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婊子”应该叫什么？从林丹出轨看女性的语言真空

一些男性友人喜爱在斗嘴时开玩笑称我为“婊子”，而我常常一时之间想不到相对应的词语去反击：奇怪，男“婊子”，应该叫什么？学生时代的我，曾听到有调皮的男生用学来的话冲女生骂一句：“臭婊子！”而女生呆了一下，随即追骂：“你滚开啦！”我想，她一定也有这种想脱口而出，却又被语言真空绊住了的感觉。近日的社交媒体，铺天盖地是林丹出轨的新闻。回想起之前，大陆男演员王宝强发公开信称妻子马蓉出轨一事，网络上一片声讨马蓉是“婊子”的浪潮。我突然很好奇：究竟网民又会如何称呼出轨的林丹呢？或许我能从中获得启发：当有人想骂男人为“婊子”时，应该骂什么？

还是说，我们的文化，根本没有对男人的“婊子”批判？

林丹出轨的相关新闻在最近铺天盖地般迎面而来（截图）

失踪的“男婊子”、“男荡妇”

当一个女性出轨时，批评她的声音里总会出现“婊子”一词。“婊子”的意思，是妓女。也就是说，一部分人认为，没有忠贞於单独一位男性，而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就是妓女。而这在他们眼里非常严重，因他们认为，妓女就是最不好的女性。

还有不少人使用“荡妇”一词，去痛骂出轨的女性是水性杨花，不守“妇道”。“荡妇”，指女性在性方面放荡淫乱。而怎样才是放荡淫乱呢？性经验丰富，或者对性持有开放的态度。出轨的女人，人们为了批评她破坏了对婚姻或爱情忠贞的承诺，便骂她是“荡妇”。显然，性经验丰富和性态度开放，对部分人来说，是对女性的一种羞辱。

然而，仔细浏览网民对林丹的批评，我发现他们大多称他为“出轨男”、“贱男”、“垃圾”，而没有任何一个称呼是和“婊子”一样，将他“贬为”性工作者，也没有一个称呼可媲美“荡妇”，试图用性经验丰富和性态度开放来侮辱他。反而，人们大多从“没有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来指摘他。唯一与“婊子”有关系的，倒是有人会骂：你这个“婊子养的”。

同样是出轨的行为，为什么我们没有和“婊子”、“荡妇”相对应的男性词语，去骂那些出轨的男人？还是说，我们根本没有打算从“婊子”、“荡妇”这方面去羞辱男性，因为我们知道在现有的文化中，性经验丰富和性态度开放，根本不是对男性的一种羞辱？

语言真空的背后：性的双重标准

当一些女性痛恨那些出轨的男人时，当一些女性也想表达对放荡男人的鄙视时，当一些女性仅仅是想回击别人骂自己是“婊子”时，她们想冲口而出，却发现语言中并不存在“男婊子”“男荡妇”，只能愤恨地说一句：“渣男”、“婊子养的”、“滚”。唉，这与“婊子”相比，是多么力度不够的回应，甚至还只能通过侮辱对方同样是女性的母亲，来侮辱男性。这令我感觉非常不值。我开始想，这种“失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社会几千年历史，我们的语言中竟没有“男婊子”？

我认为，女性对“男婊子”的失语背后，正是来源自一种落后的社会性别文化，其中有著“性的著双重标准”。性的双重标准，即是对男性的性道德要求，与对女性的性道德要求不同﹖男人的性经验丰富、好色，是被肯定甚至赞美的，仿佛性经验越多，才越称得上是“男人”。反之，对于女人，社会性别文化要求她们“纯洁”，何谓纯洁？便是对性的无知和经验少，以及不渴求性。这种性的双重标准，可以解释人们对出轨的女性和男性持有不同的态度：出轨的女人，违反了社会性别文化对她们的性道德要求，这种性道德要求同时成为了评价女人本身是否有价值的标准；而出轨的男人虽然也违背了约定俗成的婚姻和爱情的专一要求，但这从来未被视作其本身内在价值的标准，甚至是反向标准。于是，由于此种对性的双重标准，实际上男人的“犯规”相比女人而言是更可接受的。因此，人们对出轨的女人咬牙切齿，必须骂“婊子”而后快；然而对出轨的男人，人们只能摇头说失望啊失望，却不会说“你这个淫荡的妓男”——你也觉得听起来很怪吧？要知道，性经验丰富，可不是对男人的羞辱，而是赞美。

女性主义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提到，性的双重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同时也是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建立的。她说，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圣女”与“荡妇”，或“妻子．母亲”与“娼妓”。在我看来，性无知或性经验少的、对性“克制”的女性，便是被归为“圣女”，可做“妻子．母亲”的一类；而性经验丰富、性态度开放、渴求性的女性，便被归去“荡妇”、“娼妓”一类。

她更深入指出，这种对女人的分类，正是一种“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做法，通过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她们互相对立，从而互相不能产生连带感。简单来说，套用在出轨的例子中，便是一些女性会自觉与出轨的女性划清界线，并参与到对出轨女性的全民声讨当中（如王宝强的妻子马蓉），由此获得一种被分类的安全感：我属于“圣女”那一边，我不是婊子，不是荡妇。这种分类，让女性无法获得“我们都是女性”的连带感，而相互对立，互相指正、审查对方够不够“圣女”，并主动揪出那些“婊子”。上野千鹤子说，这便是女人的“娼妓歧视”。

可见，性的双重标准，不仅让女性无法批评男人为“婊子”，更让她们互相分化对立，主动维护这不公的标准。

被消解的主体性：“日”“操”“屌”

