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忠诚：读海德格和汉娜．鄂兰的书信集有感｜蔡庆桦

Hannah Arendt, Martin Heidegger, Briefe 1925-1975 （Frankfurt am Main 1998，资料图片）

阅读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书信集，不能不产生对海德格的反感。本书收录了鄂兰与海德格从1925年到1975年之间的通信。1925年，就是18岁的鄂兰去到马堡读书并与海德格相识相恋那年，而1975就是鄂兰过世那年，也就是收录了从相遇到永别的所有仍留存的信件。

本书的第一部分名为“相见”(Der Blick)，收录从1925年到1932年的通信。从开始的第一封信读起，就有一种非常讨厌的感觉，海德格称赞他的女学生，可是并不赞美鄂兰的聪明智慧，而是赞美她的少女特质、她作为女性的存在。然后虽然承认了鄂兰在学术上应该会有所发展，却强调她能够忍受学术研究可怕的孤独，“通常只有男人做得到”(die nur der Mann aushält)。其他段落中还出现“在妳这种性别中”(Ihr Geschlecht) 这种说法。

另外他一方面要求鄂兰对于两人的恋情必须维持低调，可是另一方面又不断提起自己的家庭。读者可以感觉，他根本就不在意鄂兰的感受。鄂兰在学期休假时，自老家柯尼斯堡（后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写了一封信给海德格，在〈阴影〉(Schatten)的标题下，以第三人称方式书写著“她的”畏缩、疑惑、热情、痛苦、欲求、沦陷、双重的本质(die Doppeltheit ihres Wesens)，正可以代表她在这段感情里的不安。

后来鄂兰受不了这样子的交往方式，逃离了马堡，到海德堡跟随雅斯培(Karl Jaspers)读书。但是海德格无法切割这段感情，便迫问Hans Jonas——鄂兰在马堡的同学——取得鄂兰在海德堡的住址，继续写信给她，希望能持续见面。而鄂兰竟然就答应了。后来海德格常常利用学术出差的机会，停留在海德堡与鄂兰相会。

这部书信集的第一部，读来令人不安，因为看到一个老师利用了学生的纯真；不安也来自那个女学生后来成为那么杰出的思想家，作为政治思想史的读者，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子年轻而为爱盲目的鄂兰。

真的就是为爱盲目，即使像鄂兰这样聪慧的人，都逃不过这种宿命。1928年4月2日，海德格致信鄂兰，表示自己收到弗莱堡大学的聘用通知，“是我根本无法拒绝的召唤”。他告诉鄂兰，接任教职前，4月15日至20日他将会到海德堡拜访雅斯培，会找时间与她见面。

4月18日，海德格抵达海德堡，约鄂兰当日晚上10点在大学图书馆前见面，但显然失约了。1928年4月22日，鄂兰的信中说，“现在你不会来了——我相信，我已经理解了。可是我还是那么害怕，如这些日子来我总是被突如其来的莫名恐惧袭击一样。”鄂兰如泣如诉说自己多么的伤心，海德格为她的生命带来多大的负担与痛苦，让她必须在世界上孤独的生存下去，“倘若我失去了对你的爱，我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权利”。那封信的结尾引用了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翻译英国女诗人白朗宁的一首情诗最后一句：“Und wenn Gott es gibt, will ich dich besser lieben nach dem Tod.”这首情诗描述某人如何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爱著另一个人，甚至“如果神让我生命结束，我愿在死后更深情地爱你。”

1929年，在鄂兰结婚那一天，她也提笔写信给海德格，告诉海德格说她绝对不会忘记他们的爱对她的生命有何意义，即使结婚也不会改变，也希望海德格永远不要忘记她。1930年9月，鄂兰与新婚丈夫Günther Anders——也是海德格的学生——与海德格见面。在这封信里，鄂兰显然没有忘记海德格，她说看著海德格与Anders两人在一起，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感受到“我们的爱的延续”(die Kontinuität unserer Liebe) 。

1932年的冬天，在一封信里，海德格向鄂兰解释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显然鄂兰听到了风声，传言海德格不欢迎犹太学生。海德格回信说，那些都是谣言，也许是因为他需要休假专心准备论文，没办法拨出那么多时间给学生，但即使在时间紧迫下，他仍然持续协助并指导许多犹太学生。他与那么多犹太人同事依然维持良好关系，例如胡塞尔(Edmund Husserl)、卡西勒(Ernst Cassirer)等等，“更不用说与妳的关系”，“谁要称这是狂热的反犹主义，就随他便吧。”

