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遗弃的生命：疗养院与活死人政治学

作者｜左岸文化

在生命疗养院的第一天，我和托本就遇到一位坐在地上的中年女性。她蹲在一道尿上面，阴部纠缠了一大团沙土。我们接近时能看见她头上满满的小洞：许多小虫正在她的伤口外及头皮内钻来钻去。“有数百万只小动物（bichinhos）从她的肉体及沙土中长出来，”奥斯卡说，他之前是一名用药者，受到奇伊训练后成为医疗站的统筹者之一，“我们有试著清干净。”托本完全看不下去。他整个人惊瘫了一阵子，口中不停说著“太沉重了，实在太沉重了”。生命疗养院中的现实也让拍照变得难以承受。这是社会批准的垂死状态，寻常可见、无人负责，而无论是外国人或本地人，都是抱持著习得的冷漠心态及无法忍受的感觉，透过凝视，参与其中。然而，我们并没有一直因道德愤慨而无所作为，反而觉得有必要处理生命疗养院内的生存问题，以及让此种处境出现的现实政治。毕竟不将此地的境况描绘出来也同样是种失败。

牟斯在他的文章〈集体性暗示的死亡意念对个体的生理效应〉中指出，在许多所谓“较低等”的文明中，当没有明确的生物或医疗成因时，以社会为根源的死亡能毁灭一个人的心灵及身体。人一旦被社会移除，就只会想到自己势必已走上死亡之路，而这种心态也是许多人的主要死因。牟斯指出，这种命运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中”并不普遍，或者可说不存在，因为在其所仰赖的体制及信念中，巫术及禁忌“已从社会的各阶层中消失”（Mauss 1979:38）。然而正如我们在生命疗养院中所见，此地持续作为当代城市中的一个等死之地，正实践著牟斯口中的“原始”生活方式，也就是透过排除、不承认及遗弃来运作。人的身体面对在经济和生物医学上逐渐恶化的不平等问题，以及家庭结构的解体，已常态性地失去原本正常的政治地位，并在遭到遗弃后面对最极端之不幸：成为活死人（death-in-life）。

这个女人从哪里来的？是什么让她沦落至此？

据说是警察在街上发现她，送去医院，但那间医院拒绝为她清理伤口，更别说让她入院。所以警察把她带来生命疗养院。她在定居于市中心的公共广场之前，曾合法住在圣保罗精神病院内，但因为“被治愈”而送出院，换句话说，她已经过量用药治疗且不再具有暴力倾向。那么，再之前呢？没人知道。她的足迹遍及警方系统、医院、精神病院的监禁及治疗，以及城市的中心地带——而到了最后，她甚至在死之前就已经腐烂了。显然，这类垂死案例是国家、医疗体制、公众，以及缺席的家庭所共同造就的结果。这些体制及它们的处理程序与生命疗养院共生，并让死亡更容易发生。我之所以用“死亡更容易发生”这种不带感情的描述，是想指出，没有任何机构直接造就生命疗养院院民的垂死处境，也没有人必须为此付起法律责任。

发生在这位无名女子身上的事绝非例外，而是遵循著某种模式。一旁角落有个女子的房间，床上蹲著的喜达（Cida）看来才二十多岁。一九九五年初，她遭诊断患有爱滋病，然后就被干斯卡奥医院的社工留在生命疗养院。志工在她刚来生命疗养院没多久后开始叫她戏达（Sida），也就是西班牙文中“爱滋”的意思。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现在之所以把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换成“喜”，就是要“让喜达的发音听起来像阿帕雷喜达圣母，以免别人继续嘲笑她、歧视她”。我很惊讶地得知，这些志工相信生命疗养院中只有喜达和另一位年轻男子患有爱滋。然而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太多瘦弱身体的皮肤上都能看到相关病灶及肺结核的症状。奥斯卡告诉我，喜达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从没有人来探望她。她不跟任何人说话，他说，有时候甚至三、四天不进食。“我们得把放了食物的碗留在走廊上，有时候，没人在看的时候，她会从床上下来吃，”志工向我们解释，“就跟小猫一样。”

在这里，动物并不是一种比喻。正如奥斯卡指出：“医院觉得我们的病患根本就是动物。医生把他们视为赤贫者，假装他们无药可医。前几天，我们得把老瓦莱利欧送去急诊。他们把他切开，却把一些手术材料留在他身体里。那些材料害他发炎，然后他就死了。”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人类成为动物，而且不值得任何关爱及照护呢？因为他们没钱，另外一位志工路奇亚诺说：“所谓医院的介入就是把这些病患丢出去。如果他们有点感情，就会为他们做得更多……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灵魂在此地浮沉。缺乏爱导致这些人遭到遗弃。如果你有钱，你就能接受治疗；如果没有钱，你就会沦落到生命疗养院。噢，颂扬生命的生命疗养院（O Vita da vida）。”

