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年纪事》：病毒不断变种，人类的瘟疫文学亦在改变｜南方朔
【01哲学编按】如果说细菌与病毒是地球真正的原住民，那它们在人类持续的入侵中节节败退时，正不断以其构造简单、因而变种容易的特性，重振旗鼓。如果说人在塑造着自然，也因而被自然所塑造，那自然当然包括了最严峻的瘟疫。
“瘟疫文学”是人类对瘟疫的沉淀，瘟疫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社会与历史。如今新冠疫情仍然持续，或许是时候重读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先生的这篇文章，它可说是一部“瘟疫文学”简史，而这段文学史的起源，是《鲁宾逊漂流记》作者狄福的《大疫年纪事》。
本文书于2003年 SARS 疫情期间，原题为〈瘟疫文学论〉，发表于2003年6月号《联合文学》224期，现作为导读收录于麦田的新版《大疫年纪事》。
作者｜南方朔
就在加拿大也遭受 SARS 侵袭之际，已获得布克奖的诗人暨小说家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适逢其会地出版了她第十七本小说《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
在“廿一世纪是病毒世纪”的此刻，这本小说已被评论家们认为是具有高度寓言性的瘟疫文学作品。有人以此书的出版时间与 SARS 蔓延巧合向她询问。她笑着说：“你说的让我觉得毛骨悚然，但我不否认其中有着对应性。”“今天各种疫病正横扫着全球，而我们则是幸运的。多伦多以前有过疟疾和黄热病，但我们克服了这些，而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则是另一种新情势。”那么，她所谓的疫病新情势又是什么呢？
这本厚近四百页的《末世男女》，说的乃是生物科技和病毒人工变种所造成的人类几近灭绝的故事。小说情节以现在和过去双股交叉的笔法展开。一个自称“雪人”（Snowman）的人，在渺无人烟的森林里生活，他必须包着旧床单在树上睡眠，因为森林里有许多用生物科技做出来的奇怪动物在徜徉，例如有一种叫“狗狼”（wolvogs）──它是用基因裂解转殖而做出来的动物，看到人会像狗一样热情地摇尾巴，但那是一种欺敌术，它其实残狠如野狼，它被制造出来之目的即在于做欺敌性的攻击。另外，例如还有一种动物叫作“器官猪”（pigoons）──它也是基因裂解转殖所做的猪，专门用来生产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器官，它壮硕无比，一只可以生产好几个心脏或肾脏之类的器官。“雪人”会偶尔去找一群叫作“克雷克们”（crakers）的小孩，到了小说的最后，读者才会知道这一群模样都不同的小孩，其实乃是一个叫作“克雷克”的生物科技天才用基因裂解转殖技术所制造出来的。
那么，“雪人”和“克雷克”又是什么关系呢？在过去，“雪人”的本名是“几米”（Jimmy），他们都是资赋秀异的天才儿童。几米的父母都是顶级生医学家，在他们那个时候，人们已分化成两个阶层，一个是高科技阶层，他们住在戒备严密的高阶社群，而另外的则是一般凡夫俗子。几米的父亲即是制造“狗狼”、“器官猪”、“蛛丝山羊”──蜘蛛和山羊基因重组，山羊奶里可以抽出丝来制作防弹衣──之类的基因专家。而几米在天才儿童里乃是文采优秀、数理欠佳的型别。至于与单亲母亲生活的克雷克，则以科学见长，他们友情至深，后来在网站上他们认识了一个来自远东的绝美雏妓欧依克丝。中学毕业后，克雷克进了最优秀的“华森─克里克研究所”深造，而几米则进了玛莎葛兰姆学校。克雷克后来在基因科技上成就非凡，他也找到了真实生活中的欧依克丝，可能由于痛切地被她自幼即被出卖、跨洋为妓，而她又一切皆逆来顺受的善良所撼动，于是他在所制造贩售的生科商品里遂暗嵌了定时发作的病毒。最后是克雷克与欧依克丝双双死亡，克雷克将自己制造的“克雷克们”托附给了几米。几米对这一群被欧依克丝教导过，因而至为单纯无邪的小孩，遂以“雪人”的面目出现。书中提到人造病毒发作的情况时，如此写道：
它最初在巴西，接着一个接一个，迅捷如火。台湾、曼谷、沙特阿拉伯、孟买、巴黎、柏林、芝加哥之西。⋯⋯它不是若干零星的瘟疫点而已，而是一大片。⋯⋯其症状是发烧极高、眼睛和皮肤流出血来，痉挛，内部组织崩坏，继之以死亡。从病征浮显到死亡的时间，短到让人惊讶的程度。