女性的失语症，不仅表现在“婊子”这种性的双重标准上，还表现在性的主体性上。在日常语言中，当谈论到性行为时，为表现自己的主体性，男人可能会进行“下流话”的交谈：“我操／屌了她”。这三个动词，体现出男性将女性作为性的客体的贬低。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下流话”是男人作为性的主体而进行相互确认的仪式：我操了女人，成为性的主体，我属于男人这个集团。她认为，所谓的“厌女症”，就是不把女人视为与男人同等的性的主体，而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直接来说，就是歧视和蔑视。

女性该如何反击这种被客体化的处境？女性可以如何谈论性，可以说什么下流话呢？女性一张口，脑海中浮现的，竟全都是侮辱女性，或置女性于被动状态的词汇。难道说“我被屌了”？这恐怕不能表现女性的主体性，不是对男人的下流话吧。女性只好说：“我和他做了／上床了”，以一种与男性平等的、同为性行为主体的方式。近年，网络才终于出现了一些可供女性表示性主体性的表达，比如“我睡了他”。不过，这也难以与“日”、“操”、“屌”媲美：这三个动词，还被用作粗口来骂人。当有人说“我操你”的时候，女性可以说什么？难道是“我睡你”？显然，大多数时候，女性的反击只能是用相同的、侮辱女性的粗口，回敬一句“我操”、“屌你啦”。

从女性角度出发、以女性为主体的性描述语言是如此贫乏甚至“失踪”，可窥见社会长期以来，都是由男性角度出发去定义“性”，并且由男性制定性的游戏规则——上文所提及的性的双重标准。在男性的定义中，男人是性的主体，而女性则不是与他同等的主体，而是客体，男人插入女人，屌了女人。在这定义中，女人甚至可被物化——男人通过性，“得到”了女人，而女人在性中是失去的一方。于是，性经验少的女人，才是“纯洁”的，“婊子”就是那些被很多男人“屌”“得到”的女人。在由男性定义性的社会里，又怎会有“男婊子”一词？

Miranda Fricker提出的“认识性不正义”理论

女性失语症是认识论上的不正义

女性在性的双重标准，以及在女性的性主体性上的失语症，我想尝试用哲学家Miranda Fricker所提出的“认识性不正义”(epistemic injustice)去理解，在此与大家分享。Fricker认为，认识论有两种基本的日常实践：传达知识，以及理解(make sense of)我们的社会经验。对二者，Fricker提出了一种与道德有关的讨论：关于传达知识，存在一种认识论上的不正义，她称之为“证言不正义”(testimonial injustice)；而关于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社会经验，也存在认识论上的不正义——“诠释不正义”(hermeneutical injustice)。举一个简单例子：当女性和男性向警察作供时，警察倾向不相信女性，这便是“证言不正义”。而当一个女性遭受职场性骚扰，如果她所身处的社会尚未对她的这种社会经验形成一种“这是性骚扰”的集体共识(collective understanding)，而将此看做“调情”时，不止社会其他人无法理解她，甚至她自己也无法很好地理解她所经历的事情。单看她所处的这种状态时，我们只能说她受到了认识论的伤害(harm)，但要说明她所处的状态是不正义的，我们就要指出，这种状态，也即诠释上的集体共识的缺失，特别伤害到女性这个群体，而非其他群体，那么这种状态就构成了“诠释不正义”。

Fricker又指出，造成这种不正义，原因是有权力的人或群体，在参与建构某种社会共同理解(collective social understanding)时，拥有相比弱权力者更多的优势。这些有权力的群体，可以影响社会的集体诠释资源(collective hermeneutical resource)，比如令这资源形成一种对某个身份群体的人的偏见，从而，当有权力者群体去理解自身的社会经验时，可享有更有利的诠释资源；而那些弱权力群体的人要理解自身的社会经验，就无法享有相同的有利自身的诠释资源去解释这些经历，从而他们对自身社会经验的解释会在社会共同理解的建构中失声(be obscure)。

性的双重标准，以及女性在性的主体性缺失，可说是男性作为有权力的一方，在参与建构社会共同理解时，因拥有比女性更多的优势，而影响社会的集体诠释资源，形成一种对女性有偏见的诠释资源——女性不应该性经验丰富，否则便是“婊子”“荡妇”；女性只是性的客体，而非与男人一样平等的主体。失踪的“男婊子”，失踪的女性作为性主体的语言，便是这种被偏见影响的社会诠释资源的体现。

于是，女性在尝试对自身性经验进行理解时，便只能从这种充满偏见的诠释资源获得诠释：对自己，她可能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的性道德谴责当中，无法很好的理解自身经验；即使她没有自我谴责，当她希望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经验时，别人却因为这充满偏见的集体诠释资源而无法理解她。当她们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想批评性经验丰富的男性时，却发现根本不存在这种诠释资源。而当她们想谈论性时，她们能够运用的语言却大多充满对女性的侮辱和客体化倾向，这种语言是社会性文化压迫女性、客体化女性的结果，而她们更加因语言的缺失而无法很好地理解自身的性主体性，或让其他人理解她们的性主体性，造成恶性的语言真空循环。再者，当女性在社会中享有的权力和地位仍低于男性时，她们对社会共同理解的建构及参与，便可能没有像男性那样具有优势，她们对社会的诠释资源的影响力，便可能没有男性那么大，从而她们对自身经验的解释便会因此而失声。

当女性每日使用“婊子”、“屌你”去开男性玩笑，或严肃批评男性时，她们其实正在被迫使用对女性不公的社会集体诠释资源。要改变这种状况，便需要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参与社会共同理解的能力和机会，让女性自身的社会经验得到发声。否则，我们便可能一直活在充满“圣母婊”、“绿茶婊”、“傻逼”、“操你”等歧视女性、客体化女性的语言的社会之中，张口发现“男婊子”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