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世俗主义与“女权国族主义”：法里斯与斯科特的对话
译介｜李柏翰
【译者按】英国12月下议院改选的选战中，保守党、工党都倾力拉拢“进步选民”，也掀起关于英国社会中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和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辩论。连结“性别平权政治”与“超越宗教的世俗主义”，便能透过解放妇女的话语，打击那些女人所处文化脉络中的男人，并进一步绑架女性和性少数选民的投票意向。这几年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德国、瑞士、义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的选战中，都看得到。
2017年，英语世界有两本关于女性主义及其批判重要的书出版了，跨学科网上论坛 The Immanent Frame 安排了两名作者——法里斯（Sara Farris）和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来对谈。两者不谋而合地都触及了宗教与性别等交织的议题，以及它们与今天的“进步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篇摘译后的对谈，是由该专号《性、世俗主义及“女权国族主义”》（Sex, secularism, and ‘femonationalism’）主编费南多（Mayanthi Fernando）所主持。
再稍稍介绍一下这三个人。费南多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人类学副教授，著作包括《不稳定的共和国》（The Republic Unsettled, 2014）。法里斯是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社会学副教授，著有《韦伯的人格理论》（Max Weber’s Theory of Personality, 2013）。至于斯科特，我之前的文章曾经介绍过她，她现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荣誉教授，著作等身，包括《女性主义历史的幻想》（The Fantasy of Feminist History）等。
如上面提到的，在他们的新书中，法里斯及斯科特都探讨了“性别平等”如何成为西方宰制世界其他地方（尤其伊斯兰世界）的基础。法里斯的《以女权之名》（In the Name of Women’s Rights）将欧洲右翼政党对女权的拥护放在它们反移民、反穆斯林的政策脉络中来看。国族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之间令人惊讶的交集，源于当代全球化对劳动市场之配置。这种交集被她称作“女权国族主义”，具有国际政治经济的面向。
斯科特在《性与世俗主义》（Sex and Secularism）一书中，处理的是当今左右派都拥护的世俗主义，在性差异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时，它主张性自由和性民主高于一切。她认为，性别不平等“不仅仅是现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副产品，其特征包括公私领域、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反之，性别不平等成就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包括世俗主义本身。以下就是他们三人对话的摘译，是为对女性主义之反思。
费南多：首先想问你们，当性、性别和政治如此交织时，你们各自的书如何处理这个特殊时刻？我特别想到特朗普当总统这件事，他的政策和风格都是如此父权风格。你们的书，以不同的方式，都涉及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性政治，如何协助我们了解大西洋两岸民粹主义（populism）之兴起？
法里斯：首先，我不会称之为民粹主义。这个词被已经被用来泛指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结构，模糊了不同政治议程之间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称特朗普、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或荷兰的怀尔德斯（Geert Wilders）等“民粹主义者”，反而掩盖了这些领导人（及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都是右翼国族主义者的事实。
我在书中有提到“民粹主义”无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些传统上反对女性主义的右翼政党，会突然开始支持反对移民和穆斯林的女性主义论点。民粹主义透过对政治空间的二分法，分为“我群”和“他群”、“白人西方人”和“来自全球南方的非白人”等。然而，这些右翼政党对移民和穆斯林男女（分别为“压迫者”和“受害者”）采用双重标准，反而复杂化了这种简化的二分法。
国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历史和理论，说明了为何这些政党要利用“外国”女人反对他们的男人。就如黑人及后殖民女性主义所言，国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极度性别化的。它们把民族国家视为必须捍卫之政治单位而效忠，这是一种“种族纯化”的政治；其中，对女人的忠诚和身体的控制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像特朗普和勒庞这种国族主义者，都想要限制堕胎权，减少外国人的社会福利，他们声称要保护妇女免于遭受“父权”穆斯林的侵害。
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断提到穆斯林妇女是厌女实践之被动受害者，这是殖民帝国时代的遗毒，当时西方殖民者将其暴力占领界定为“文明使命”。别忘了，这些遗产今天仍存在于各地的新帝国主义，想想当年布什如何为911事件后入侵阿富汗辩护，提到需要把穆斯林妇女从塔利班的手中解放出来。这些错综复杂的性别和种族悖论是右翼民族主义的核心。
斯科特：我没什么太多要补充的；只想提，精神分析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特朗普的父权形式是如何运作的：透过对原初父亲（primal father）超凡权力之幻想——谁能制定、打破规则，谁能得到所有女人作为力量之表征——以保护我们免于伤害。这是对威权统治者的召唤；情欲幻想是其支持源泉，但它却无法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永续。这种对其能力的威胁，被投射到敌人身上，并导致越来越多惩罚性措施——安全国家（security state）即其产物。这种威权国族主义能持续多久？我没有答案。