《末世男女》，乃是多重喻义的科幻寓言。它具有性别意识、社会批判、文明和呈现记忆脆弱等意义，但最核心的则是“科技反乌托邦”的色彩。病毒的变种，尤其是人工变种，已成了足以毁灭世界的最大威胁。在“瘟疫文学”这个范畴里，爱特伍的这部作品，可以说已是“第三波”的著作了。
由近代瘟疫史的研究，人们已可概括地认为，当人与微生物间的距离或许微妙，但脆弱的均衡一旦被打破，这种混乱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即是瘟疫。诸如社会动乱、大规模人口移动、生物物种间关系的失衡（如生物入侵、人畜关系改变），尤其是若干最独特的瘟疫温床，如东非及中非、喜马拉雅山麓、缅甸高原和东南亚雨林等被人类大量足迹走过，都最易引发瘟疫。近代生态学及生态史的学者已愈来愈倾向接受一种理论，那就是认为细菌与病毒等乃是地球真正的原住民，它们在人类持续的入侵里节节败退，并不断以其构造简单，因而变种容易的特性，重振旗鼓。进入一九九○年代之后，细菌的“多重药物抵抗品种”（MDR）以及病毒变种所造成的新形态疫病日增，所代表的即是“地球反扑”的一种形态，尤其是病毒变种所引发的疫病最堪注意。
因此，作为“疫病文学”之一的“瘟疫文学”，由于它所造成重大且残酷的死亡，它和其他疫病文学遂有了完全不同的风貌。许多其他疾病，有的可以延伸出审美的情趣，如西施的心痛可以形塑出“捧心而颦”，并被别人仿效；东汉末年大将军梁冀的妻子孙寿，可以创造出“愁眉”、假装牙痛的“龋齿笑”，以及弯着腰，仿佛极其病弱的“折腰步”等姿容，被人讴歌学样；当然更别说林黛玉那种吐血赏花的肺病美学了。同样的情况在西方亦然。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上流淑女，喜欢在夜晚睡眠时故意受凉，轻感冒的水汪汪眼睛和微哑的磁性声音，被认为是性感的象征；至于肺结核则使得拜伦亦有过“真想死于肺结核”之叹。肺结核是热情、欲望、颓废的综艺美学。但普通疫病的这种审美特性，却和瘟疫无缘。瘟疫是另一个大开大阖的崇高美学场域，它所触及的，乃是更宏伟及险峻的人性、社会及历史的课题。疫病学史先驱傅科的得意弟子狄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在《疫病与文明：一八三二年巴黎大霍乱》（Disease and Civilization: The Cholera in Paris, 1832）里指出：“没有疫病这样的东西，有的是人对疫病所做的事。”他的意思是说，疫病乃是一种实践，在实践中疫病穿过了人性、文化、历史的滤网。因而透过张望瘟疫，“瘟疫文学”也就张望到了人性、社会和历史等崇高美学的课题。
而论“第一波”瘟疫文学，则当非以《鲁宾逊漂流记》闻名的狄福所着的《大疫年纪事》莫属，它可能是第一部以瘟疫为主题的小说创作。它写的是一六六五年的伦敦鼠疫，那次鼠疫也横扫了全欧。
狄福在文学上乃是“第三人称现在式”这种纪实文体的先驱人物，也是西方小说进化过程中的奠基者，他创造了“比纪实报道还真实”的小说。他写《大疫年纪事》时，现代预防医学犹未萌芽，但这样的限制，反而使得这本小说有了最坚固的瘟疫观察之内容，也显示出那个时代基督新教唯理、人道主义的进取面貌。英国名作家布吉斯（Anthony Burgess）在为该书企鹅版所写的导读中，即评价它为历史内容和创造想像两相得兼之杰作，这并非虚誉。
十七世纪的欧洲，医学条件落后，瘟疫到来时，“鬼神论”和“天降报应论”仍然当道，而对疫情控制，强制性的残酷隔离则是万灵丹。那个时代的隔离，乃是将被认为已罹病者囚禁在自家中，形同让他们集体自生自灭。而郊区之富人或者举家落跑，或者即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有较大的幸运。《大疫年纪事》尽管通篇一气呵成，但实质上则有三大重点，瘟疫初的“鬼神想像”，控制期间的实况，以及作者本身的瘟疫现象之评价。
在“鬼神想像”方面，我们可发现到《新约・启示录》里的“四骑士”意象，长期以来皆主宰着西方的“灾难论述”，对瘟疫尤然。伦敦瘟疫前和初，有人看到天空有剑指向伦敦城，彗尾掠空，有鬼怪穿过教堂墓园，甚至有人看到天空有灵柩棺木成行经过，小说的叙述者甚至看到一群人齐聚，擡头望天，声称看到各种异象，而他擡头则除了云彩外，一无所见，至于民间猛出预言小册及各类符咒，也都被作者拒斥，早期基督教唯理主义的价值观，可谓显现无遗。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识见，洵属不凡。
