收入外，亦启动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学习和模仿。这些无疑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却对雅各布斯焦点所在的动态市场机制（真正的mechanics！），竟完全不置一词。

（雅各布斯城市研究的《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无人不识。图片来源：Slate）

正如在2006年雅各布斯百年归老后，后人所作的回顾中指出，卢卡斯由于无法解答为何高增值行业，总是要汇聚在如纽约这些成本最高的地方，于是借用雅各布斯的理论来打圆场。“但必须指出的是，卢卡斯基本上并无触及《The Economy of Cities》的内容，又或雅各布斯任何关于知识转移过程的具体描述。对于那些并不熟悉雅各布斯的读者，还会误以为她在谈论城市如何变成一所巨型大学。”〔注四〕

问题亦是简单明白不过：主流经济学家不愿触碰感敏的产业及市场结构问题，便把所有事情都说成是教育和人才的问题，包保冇错。

4. 王于渐与雅各布斯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深深感染了一代的主流经济学家，而他们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各地政府的政策──卢卡斯的学生之一、香港大学前首席副校长王于渐，在本地经济学界亦地位崇高，同样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影响至深。

在其《Diversity and Occasional Anarchy》（2013）的近著中，王于渐按照其师博的思路，将人才素质看成推动经济发展、以至地方竞争力关键要素。他指出尽管港英年代基于人才外流的危机，大举投资扩充大学学位课程，却忽略了非学位课程的重要性；到了1997年之后，一方面是由于特区政府面对财赤危机，另一方面是大学学位课程的成本已经很高，政府不愿再进一步扩充例如是非学位课程，遂一直令教育投资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Diversity and Occasional Anarchy”这个书名，显然并非主流经济学的常用名词。它其实源于书中一篇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文章，介绍雅各布斯的理论及其对卢卡斯、以至整个经济学界的深远影响。若单从字面上看，却不无巧合地，倒还保留了几分雅各布斯的原有神髓。但这和什么人力资本的投资、什么知识转移的效应毫不相干，却涉及在雅各布斯的笔下，当一个城市发展至一定规模，各行各业的中小企林立，三教九流、百花齐放；编织成错纵复杂的市场网络，多元开放、随机混杂，所孕育出来的创新和即兴创意(innovation and improvisation)。

然而，正如她的成名作早已预视的，雅各布斯不但关心城市的飞跃发展，也更关心城市的衰落和消亡。 除了因为战争或天灾等极端情况外，一般来说城市的衰亡皆并非由外力造成，反而更多是受到内在消极因素的影响所致。创新和即兴创意的良性循环之所以被打破，令城市的发展无以为继，主要祸根包括囿于过去的成功经验，拒绝淘汰过时和失去竞争力的产品。尤有甚者，是既有产业取得规模和制度上的优势，刻意阻挠新的创新调整进程。

对此雅各布斯更提出“富人的尴尬”(embarrassment of the riches)的独特见解，指出城市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后，已经累积了大量财富，却无法找到（更确切应是刻意排斥）新的投资机会。“财富唯有用于大量炫燿性和形式化的事情上，包括进口一些昂贵但没用的产品，推动一些没有社会效益的基建项目，又或利用大笔公帑投入短期救济工作，但就是不愿把资金投放在创新和新兴产业──尤其是那些令低层社会成员受惠的新业务之上”──相信世上再没有一套经济理论，能较“富人的尴尬”解释香港目前的发展困境，来得更加贴切。

总括而言，雅各布斯的关注焦点其实在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必然经歴有升有跌、高低起伏的发展周期挑战，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城市若能有效取得真确的讯息反馈，产业及市场结构能够不断创新和调整，则自然会构成一个持续的良性循环，令城市繁荣安定能够延展下去；相反当城市不断取得错误的讯息反馈，又或被特殊利益团体所刻意愚弄和误导，则会出现如她所说的“每况逾下的交易”（transaction of decline），形成不做不错、愈做愈错的恶性循环──This city is dying，you know！也就不再是一个遥远和未知的噩梦。

〔注一〕 Tieben, H. (2013). “How to Create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Inherent Problems of Recent Urban Layouts for Micro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Quality of Living.” Paper submitted to Sustainable Building 2013 Hong Kong Regional Conference. 12 -13 September 2013.

〔注二〕 E. Glaeser, H. Kallal, J. Scheinkman and A. Shleifer,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92. 利用google scholar的统计，这篇文章被引用逾5000次。

〔注三〕 Lucas, R. E. (1988)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文中花了一整节”Cities and Growth”(p.35-39)的内容，来讨论雅各布斯理论的重要性，但当中却完全没有任何对雅各布斯原著的引述。根据Google Scholar网站的统计数字，卢卡斯此文获得多达逾19,000篇论文引述。

〔注四〕 Desrochers, P. and Hospers, G.J. (2007). “Citi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tions: An Essay on Jane Jacob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XXX, 1: 11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