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尼．贾德谈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

作者｜东尼・贾德、 提摩希・史奈德

译者｜非尔

编按：东尼．贾德的祖父艾诺克．尤德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对俄罗斯帝国的第一个大型社会主义政党“本特联盟”（Bund）深表赞同。父亲臼．贾德十八、九岁就加入马克思主义阵营分裂出来的“大不列颠社会党”，他送给东尼十三岁的生日礼物，是以撒．多伊彻三大本的《托洛茨基传》。

到了一九六八年，堪称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政治中的最后一搏，我当时已经是就读剑桥的大学生。不像我的一些朋友，我既没有站到最前面，也没有扮演任何领导的角色。在那些年里，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愤怒，也是有关于越战，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但感受强烈的看法。六〇年代末那些大型的反越战示威游行我都参加了；记得特别清楚的是著名的格罗夫纳广场上的游行和对美国大使馆的作势攻击。我还亲身参与了剑桥和伦敦的各式相关聚会与号召。但这毕竟是在英国，那些活动的意义也不过就是远远地叫骂几句做做样子罢了。

我在剑桥还参加了一回抗议丹尼斯．希利的示威游行，希利是当年工党执政时的国防部长，至少他们原则上是支持詹森总统继续那场战争的。那天希利才刚在剑桥演讲完，正沿著特兰平顿大街驱车往南离开，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学生都跑在车旁，跳上跳下大声呐喊；我有一个朋友彼得．凯尔纳甚至还跳到车上，捶打车顶。当然那辆车还是给跑了，我们白白死守在特兰平顿大街的另外一头，直到学院的晚饭时间将至。所以我们就开始跑回到市中心。我发现跑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被派来控制游行秩序的警察。我们一边小跑步，他还转头问我：“所以这趟游行怎么样，先生？”而我，对他这样的问话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或荒谬，转头回答他说：“我觉得进行得相当顺利，你不觉得吗？”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跑。搞革命绝对不是这么干的。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如愿以偿到了巴黎，并且跟所有其他人一样被那个狂飙的年代扫得东倒西歪。然而我脑中残存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余绪，使我出于本能地对当时法国流行的观念，也就是学生是一个革命性阶级、甚至成为仅有的革命性阶级这个想法感到怀疑。所以，虽然那年的几回雷诺车厂罢工和其他学生占领运动让我印象深刻，但我绝对不会为了丹尼．科恩—班迪特和当时所谓的“路石底下，就是海滩”（Sous le pavé, la plage）这种想法而痴迷。

那年秋天，第一个让我明白左派政治运作和只靠学生运动标举左派价值有多大区别的，是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我一九六八年成为国王学院历史学会的秘书，多年前艾瑞克也担任过这个职务。霍布斯邦在许多重要的层面上都是典型忠诚的国王学院成员：三〇年代的时候他是这里的学生，五〇年代中期他回校担任研究员；在他生命中的某些领域，国王学院的意义不下于更为外界所知的共产党渊源。他那年到国王学院来做过一回细致的政治演说，含蓄地贬抑了当时搞革命的年轻人，并且把马克思论及费尔巴哈时著名的第十一个论点倒反过来说：有时候关键所在真的不在于改变世界，而是要去了解世界。

我对他这番说法很有共鸣：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始终是那位擅长分析的卡尔．马克思，是那位政治评论家，而不是革命预言家。如果你问我，为了让学生领略到马克思的天分同时掌握他的核心意旨，在马克思的文章当中我会推荐给学生哪一篇，我想应该是《雾月十八日》，其次跟这篇水准很接近的或许是《阶级斗争》和《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是一位天才雄辩的评论家，虽说他在更广泛的理论思辨上或有缺失。因为这个缘故，我对六〇年代发生在“青年”马克思的拥护者与“老年”马克思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也就是到底马克思是著眼于异化的哲学家还是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大致上无感。对我来说，马克思始终是而且最主要是一位政治事件与社会现实的观察者。

【本文出自《想想20世纪》，经左岸文化授权转载节选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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