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和理非的种族主义者｜于千
作者｜于千
10月2日是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150岁诞辰。印度人尊称他为“圣雄”（Mahatma），而提到甘地，我们常会想到他影响后世至今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 Movement）。“Satyagraha”一词源自印度教，由梵文“satya”与 “agraha”组成，解作对真理的坚持。
甘地以印度教的精神包装抗争的理念，本身自然有其民族主义上的目的。但他所提倡的，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包括罢工﹑抵制英货﹑不交税）抵制政府的抗争方法，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是不少运动的借镜对象。甘地绝食﹑被打不还手的事迹，成为了他留给后世的标志性形像——他仿佛就是和平主义的化身。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在1999年的《时代》杂志上如此写道：
印度是甘地的出生国；南非是他的收养国。他既是印度公民，又同是南非公民。两国都滋养了他的知识和道德才学，而他在这两个殖民地的剧场形塑了解放运动。他是反殖民革命者的元祖。他的不合作策略，他对只有与统治者为伍才会被控制的假设，以及他的非暴力抵抗，以国际的层次上启发了本世纪的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祖鲁人受伤和受鞭打的场面，被他们那英国的迫害者无情地抛弃，使〔甘地〕感到震惊，以至从对英国的钦佩，转为庆祝土著和民族（Mandela 1999）。
甘地确实在南非待过一段岁月。南非因此而有许多公开纪念甘地的地标——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的甘地雕像，就是纪念1893年5月，他在前往比勒陀利亚（Pretoria）时被抛下火车的事故；他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商业区中心现称为甘地广场，以纪念他当时常出入附近的法院大楼；哈米地亚清真寺（Hamidia Mosque）外的甘地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908年《黑人法案》（Black Act）诞生时，印度人焚烧通行证的义举。
但你也许不知道的是——如历史学家马克维茨（Claude Markovits）所说——“然而，根据所有可找到的证据，真实的甘地非常不同〔⋯〕偶像与有血有肉的个体之间的对比，是选择记忆的结果。”
回顾甘地在南非的岁月，便很难不觉得，曼德拉所讲的“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很有讽刺意味：就更不用说那些纪念他的地标。
刚踏入二十世纪，英国人的帝国利益与波耳人（Boer）国民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南非的本土引发了第二次波耳战争（Second Boer War）。甘地与他那些在南非出生的印度同胞，正忙著为他们帝国的英国伤兵擡担架；到了1906年，祖鲁人（Zulu）因不满英国人在纳塔尔（Natal）征收残疾税，起来反抗，甘地再次为英国伤兵擡担架。
甘地的行为，目地就是要在英国帝国主义者面前献身，以求他们看到印度人与南非原居民之间的分别。在五月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逝世五周年，也正是与祖鲁人交战正热之际，甘地借机发表了对帝国效忠的言论。
或许，读者还会认为，甘地只是对殖民者阿谀奉承，本身为印度人争取利益的举动算不上是种族主义？
然而，甘地在其《绿色手册》（The Green Pamphlet）中就明确地反对印度人与南非土著人同等这一讲法。当时，印度人在德班（Durban）的邮局必须与非洲人使用同一个特别为他们设的入口。“我们感到太多的侮辱了⋯⋯”甘地非常生气地说：“现在他们为土著﹑亚洲人和欧洲人提供了三个单独的入口。印度这片光明之地的儿子被视为苦力，被当成非洲黑人。”在1895年5月针对特许权法案，甘地曾去信殖民地国务大臣，表示关切较低的法律地位将导致印度人被贬低得与土著的生活习惯毫无分别。
印度在英国帝国财产的等级制中享有特权地位。在一些英国殖民地官员眼中，印度人的文明地位感觉上比非洲人更高，因为他们与欧洲人一样，同属雅利安人（Aryan）的后代。而事实上，甘地本人亦不断再心强调雅利安人后代这个历史传闻，为印度人争取更多政治资本。在1893年十二月的一封公开信中，甘地说：
本人不揣冒昧地说，英国人与印度人皆孕育于同一原种：“印度－雅利安”（Indo-Ayran）〔⋯〕这个信念是那些想要联合两族之心的人的行动基础，而那些行动，在法理上和对外上都捆绑在同一的旗帜下。一种信念似乎在殖民地里愈来愈取得人心，就是，印度人比起土著与非洲原住民稍为优势一些〔⋯〕从过往到现在，印度人都不比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兄弟们逊色。容我冒昧地用一些字词，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上：富生产力﹑富有智慧﹑具政治意识﹑等等。
这种把印度连系到雅利安的想法，一来是受了当时的语言理论的影响。在语言学家提出了印欧语系这个概念后，一些思想家便大胆提出，其背后意味了两个地区的人共有著一种以语言逻辑为基础的精神特质。更何况，当时早有理论认为，雅利安人的后代有一部分在现今的印度定居了下来，以致当希特拉提出德国人是雅利安人的后代时，其所用的曲十字徽章跟印度佛教所用的极为相似。
当然，帝国的管理者们也不笨，他们在祖鲁人的议题上会向印度人让步，目的一来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南非印度人的政治影响力远超过当地的祖鲁人。但同时，英国人的另一个考量还有印度这片殖民地的政治稳定——毕竟，他们无法像对付南非有色人种般，以武力处理甚至比白人工人阶级更具威胁的印度人民。
从甘地的种族主义态度去看，其实便会发现，甘地的政治抗争，或许从来都不以和平主义和种族平等为前提。此外，甘地在南非的种族主义态度，亦为他日后的抗争带来了不少的启发。
甘地很清楚，为了印度本土的稳定，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在必要时都要作出让步。因此，甘地才会提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英国军队对印度的反抗者作出用武力镇压时，“对真理坚持的人们”并不打算要躲避。在甘地被收监后，印度各地爆发了更大规模不合作运动，好些示威甚至演变成武装冲突。结果英政府只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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