而在疫情控制的隔离手段上，未书之惨恻实在让人难以卒读，狄福广搜具体资料，将各阶段死亡数字一一汇整，将穷人被居家囚禁的惨状，以及乱葬岗式地掩埋死者也详细记述。还包括了社会失序的暴行、公权力执行者的残暴等都写进了故事中。狄福的小说写作，其实也等于印证了“压迫在预防隔离中”的道理。至于在作者评价部分，则以十七世纪英国新教的人道主义则做了详细的铺陈。由《大疫年纪事》，现代医学发生前的那种以道德和理性论述瘟疫问题的进步思想，可谓已极清晰。这部作品在价值上，成了后来几乎所有瘟疫文学的共同基础。这也是个人将《大疫年纪事》视为瘟疫文学首选作品的原因。而《大疫年纪事》，当然也可以和与其同时，被认为是英国“日记文学”最重要的倍比士（Samuel Pepys）所写的《日记》相互参证。
继《大疫年纪事》这种第一波纪实型文学创作后，在所谓的“现代文学”里，以瘟疫为主题者日增。其中，卡缪之《鼠疫》、法国作家吉欧诺（Jean Giono, 1895-1970）所着之《屋顶上的骑兵》、汤玛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以及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九八年得主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盲目》，均极具代表性。在这些经典之作里，瘟疫除了是一种现象外，同时也是隐喻或寓言。
在《威尼斯之死》里，故事虽发生在瘟疫中的威尼斯，但瘟疫在这部作品里，其实是被当作一种对照性的，或隐喻式的宇宙背景而使用的。这也就是说，汤玛斯・曼借着瘟疫和主角耽美后的结局，将耽美的堕落视为一种心灵上的瘟疫，而这种对照式的隐喻，它更背后的用意，则是将这种耽美与堕落，类比为整体的欧洲文化，而这当然也是隐晦地指涉着那种唯形式的纳粹时代。
而这种将瘟疫视为一个大型隐喻的表现方式，继汤玛斯・曼之后，卡缪的《鼠疫》与吉欧诺的《屋顶上的骑兵》，也都有着相类似的意趣。
《鼠疫》写的是一九四○年代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场鼠疫。它除了显示出卡缪个人务实的人道改良主义精神外，它也是卡缪借此对二战期间法国维琪傀儡时代所做的隐晦式批判，那是一个人心沦为“瘟疫化”的见证。
而《屋顶上的骑兵》这本具有法式英雄浪漫主义，写的是一八三二年的法国霍乱。在故事里，主角具有古典骑士的精神，他与其他卑琐的小人物做了有趣的对比。至于霍乱本身，对作者而言，也同样被借喻来指左边或右边的极权主义，因而书中遂说道：
那些血气较旺的忧郁症患者，几乎都会献身于一些远大的志业，带着全民陷入比鼠疫或霍乱还要严重的大屠杀。
《鼠疫》和《屋顶上的骑兵》，都是比《威尼斯之死》更明确的“瘟疫文学”。这两部小说都直接探讨瘟疫本身和人在瘟疫中的行为。它们都强调瘟疫之所以可怕，乃是它在客观上致人于死的同时，也引发由于惊慌而造成的自私、残酷等心灵上的瘟疫，心灵瘟疫扩大了病原体的杀戮潜力，而只有回归人性、回归专业，瘟疫始有可能得到控制。
至于萨拉马戈的《盲目》，则是进一步将“瘟疫”这个概念抽象化，使它变成一个范畴、一种寓言的作品了。有一个地方，突然发生了莫知来由的“失明”这种流行病，它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蔓延，只要任何人与失明者打过照面，立即就会跟着失明。于是集中隔离，野蛮残酷，进而整个社会为之暴乱瘫痪，最后，这种“失明”的流行病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突然全部消失。在这部作品里，“瘟疫”经由这样的抽象化，它本身已成了一艘愚人船，让一切人间戏剧在其中上演，瘟疫已成了“心盲”的同义词，而瘟疫现象也因而能以夸张性的方式更被突出。萨拉马戈在扉页里引用《劝诫书》里的金句称：“若你看得到，就仔细看；若你能仔细看，就好好观察。”他是在用“盲目”提醒着人们，不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睁眼瞎子”。而“盲目”这种低限生存的状态，也是考验一切和让一切重新出发的原点。
此外，广为读者喜爱之贾西亚・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爱在瘟疫蔓延时》（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虽然也被视为瘟疫文学；但是他毕竟谈爱情多，瘟疫只是背景而已。