显然鄂兰是相信他了。

还是海德格学生时的鄂兰（资料图片）

书本里第二部份名为“再相见”(Der Wieder-Blick)，加上第三部份“秋季”(Herbst)，收录 1950年起到鄂兰过世为止的信件。从纳粹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12年间 ，两人没有书信往来。1950年开始，两人才再次联络。重新联络的第一封信是由鄂兰发出，盼在访欧时一见（但该信件已佚失）；海德格于1950年2月7日回道，很高兴在晚年再有机会，使得他们早年的邂逅能够持续留存(unsere frühe Begegnung als ein Bleibendes)，盼鄂兰于当日晚上来家中一聚。在多年未曾往来后，海德格带著距离感地在信中对昔日恋人使用了尊称您(Sie)。

那个晚上他们谈了什么？隔天海德格即发了一封信，给出了线索：“亲爱的汉娜，在妳离开后，留存在我小屋里的是沉静的晨光。〔……〕在这晨光的光亮中，浮现的是我的沉默的罪责（meine Schuld des Verschweigens，海德格的强调）。这罪责将持续留存。”然而，这所谓沉默的罪责并非读者（或者可能也是鄂兰）期待从海德格那里看到的对政治失误的反省，海德格指的是对于“我们的爱的共同命运”(das Geschick unserer Liebe)的沉默，对于在那段关系中伤害了身边每一个人的罪责。

隔天，鄂兰回信，谈起那个“确认了一生的晚上与早晨”。她说：“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德国女人，也早就不觉得自己是个犹太女人，我觉得自己向来就是一个异地来的少女(das Mädchen aus dem Fremde)。”（而当年海德格正是如此称她）她继续写著，当年愿意为那段感情缄默，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对海德格的爱，而这是无比困难的事情。“我会离开马堡，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你。”

鄂兰同时写了另一封信给海德格的太太Elfride，感谢与她见面时打破了尴尬，开诚布公与她谈起马堡那一段往事。鄂兰以一位第三者的姿态说起当年与海德格的那一段感情历史，她向海德格太太承认自己犯下许多糟糕的事情，也感谢她的谅解 。

很显然为了解决这一段感情债，哲学家雅斯培出面协调。因为在那封信的结尾，鄂兰这么写著：“一件事我希望能够知道，可是如果您不愿意说，也没问题。您是怎么想到要找雅斯培来当调停者的？因为您知道我与他交情甚深？或者也许是因为您对雅斯培有极大的信任？”

也许是大家都老了，那些爱恨情仇消失后，终于和解。后来60年代，海德格陷入经济困难，还是他太太写信给在美国学界关系很好的鄂兰，希望她帮忙询问美国购买《存有与时间》(Sein und Zeit)手稿的可能与价格。鄂兰真的也去张罗这件事，征询到非常好的价钱。而后来1969年美国开始讨论海德格与鄂兰的情史，并公布了一些资料，鄂兰还写信给Elfride，表示自己不会在这件事上公开表态，希望自然而然冷却下来，以免让话题越吵越烈，盼她谅解。

晚年信函内容当然就比较云淡风轻，不再谈起什么激烈的爱情了。可是对于“海德格学界”来说，晚年的通信更有意思，因为他们聊到许多海德格自己晚年的著作及讲课内容，也对其他思想家、同时代的学者或海德格的学生给出了一些毫不掩饰的评论。

海德格谈他各种逐渐发表的文字，以及演讲、讨论班的主题；向鄂兰谈起自己晚年的“框架” (Das Gestell)概念，并承认那是玄秘的事物，“但是我们愈少尝试去处理这个隐密之事，它就愈会如我们所欲地现身，道出其本质来。”鄂兰从亚里斯多德处思考政治，海德格也谈起自己与鄂兰一样“在希腊人那里”，只是不同方向：他在赫拉克里特那里求索作为无蔽的真理（A-Letheia）。另外他也谈开始阅读歌德（“妳在我们重逢的一开始，就引用的歌德。”），读谢林与黑格尔（“妳说得对，谢林比黑格尔难多了，谢林敢于冒险，离开迄今安全之岸，而黑格尔的辩证法航线上没有任何意外”），也谈那些对他的批评（“那些我自1927年以来早已经看得太多的所谓批评”）——例如马丁布伯，海德格承认布伯对自己的解读态度不同于其他批评者，但是“他对哲学显然毫无概念，他或许也不需要哲学”。

鄂兰则谈起自己在希腊哲学、孟德斯鸠、马克思、霍布斯等思想的工作，也批评了美国“可笑的、毫无希望的政治学状况”。她几乎从不提起自己的著作，在犹豫许久后，才于1960年寄去了《人类境况》（另译《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的德文版。