据我的观察，奥斯卡和路奇亚诺使用“人类”这个词汇的方式，不像人权论述中强调共享身体性（shared corporeality）或共享理性（shared reason）的概念。他们口中的“人类”也不是相对于“动物”的概念。他们指称的不是人类之中的动物性，而是人类透过医疗及社会实践架构出来的动物性，以及一种凌驾道德与伦理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形塑出这些人在所谓“更高等”人类型态口中的样貌。“老瓦莱利欧根本没家人，我们是自己把他带去埋的。孤苦无依的人最悲惨了。比做动物还糟糕。”奥斯卡和路奇亚诺会强调人们在生命疗养院“动物化”的过程，但话语间也依旧会传达出对“人”及“动物”两个词汇之间是互相依赖的，以及“人”这个概念中仍存在阶级之分的潜在认知。这些关于人与动物之间界线的协商，特别是在医疗领域，导致某些型态的人类／动物被认定为不适合生存。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佛洛伊德写了一篇标题为〈对战争及死亡时期的思考〉的文章。他在其中谈到一种他自己也有的普遍性迷惘及幻灭，此外也谈到其他看不到未来一丝光芒的人。“我们面对各种逼压而来的印象，却不知如何判断其重要性，也对我们所做的判断有何价值感到迷失……世界（在我们看来）变得陌生。”（Freud 1957b:275, 280）导致这类“无助”公民在伦理及政治上体验到空缺感的原因在于“摆出一副道德标准守护者姿态的国家，其所展现出的道德低落”，以及众多个体所展现出的残暴，而且这些个体明明“是最高人类文明的一分子，没人想到他们有办法做出这种事来”。根据佛洛伊德的说法，最关键之处不是公民无法同理那些受苦的同胞，而是他／她跟那些出错的想像（imaginaries）有了隔阂。民族国家或本该势不可挡之人类进步的想像都不再可靠，随之产生的焦虑意味著人们确实无法在现实及思想的组织中，系统化地表述“他者之死”的作用。

根据我对这位忧郁的佛洛伊德的解读，我们现代人是透过一种“人”的工具概念在运作，而且常面临人性本质（humanness）结构出现空缺的问题。一个人存在的价值、生存的资格，及与所谓世界真实之间的关系，必须在每个特定时刻受到“如何能被算作一个人”的检视。而此概念本身又极度受到科学、医疗、法律纠纷，及政治和道德结构的支配（Kleinman 1999; Povinelli 2002; Rabinow 2003; Asad 2003）。关于人性本质概念的旧有运作仍未完全失效，新的运作模式却又尚未组建完成，因此在生命疗养院，院民体验到的是一个陌生、正在消失的世界。我在这里指的不是“人”的普遍性范畴，而是当这个概念在其所属之地构造、重构时所展现出的可塑性，以及“人”这个词汇的语意学边界如何因此显得模糊不清。最重要的是，本文中“人”的概念早已在其所属的世界中被使用，无法为了建立抽象的伦理基础而人为地预先确立。

生命疗养院的“生命”（vita）代表的是一段社会性死亡的人生，是一种集体性的死亡命运。“这些人都有各自的过去，”奇伊坚称，“如果医院收容他们，他们会疯掉；如果留在街上，他们会成为乞丐或行尸走肉。社会任由他们腐朽，因为他们不再有任何回馈社会的能力。而在这里，他们是人（persons）。”奇伊在许多方面都没说错：所有规训性的监禁地点正在瓦解，包括传统结构下的家庭及体制内的精神医疗设施；国家的社会领域不断萎缩；社会愈来愈透过市场动力运作——也就是说，“你必须成为一个市场需要的人”（Beck and Ziegler 1997:5; Lamont 2000）。没错，透过把这些被弃者当成“动物”，或许能将众多个体及机构从必须提供某种同情心及照护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但我觉得奇伊话语间的矛盾非常有意思：这些生物——显然没有祖先、名字，以及任何属于自己且具有交易价值的东西可言——在这个等死的地方还真的取得了某种“人观”（personhood）。根据奇伊的说法，人观可以等同于在被抛弃时仍有个得以公开死去的地方；这种概念可作为一个例子，用以解释今日巴西所谓社会死亡机制如何运作——此地的运作机制不仅限于控制穷人中那些最穷的，也不只是把他们维持在视线难以企及之处。不过这种“等死的人观”（personhood in dying）的概念也挑战了身为民族志学者的我，要求我去调查人是如何身陷这种处境，以及他们努力试图超越的方式。

【本文经左岸文化授权刊载，摘录自《卡塔莉娜：关于生命疗养院，以及人们如何被遗弃的故事》之〈社会遗弃区〉章节。】

《卡塔莉娜：关于生命疗养院，以及人们如何被遗弃的故事》，作者： 朱欧‧毕尤，译者： 叶佳怡，左岸文化 201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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