费南多：这里，我也在想到了 #MeToo，以及这个运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性问题”，而不是劳动问题。你们的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两者被切割这件事？
斯科特：#MeToo 所暴露的一件事是，尽管多年来采取平权行动，以及众多企图消弭工作场所歧视的努力，但男性的权力仍继续界定著女人的工作条件。虽然 #MeToo 对职业歧视有所表态，但它主要侧重在性别的问题上，将性剥削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问题分开。在书中，我认为这些是不可分离的：性差异被自然化之再现，被拿来合理化政治上的不平等，而那些政治（以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则再确立了性别再现自然化的永恒意义。
法里斯：#MeToo 运动在美国电影业爆发，涉及了荷里活的名人，这件事可能在某程度上边缘化了工作场所中性虐待和性剥削的问题，而推向了性别问题的讨论（我们往往忘记女演员也是劳工，好莱坞就是一个行业）。
然而，我同意斯科特：性、种族、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力问题是分不开的，我就能想到去年出现的几十篇文章和政治声明，都一直在试图强调这一点。在这意义上，我认为 #MeToo 对开展关于工作场所之性暴力的辩论，为女人创造团结的环境是极为重要的；在那氛围中，她们可能受到鼓励而出面谴责施虐者，也开始寻找解决办法，重新思考性别正义的理念。
斯科特：此外，#MeToo 也散发著一股氛围，将女人完全描绘成受害者；直接将指控视为定罪证据；对骚扰和暴力几乎没有区别；也往往破坏了被告该拥有的正当程序。事实上有许多模棱两可、需要关注个案复杂性及正当程序的案例。如罗丝（Jacqueline Rose）写到的，性是一种混乱而复杂的现象，无法轻易地被理性或法律所支配。当前 #MeToo 的对话中，需要增进一些对这件事的认知。
费南多：现在我想问一个有关方法的问题。斯科特，身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并且把世俗主义当作一种话语。法里斯，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而把女权国族主义理解为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一种影响。因此，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配对；你们两个自己觉得你们的书是如何对话的？你们认为斯科特的精神分析和系谱学跟法里斯的政治经济学，能共同拼贴出一个更完整的图像吗？抑或，世俗主义和女权国族主义是不同现象，因而需要不同的方法？
法里斯：作为一个义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女性主义者，我必须说，我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激烈对立的训练。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美国”（或英语世界）的冲突，至少就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法弥合之对立。我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需要边读马克思主义，边学习精神分析学和傅柯（Michel Foucault），而你必须用他们的理论解译我们周遭的社会现实。
法兰克福学派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最佳范例之一。我最喜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班萨德（Daniel Bensaïd）——曾写道，我们需要精神分析来理解革命理论以及政治层面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女性主义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的作品，就对傅柯的《性史》有著深刻且具批判性的讨论；而恩盖（Pun Ngai）关于中国工厂和女性劳动的著作，就是马克思和傅柯如何能充满创造力地链接，以理解规训劳动力和性别很好的例子。
换句话说，我并不认为精神分析和系谱学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在我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两种方法。事实上，我用了系谱学，追溯了右翼国族主义政党支持妇女权利及其殖民遗产的短暂历史；我也坚信，女权国族主义必须透过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和佩舍（Michel Pêcheux）“意识形态形塑”来理解，而他们的理论则深受拉冈（Jacques Lacan）影响。
但这不表示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方法，或无法为此讨论提出独到的贡献。事实上，其政治经济批判，对于理解我们生产维生手段以及人类生殖的物质基础是至关重要的。我也认为，在一个往往忽视阶级和物质利益的研究领域中——关于性国族主义（sexual nationalism）、同志国族主义（homonationalism）等——非常需要政治经济的取径来理解女权国族主义。然而，这并不代表我觉得其他方法不重要。
斯科特：我同意法里斯。我自己的思考取径也是选择性地运用理论——无论什么理论，只要能帮助我解释我的研究课题，都是有用的。事实上，在我的书中，缺少的正是对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如何增强与世俗现代性（secular modernity）攸关之生殖与生产（将“性”导向婚姻跟家庭），更全面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对了解资本逻辑至关重要。正是法里斯的书提醒了我注意这些过程；我不认为这种分析会抵消我关于性别和政治的论点——它只会赋予论点更多维度和深度。
《资本论》：资本是加强与压抑分裂的悖论 (09/14)
费南多：让我跟进问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法里斯，你的分析中并没有真正谈论世俗主义；斯科特，政治经济在你的分析中只占了次要的角色。你们能多说一下为何如此吗？