两人亦讨论了海德格的学生们，那些海德格的其他孩子们。Karl Löwith对海德格的评论被他讥以“他显然什么都没学到”。在一封信中鄂兰问海德格是否已经读过Walter Biemel的研究（海德格另一个学生），“那是我读过研究你的作品中最好的”，海德格回信表示已经读过，赞成其说法，并表示比起Otto Pöggler的《海德格的思想道路》，Walter Biemel的书确实“既杰出，又有勇气”。海德格另向鄂兰说：“妳必须读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的黑格尔研究，以及他的《小作品集》第三册。”

另外两人也提及了法国学界及美国学界的海德格研究专家们，例如Jean Beaufret、Glenn Gray、Joan Stambaugh等人，以及海德格著作的英文本优劣问题。例如鄂兰对海德格谈起读了Edward Robinson翻译的《存有与时间》草稿感想（“尚不够资格出版”、“带著一些错误以及不必要的复杂”，但也承认只有这么复杂但忠于原文的翻译方式才可能翻译好《存有与时间》）；鄂兰也提及美国学界对海德格哲学日渐增长的兴趣， 以及同时日渐增多的误解。在一封信中鄂兰告诉海德格，法国有一个叫做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黑格尔学者很出名，影响很多法国当代哲学家，却从不著述，她认为此人极有意思，因为道出了黑格尔思想的秘密，并寄了科耶夫的文章给海德格，海德格答以佩服他对思想的热情，“但他也只把《存有与时间》读成了人类学”。但海德格这样说另一个法国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正从胡塞尔走向海德格的道路上。他太早过世。”

晚年的汉娜．鄂兰，因为《人的境况》一书而名声大噪，但也与海德格越行越远了（资料图片）

1975年6月27日，鄂兰写给海德格最后一封信，谈到将去苏格兰演讲的事情，她说正全心准备有关判断力(Urteilskraft)的演讲，以及提及海德格全集出版事宜。另外她也提起去弗莱堡拜访他的事情。1975年6月30日，海德格回了最后一封信给鄂兰。他说：“我们很期待你的来访，最好是8月12日或15日，下午5点到6点间来访，跟往日一样，你留到跟我们一起吃晚餐。其他一切事情我们见面再谈。这里我只有一句话想说：判断力是非常困难的事。”

那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那一年12月鄂兰死于心脏病，半年后海德格也离开人世。

读毕他们一生的通信，不能不让我感伤。重逢之后的信件来往，鄂兰多次说起海德格的思想、著作、讲稿，谈她如何专心读著《林中路》、《路标》等书，依然如对教授敬仰的学生，对他的思想概念探索并提问，且细心地校对出其书中印刷错误，而这些信中，读者不曾看到海德格曾阅读、提及鄂兰的著作。

我相信到死鄂兰都爱著她那霸道而自私的老师，两人之间的爱以毫不对称的方式存在著。也或者那不只是爱，那是一种忠诚，对于海德格始终信赖依赖的、一生不变的、不对等的忠诚。1960年10月28日，在鄂兰的《人类境况》德文版（以《行动的生命》为题）出版时，鄂兰的信中写道，她让出版社寄给海德格一本，解释她本想在扉页写下献给海德格，因为“一切几乎都因你而来”，但后来终究放弃。在鄂兰留下的遗稿中，有这么一段如诗的话：“行动生命：本书的献词被略去了，我该如何向你献上这本书呢？献给我所信赖的人，我所对之忠诚，却放弃了忠诚的人。而两人皆在爱中。”

鄂兰真的对海德格放弃了忠诚吗？她如此踯躅再三，不知该不该将她的学术出道作品献给海德格，还特意写信告诉他略去献词的考量，读者早已明白鄂兰的心境；1970年3月20日，鄂兰写信告诉海德格，她正全心撰写一本关于非行动生命的人类活动之书，那可以被视为《行动的生命》之第二部，关于思想、意欲及判断之书。她怯生生地问：“我想向你提这个也许我口头无法问出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写的成、或什么时候能写成这样的书，也许我永远写不出来。可是如果我写成了，可以献给你吗？”

1968年，在献给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雅斯培的85岁祝寿文章中，鄂兰曾写过这句话，也许正可以作为这段感情的注脚：“在我们生命结束时，我们知道，只有那我们一直走到最后都还对之忠诚不移的事物，才是真实的。”(”Am Ende unseres Lebens wissen wir, dass nur das wahr war, dem wir bis zuletzt die Treue halten kon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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