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K. 罗琳、《乱世佳人》为何被封杀？封杀文化与身份政治的局限
自从五月底欧美多地爆发反种族主义示威活动以来，英美民众和政客曾经争论过示威活动中的雕像破坏；接著又有声音指出不少美国经典影视作品都有种族主义嫌疑，创作者和片商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例如 HBO 电视台就将经典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临时下架和新加上内容说明；早前，《哈利波特》作者 J. K. 罗琳因为在推特上多次表明女性与跨性别女性的不同，而被一些 LGBTQ 群体指责她是“排除跨性别者的基进女性主义”(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 / T.E.R.F.)，进而主张封杀和批评她之前的小说作品，《哈利波特》与《怪兽》系列的主演影星也纷纷表明他们不认同罗琳的立场。
这些林林总总，充满否定情绪的举措和言论被反对者指责为扼杀言论自由和多样性的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更保守的批评者甚至将参与杯葛行动的人嘲讽为觉醒青年（Woke）或社会正义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而参与杯葛行动或发表这种批判性言论的人则认为，封杀方式是对保守文化和社会不公平的反击和解放，也是言论自由限度之内，对言行有问题而没被司法系统纠正的人的所作的惩罚。
“封杀文化”所引起的对立和争论，被一些知识分子或评论家看成西方社会的撕裂。英美不少政治人物，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斥“封杀文化”企图扼杀历史；罗琳、《使女的故事》作者爱特伍（Margaret Atwood）等一百多位作家与学者也连署发表公开信，表示“封杀文化”在削弱公共讨论的空间。
爱特伍谈《美丽新世界》——Aldous Huxley 赫胥黎：在甚么都不缺的世界，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
讨论“封杀文化”的维度
“封杀文化”引起的热闹和激情让很多关注者和参与者都对这个现象作反应式或直接的评价。但如果我们远离这些热闹纷争一步，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现象涉及最少三类不同维度的讨论：第一类是法权或种属定义问题，例如罗琳近来所卷入的跨性别议题中，人们争论的是“跨性别女性应否被当成女性”；早前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则争论过“《乱世佳人》是不是宣扬种族歧视的作品”。第二类讨论可以说是一些具体的伦理学辩论题：“应否将《乱世佳人》下架”、“抱有过时观点的旧作品应否加上说明”、“历史人物雕像应否被置换”等等。
这两类问题之间其实没有逻辑上的因果性或一致性：举例来说，我们既可以认为《乱世佳人》有种族主义成份，同时不支持它下架。毕竟它只是一部电影，而有更多意识更不良的电影不单没有被封杀，甚至以直白的不人道内容为卖点。如果这两类讨论可以被区分清楚、独立处理，语理分析或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方法是有效的：我们只需要定义清楚种属项目的意义，或者计算一个决策引起的快乐和痛苦程度，问题就有可能被解决。
然而，为什么在某些地方、某些语境中，这两类讨论会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二元对立的社会立场？例如美国社会近来的“封杀”争议里就将它们合并起来处理：如果一个人认为《乱世佳人》有种族歧视元素和不道德的视角，那他就很有可能会支持电视台和影院将它下架；相反，如果另一个人认为这部电影只是反映了历史事实，并没有宣扬或美化种族主义，那他就应该会反对下架，继而认为前一个立场荒谬。社会性议题本质上就会将事实性和规范性捆绑在一起，而且它们已经不是单纯的客观性和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问题，更是涉及到社会身份以及公共事务等主体性、差异性和历史性的问题。
语理分析或效益主义方法的作用是寻找可公度性，但社会议题却牵涉到有不同背景和世界认知的主体，并没有划一和可化约的公度性，当理解方法与被理解的问题的性质根本不一致时，肯定会出现使问题无解的二律背反：说《乱世佳人》有种族歧视，和说《乱世佳人》无种族歧视，两个命题虽然互相排斥，但在纯粹逻辑上都没有错误，一方立场并不能完满反驳另一方。这种争议经常变成不理性的骂战，恰恰是因为不同立场的讨论者都同样用理性化和逻辑推论的方式去解决本质上就是不公度和差异的问题。
说这种争议在本质上就不公度和有差异性，不等于说我们只能用相对主义的态度去打发问题，也不意味著我们要取消追问这个现象的因由，对于“封杀文化”现象我们还有第三类讨论方式：不再直接处理第一类和第二类问题，而是以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视野去反思争议为什么会在那个时空出现，它的特性和意义又是什么？
“封杀文化”与身份政治
我们首先需要对“封杀文化”作一个更细致的整理，也一定要将“封杀”行为与“封杀文化”这种社会现象的关系区分清楚，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社会在发生什么事。比较一下英美当前的杯葛活动与其他表象相似的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到“封杀”行为在各国家、各文化中普遍发生，但是“封杀文化”却主要在欧美国家出现。