斯科特：我认为这个问题混谈了两件事：世俗主义是一个分析客体，而政治经济是分析使用理论视角，两者并不一样。一个人选择自己的理论来说明自己问题化的对象。法里斯的对象是照护事业及移民妇女的劳动，因此他主要采用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他巧妙援引了“正规和后备劳动大军”（regular and reserve armies of labor）的概念，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课题，但却没有呈现这问题所暗示的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至于我的课题——世俗主义及性别——它们并没那么适合政治经济的方法，但却适合那些能揭示性差异如何构成并正当化权力关系的理论，因此我选择了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和傅柯。
法里斯：我同意斯科特，世俗主义和政治经济不是同一层次的分析。另一方面，我认为任何课题都能用政治经济的方法来分析，但这并不代表其他视角就会导致“文化”、“精神分析”或“话语”决定论；就像透过政治经济来分析研究对象，并不会使一个研究者成为“经济决定论者”。
这其实取决于这些理论视角是如何被应用的，以及一个人是如何理解各种取径的——每个方法各自充分，或彼此能相互补充。我认为理论是一项工具，既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政治与革命实践，也继续从这些实践汲取思想资源。换句话说，我对任何理论和方法都很感兴趣，只要它们能帮助我理解如何形塑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策略。
费南多：斯科特，你的书引用了马穆德（Saba Mahmood）关于“批判”（critique）的形式和价值：“批判一个特定的规范制度并非拒绝或谴责它；相反地，透过分析其规训和生产的面向，我们才能分开它表面无害的样子和中立性，从而或许能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关于批判与打造未来之间的关系，这两本书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新的叙事并想像新的政治可能性呢？
斯科特：我自己对“批判”的定义是，它能透过去自然化（denaturalize）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揭露规范制度的常识，进而开辟了新的思维。批判无法为未来提供路线图，但能刺激我们超越当前所处位置地思考。这可能意味著寻找过去为巩固国家或集团权力而丧失的选项（以及当时认为它是历史必然结果的缘由），正如桐巴（Massimiliano Tomba）、怀尔德（Gary Wilder）、罗丝（Kristen Ross）他们在做的事。这些学者认为，在“不合时宜”的过去中，我们仍能找到当前所需的政治寄托。
这可能意味著，必须历史化目前拥有的真理政权（regimes of truth），为它们提供具批判性的系谱学。这也可能表示，应该要找出当前权力关系中的断层线，以便策略性地解决“需要寻求替代方案”的那些问题。对我来说，批判是一种训练思考能力的方法；它提供的是一种诊断，而非治愈社会问题的解方。
法里斯：延续斯科特最后一句话，我只想说，我认为他的书不仅仅在提供诊断（当然，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和成就）。他透过历史和理论，如此尖锐地摧毁了“世俗主义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这个神话，对于发展和强化反种族主义的语言及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认为，她的理论工具做到了我个人认为理论应该要做到的：使我们的政治策略，能够与助长不平等之统治及剥削形式相抗衡。
在我的书里，我也尝试做这件事。透过强调移民和穆斯林妇女在照护及家务工作中所发挥的战略功能，并由借此找到国族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可能想要“拯救”她们的重要原因；我的目的不仅是要呈现诸如女权国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racist ideology）的物质性，并要引发一场关于我们如何承认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辩论。
自七零年代以来，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对于经济平等，以及女人大量加入劳动市场的关注，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正确来说，女人们不想再当家庭主妇了，也不愿再被困在家里（这里我主要指的是欧洲的情况，因为我知道美国的情况不同，因为黑人妇女已经总是在家庭之外的场域工作）。但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的主导地位，也几乎导致大家只关注妇女参与家庭外的生产，其后果是忽略了“社会再生产”这个范畴。但后者并没有消失；反之，它要么外包给移民和弱势族裔妇女，要么就是赋予工作妇女“双重负担”。
在书中，我明确地邀请大家一起反思“以参与（剥削性）劳动市场为核心的解放思想”，并重新考量社会再生产商品化所导致之“性别角色之维系”及“种族化”（racialization）这两件事。换言之，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女人“倾进”工作场域——这是完全个人主义式、符合新自由主义的策略，且实际上只适用于少数女人。我们需要的是集体要求适当的产假政策、免费且公共的儿童托育及老人照护，并提供照护及家务工作者适当的工资。这些是我心目中，足以提供政治想像与结盟的集体诉求。
延伸阅读
Sara R. Farris，《同志国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苦劳网，2019/06/10。
Sara Farris & George Souvlis,“Marxism, Religion and Femonationalism: An Interview with Sara Farris”, Salvage, 2017/07/13
Sara Farris & Niki Seth-Smith,“What is ‘femonationalism’?”, openDemocracy, 2017/07/13
李柏翰，《“性别”作为历史分析范畴：批判源于诘问而非解答》，哲学01，2018/07/30
《01哲学》，哲学入门，深入浅出，更好地理解，更好的逻辑。
立即下载《香港01》App：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