因此，“瘟疫文学”作为“疫病文学”里的一支，无论就人或社会及历史着眼，它们都有着独特的意义。近代私人生活史学者指出，日记这种书写形态的出现，标志着人们“自我意识”的形成和“个人主义”的萌芽。而对“日记文学”的研究则显示人对病痛的体察，对身体的注意，以及对因病而死的抵抗等问题意识被写进日记里，这都是“人在疫病中形成自己”的主要成分。而“瘟疫文学”则因它涉及了更大的范畴，因而它在“社会我”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极大的角色。在瘟疫的客观历史上，它是城市设计、公共卫生、居住空间、行为规范的根本。瘟疫过去在摧毁人类的同时，也重塑着人类的生活甚至制度。近代疫病学史家狄拉波特在《疫病与文明》里视瘟疫为一种“论述医学实践”（Discursive medical practices），而瓦兹教授（Sheldon Watts）在《流行病和历史：疫病、权力和帝国主义》（Epidemics and History: Disease, Power and Imperialism）里则视瘟疫为一种“疫病建构”（Disease construct）──它指疫病是人对疫病的想像、理解、论述与实践；莫特（Frank Mort）则在《危险的性：一八三○年之后英国的医学道德政治学》（Dangerous Sexualities: Medico-Moral Politics in England Since 1830）里，视疫病为一种“医学─道德论述”（Medico-Moral Discourse）。因此，瘟疫本质上可以说是病原体在穿过层层文明过滤网后留存在人们身上的一种结果。人在塑造着自然，也因而被自然所塑造，自然当然包括了最严峻的瘟疫。而“瘟疫文学”即是它的这部分沉淀。瘟疫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社会与历史。
然而，瘟疫和人的关系，在经过一千多年的纠缠后，现在已似乎即将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当代环境史学者麦克尼尔（John McNeil）在近着《太阳底下有新事：廿世纪环境史》（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里已指出，在往后的可见范围内，乃是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的时刻，基因重组后的细菌与病毒将会更加大量地出现，它们已成了地球生态系统对人类这种入侵者的抗战前锋。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波的瘟疫文学，遂到了出现的时候。爱特伍的《末世男女》预言人类裂解转殖病毒而把文明摧毁，所显示的即是这种“反乌托邦”讯息，而不久前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所着《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它是电影《危机总动员》（Outbreak）的原着剧本，可能同样值得注意。这部以一九八九年美国伊波拉病毒危机为题材的大众纪实小说，将该次引而未爆的危机做了虚构的重组，但它已确实将瘟疫可能性的恶兆，准确地传达了出来。狂牛症、爱滋、伊波拉、马堡病毒、冠状病毒。每一种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都对称、美丽、娇艳如花，但它们就像是《末世男女》里的“狗狼”一样，在温驯快乐的摇尾巴动作里，所隐藏的极有可能是致命的一击。这也是前述麦克尼尔教授所说的，病毒已成了人类生存状态里的背景音乐。过去的瘟疫文学之所以杰出，乃是它在瘟疫与人互动过程中，把人的限制与自我重塑的痕迹留存了下来，让人看见自己走过的那个文明过滤网。而在病毒将成背景音乐的未来，瘟疫文学和人一样，都将面对目前仍然未知的时代。
《大疫年纪事》
作者｜ 丹尼尔・狄福（Daniel Defoe）
译者｜谢佳真
出版社｜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本文获“麦田出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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