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还乡，英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悲剧大师

从多塞特（Dorset）乡村籍籍无名的学徒，到成为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却凭文学创作一举成为殿堂级的人物——这就是汤玛士・哈代（Thomas Hardy）的一生。哈代的创作袭承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以来的批判写实传统，在《德伯家的黛丝》、《还乡》、《无名的裘德》等一系列作品中蕴涵了对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发展的文学呈现。他被吴尔夫（Virginia Woolf）称为“英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悲剧大师”，也被韦伯（Carl J. Weber）誉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

从建筑师到文学家

哈代的一生并未有太多戏剧性。1840年的今天，哈代出生于英国多塞特郡，其父亲是一名石匠并负责一些建筑工程，母亲重视对哈代的教育，鼓励他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起初，哈代并未以文学创作为职业，1856年，他离开学校，给一名建筑师当学徒，并于1862年前往伦敦学习建筑。尽管哈代日后没有以建筑师闻名，但他曾在著名建筑师洛姆菲尔德（Sir Arthur Blomfield）手下做过助理建筑师，并在建筑论文比赛中两度获奖。

在伦敦学习建筑的同时，哈代也在大学修读文学、哲学等课程。英国学者贝里（Peter Barry）认为，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思想为哈代的想法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基础，成为其小说悲剧意识的来源之一。哈代最初的创作由诗歌开始，晚年亦由小说转回诗歌创作，因此，我们熟悉的小说家哈代亦被奉为英国诗歌的主流。哈代一生创作长篇小说十四部，短篇小说集四部，诗集八部及史诗剧《列王》（The Dynasts）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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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伦敦返乡的哈代度过了平稳的一生，但因其严谨的生活作风、不喜抛头露面、不喜接受访问等习惯反而激起了大众的兴趣。1928年，哈代去世的消息引起了整个英国乃至世界的关注，他的遗体被葬于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的诗人角，而心脏则单独取出葬于故乡。曾有传言说，身为“猫奴”的哈代其心脏取出后便被一只猫吃了，故葬于故乡棺盒中的很有可能就是那只猫。

性格与环境的悲剧

哈代将自己的小说分为三类：“传奇和幻想作品”、“机巧和实验小说”及“性格与环境小说”，而他最重要、最广为关注的作品——《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卡斯特桥市长》（Mayor of Casterbridge）、《德伯家的黛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等——皆属最后一类；其中，故事背景设置在西南部农村（古威塞克斯地区）的作品，也被称为“威塞克斯（Wessex）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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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代本人并未对“性格与环境小说”作明确定义，但透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出，这类小说强调了环境对人物的影响，认为个人的生活与行为深受环境左右，无论怎样费尽心力，个人都无法摆脱环境的枷锁。187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绿荫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揭开了其“性格与环境小说”的序幕，而《德伯家的黛丝》大概是最为读者所熟知的一部了。

此类小说也突显著哈代的悲剧美学。一方面，他发扬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传统。在小说《还乡》中，主人公游苔莎（Eustacia）不满于自己生活的埃顿荒原，一心想去大都市巴黎，但她越是反抗越是不得，企图借丈夫无望后她选择与情人私奔，却双双落水而死，终不如愿。哈代认为，掌控游苔莎命运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神秘莫测的命运的力量。这与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颇为相似，在一连串的巧合中显示了个人意志与命运间悲剧性的冲突，具有强烈的宿命论意味。

另一方面，哈代所描写的是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的社会悲剧，有其时代特点。威塞克斯宗法社会因资本入侵而毁灭，此时便不仅是人与命运，更是两个社会、两种阶级间的冲突，是社会、历史的悲剧，展现了写实主义的面向。哈代曾指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才是造成黛丝与裘德悲剧的真正原因。黛丝原是爱与美的化身，体现著威塞克斯纯净、质朴环境下的一切美好品质，她敢于自我牺牲，勇于反抗并对生活抱有美好的愿望，希望通过劳动解决家庭困难。但被亚雷（Alec）诱奸后，受害者黛丝却成为资产阶级道德下伤风败俗的典型、“罪恶的化身”，得不到爱人的原谅，最终她杀死亚雷，自己也被处以绞刑。而怀揣才华的裘德，渴望知识，希望通过教育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还是将他拒之门外，扼杀了他执著追求的美梦。可见，哈代笔下动人心魄的悲剧情节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人类本性中的进步趋向与特定背景下邪恶的社会现实间的冲突；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悲剧传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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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视觉艺术

哈代还擅于以文字创造富于动态和冲击力的视觉艺术效果，并形成一套隐喻体系，以精心安排的视觉效果隐喻人物关系，暗示人物命运。

首先，特定视点的“假想的观察者”可谓哈代小说视觉艺术的基础。这具有特定视点的、假想的观察者有时是故事之内的某个人物，有时则置于故事之外。尽管视点与视界都有限，但对于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推进故事发展、烘托小说主题等却起著重要作用。这在小说《还乡》的开篇便有所展现：

“一个老头顺著大道走来，他满头的白发，好像一座雪山，两个肩膀佝偻著，全身都显出衰老的样子⋯⋯老头时时擡头，把前面他要穿行的旷野使劲儿打量一下。打量了半天，他看出来，有一个黑点，在他前面远远蠕动；再仔细一看，那个黑点仿佛是一辆车，也朝他所要去的方向前进。”——《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在这一描写呈现了视点由画面之外移至画面之中，并锁定在人物身上的过程。

其次，印象式的呈现方式。哈代认为：“小说表现的是印象，而不是论证。”他曾以观察地毯为例，论述印象在小说中的重要性：

“比如说，在观察一张地毯时，视线跟著一种色调，地毯就呈现出一种花型。如果视线跟著另一种色调，另一种花型就呈现出来。因此在生活中，在种种一般事务中，观察者只应观察那些他在个人嗜好的驱使下观察到的格局，他所需要描写的也只有这些。”

此外，视点的位置、视角的移动、人与人／物位置关系的精心安排，都是哈代小说中令人难忘的视觉效果。难怪英国文学批评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认为：哈代在小说中的表现手法，可以用电影术语加以形容和分析，例如：长镜头、特写、广角镜头、超远镜头等，皆适用其中。的确，哈代就如同一位电影导演，精心组合镜头，选取画面、角度、运动方向的同时，也赋予了小说深刻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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