例如台湾艺人柯震东在数年前因为吸毒而一直被大陆媒体与企业封杀，他当时所主演的电影虽然辗转至今能够在港台地区上映，但国内主流舆论则仍然主张封杀他。这个事件虽然有“封杀”的行为，也涉及到名人过去所犯下、已经付出刑事和社会责任的错失言行，但人们并没有将这事件看成是“封杀文化”，这是因为柯震东的过错行为与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又例如南韩在转型正义的过程中对军政府作清算，大众文化中也多次对独裁者暴行作批判和反思，这也是一种对过去错失者的封杀，但是南韩当局并没有认为这种封杀和清算是对历史的遗忘，也没有民众认为这种封杀需要被批评，这是因为南韩人普遍都相信自己的身份认同能够、而且需要与军政独裁的历史遗产割裂，以促进民主化运动。
这些对比虽然不够仔细，但足以反映欧美所发生的“封杀文化”独特之处：它虽然与世界各地发生的“封杀”事件有行动上的表面相似性，都是以取消、清算为行动形成，但“封杀文化”涉及的是身份议题，而且是历史遗产与社会不公正问题悬而未决之下所引发的身份混乱。
比如《乱世佳人》在美国引起的争议对香港人或台湾人来说可能是奇怪或多余的，因为我们并不处身在美国内战遗产和白人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脉络之中。但是，美国的种族融合和平等待遇问题一直没有进展，甚至还有大量民众和政客仍然抱有白人至上主义思想。《乱世佳人》等旧时代作品作为这个历史脉络下的重要遗产之一，自然会一再经过不同社会成员的审查。
彼得逊的反政治正确立场──齐泽克 VS 彼得逊世纪大辩论赛前分析
这些争议作品或言论让一些人感到被冒犯，甚至被他们引伸为社会不公义，一些批评者（例如彼得逊 Jordan Peterson）认为这种被冒犯感是玻璃心或过敏态度在发作。这种批评声音忽略了冒犯感出现的主要理由，就在于种族和性别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和解。反过来说，假如社会进一步实现融合，个人不会因为身份差异而有不公的待遇时，种族和性别的差异固然会继续存在、族群之间仍然会有不和或互相轻视之处，但这种不和并不会上升成强烈的社会冲突，族群成员之间也可以不带冒犯感地相互嘲讽。
“封杀文化”的局限
单独来看，“封杀文化”所涉及的第一类与第二类问题形式（是否、应否）都是客观逻辑性的，但这些问题会成为社会成员争论的原因却与问题形式无关，因为争论起源于真实社会的身份分裂和价值冲突，而不只是逻辑不清。
“封杀文化”虽然发生在公共言论场域，但它却根源于非言论性的社会场域，例如经济关系、就业、族群生活、教育等等，因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或罗琳等人用劝喻方式（也即是停留在公共言论场域）来回应“封杀文化”，作用不大，反而巩固争论中的二律背反。“封杀文化”或者有民粹主义和不理性的色彩，但保守政客一味批评参与杯葛者为一群横蛮的乌合之众，也只是在回避面对真实的社会不公和族群不融合。
虽然政治正确和“封杀文化”的现象有合理的存在原因，但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对它有太高期望，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保守主义社会管理策略的镜像。美国著名栋笃笑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在80年代末的作品中已经开始嘲讽政治正确的荒谬。他提到英美的政客、企业和保守主义媒体经常以美化的或中性的新词取代直白和意义明确的旧词，以掩盖真实情况的残酷，让受苦的人感觉良好一点，例如企业不再说炒鱿鱼（fire），而是说“管理层计划缩减人力资源冗余”；军方不再说目标被杀（killed），而是说目标被“抵消”（neutralized）。
乔治・卡林嘲讽政治正确的影片：
今天某人因为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而被批评或封杀，其实也是美国精英以语言伪术管理社会不满的形式延伸。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看，罗琳将跨性别女性与女性区分开来，似乎不够真诚支持 LGBTQ，但是，跨性别女性的荷尔蒙、情绪与身体管理确实与生理女性有不可化约的差别，如果人们仅仅争执身份的命名合法性，便很容易忽略跨性别女性的身体经验和困境。
然而，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以及衍生品“封杀文化”的最大局限并不是关注点的片面，而是这些行动方式仍然预设了经济生活、社会物质性联系与社会身份和个人价值之间的割裂，社会身份和个人价值被当成能够抽离真实生活，独自存在于公共言论场域。
不论是支持或反对“封杀文化”也好、认为社会应该进一步融合或认为社会应该强化分隔也好，都抱有同一种前设：原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不能改变，能被改变的只有同样结构底下的权利分配方式。简单来说，不论是主张更自由平等的一方，还是坚持社会区分的那一方，都没有触及以企业利润主导的社会分配逻辑，反而认为商业场域是赏罚言行最有效的场所。
例如早前《纽约时报》刊登了参议员柯顿（Tom Cotton）主张美军出兵镇压示威的文章后，该版面的编辑本内特（James Bennet）就被舆论与同行攻击为没有专业操守，终于在压力下辞职。我们可以想像，假如本内特继续留在《纽约时报》的话，《纽约时报》本身也会被杯葛攻击，影响销量。我们已经看到无数次企业在消费者杯葛的压力下自我分裂，不去保障员工代表企业所发表的言论；大众也会因为企业对某些犯错的人作惩戒而觉得怨气平息，不再追问整个企业自身所作的不公。结果无论多么激烈的杯葛活动都只有被收编的下场，变成企业或政党的新卖点，而难以对社会改革作积极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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