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塔：叙事的合法性，是知识的第一问题
作者｜黎子元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是法国哲学家李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在这份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大学委员会准备的关于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末知识水平的专题报告中，李欧塔以“知识商品化”作为这个时期的显著趋势，描述了他称之为“后现代”的当前状态。也就是在这份报告里，他提出了在批判理论中一旦谈及现代性问题、殖民／后殖民问题就往往会被频繁引用的“宏大叙事”概念。“宏大叙事”是什么意思？它和“后现代”有什么关系呢？
李欧塔认为，如何获得合法性是自古以来对于知识来说至关紧要的问题。能否给出一套合情合理的叙事（narratives），恰恰是知识是否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所在。而获得了合法性的知识可以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也彰显出理论建构、讲述故事等叙述活动（narrations）在社会组织过程中担当的根本功能。借用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概念，即从玩家、行动、规则调整等语用学的角度理解语言活动，李欧塔将各种不同领域中的叙述活动皆视为语言游戏，并由此得出推论：社会联系其实就是由纷繁多样的语言游戏所构成。
那么这些分门别类、各不相关的叙述活动／语言游戏，又是如何相互勾连、整合成社会总体的呢？李欧塔为此提出了“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s，或英译 master-narratives）概念，指称从背后规定了各种叙事之间关系的总体规则。换句话说，后设叙事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叙事，而是一套抽象的、位于更高层级的，以叙事与叙事之间关系为对象的，具备整合功能、调解作用的系统性框架。恰恰因为有了这套框架，分门别类的叙述活动才能够被编写到同一个故事之下，各不相关的语言游戏才能够汇总成同一个社会组织。
借助后设叙事与叙事（meta-narratives / narratives）这对概念，李欧塔力图给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解释。所以在他看来，后设叙事管控、统合叙事的操作其实自古有之，例如亚马逊丛林部落讲述部族故事时就使用固定套路来组织叙事。只不过到了现代，则出现了两个尤为显著的发挥著后设叙事功能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其一，哲学的思辨叙事，其二，政治的解放叙事。前者关于真理的合法性，以黑格尔的精神之旅及“绝对知识／真理是整全”为体现，后者关于自由的合法性，以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为体现。两者可以合称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它们将无数微小、分散的叙事都整合到了人类进步的伟大故事当中，仿佛一切社会问题在未来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厘清了何谓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后，李欧塔就可以来表述他所理解的“后现代”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在他看来，后现代可以被归结为一点：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与清算。所有可以被称为后现代的理论、文艺与政治，都应该致力于抵制乃至颠覆宏大叙事在社会组织中发挥的决定作用，应该质疑、批判现代以来形成的，只要通过人类的不断进步，所有问题在未来就能获得解决的迷思。
随著现代性的宏大叙事遭受反复冲击，甚至最终被彻底推倒，当前变得日益显著的就是李欧塔所描述的“后现代状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原本由后设叙事所发挥的统合各种叙事的功能遭到禁毁，导致这些纷繁错杂的叙事不再能够被编写到同一个叙事之下，形成千差万别的叙事各自为政、叙事与叙事之间彼此矛盾的知识碎片化的局面。随著宏大叙事名誉扫地、不复掌权，当代文化中便出现了大量对宏大叙事的戏仿（parody）与挪用（appropriation）。同时，失却宏大叙事之后，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数微观叙事和彰显叙述活动本身的游戏狂欢。
然而，后现代状态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出现自有它的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社会和二战后科技的发展，总而言之就是当代社会对于功效的彰显。李欧塔认为这构成了对于现代以来的哲学的思辨叙事和政治的解放叙事的妨害，进而使得现代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发生龟裂与崩塌，陷于四分五裂的叙述活动／语言游戏。而在知识商品化的显著趋势下，丧失了固有后设叙事统合的叙述活动，如今已经遭到资本财团、跨国公司的操纵与主导，这使得知识不应该再被视为中性的，相反，知识势必充斥政治性并卷入权力斗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后现代状态呢？是任由失去规范的叙事疯狂生长、相互竞逐，还是重塑后设叙事，再次为叙事建立起规范？
主张“现代是一项未竟工程”的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于“后现代”的提法持怀疑态度。他批判李欧塔的“后现代主义”只构成了一种新的“保守主义”，即通过反对宏大叙事，鼓励碎片化的知识和戏仿的文化艺术，达到对于自由这单一价值的无尽彰显，从而忽略了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为了自由，可以抛弃对于真理和解放的追求，这实际上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哈贝马斯于是主张人们应该探求重新调解呈碎片状的对立立场的方法，例如他发展的公共空间与沟通理性的理论。
李欧塔针锋相对，犀利地回应哈贝马斯，认为对方所谓的“现代是一项未竟工程”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自康德、黑格尔以来过分迷恋整全（totality）的“极权主义”，在政治上它体现于二十世纪的纳粹和斯大林体制。在当代这个宏大叙事已经分崩离析的状态下，仍试图把各个领域的叙事再次沟通和整合起来，这种以沟通行动达至和解（reconciliation）的努力，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可能带来恐怖的后果。
相反，李欧塔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对提问的答复：什么是后现代？〉从后现代文化的碎片化与戏仿中看到了积极意义，认为彰显叙述活动本身的游戏，将有助于人们从现代以来由现实主义文艺建立的现实感中脱身，看清这种现实感并非现实本身。他著重探讨了后现代主义文艺与“崇高”（sublime）这个美学范畴的密切关系，认为它显示出现实主义文艺无法处理的不可表现之物。恰恰是自现代主义文艺以来对不可表现之物的试图表现，才不断造就新的叙事、新的语言游戏。而后现代主义文艺实际上是对现代主义文艺的强化，二者皆是对现实主义范式的突破。
总结李欧塔的“后现代”理论，可以将其视为对一切已经建成的语言游戏的质疑与颠覆，从而开展出一个不断反省与批判的进程。由此可见，李欧塔所表述的“后现代”与鼓吹“什么都行”（everything goes）的“后现代”绝非一回事儿。而后者恰恰是李欧塔在他的著述中极力批判的当代意识形态。为此，我们必须划分两种“后现代”：一种是以李欧塔的表述“后现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清算”为体现的、作为批判立场的后现代，而另一种则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泛滥的、作为犬儒主义的后现代意识形态。而后者的遗毒，在今天尚待被好好清算。
延伸讨论文章──#13 两种“后现代性” | 黎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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