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夺回战：来“反造”城市共生空间吧！

作者 | 李玉华
 

教战守则

○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游戏场：城市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要让人看见孩子的自由游戏。

○自己的公园自己顾：特公盟，只是每个公民身旁那个具备较多专业知识的公民团体。

○合作式公民参与：政府部门、专业设计者和使用者经验，缺一不可的齐学共作。

○以全球儿童游戏运动网络作为智库：国际案例经验→草根操作→他方论述印证

台湾都会化环境下的亲职教养术

亲职教养术，在这一个中产阶级对“教养”极度焦虑的年代，正在百花齐放、万家争鸣。教养术光谱上，我们常见到“直升机亲职”、“虎妈”、“除草机亲职”、“外包亲职”、“野放亲职”或“树懒妈”等名词，针对教养的主力──母职──在各种层面研究探讨。而各类专家、学者、网红及素人，也常对于母职个体提出各种教养术，为得就是要亲职照护者能够适切关注一个国家的珍贵资产—─儿童。然而，对我们这些二十—四十岁区间的年轻妈妈族群来说，每每话语最后都会落在“妈妈这一个体”应该怎么操作，孩子才会被妈妈教好，“妈妈这一个体”该怎么操作，孩子才不会被妈妈教坏。

显然，大家都忘记了，当全球各地为了更好的下一代，将“儿童友善城市”当作国家政策、把“儿童游戏”当作治理方针时，台湾仍缺乏策略与结构，让亲职照护者能够粮食、弹药充足且无后顾之忧地教养小孩。于是，一位妈妈接著另一位，被逼著站了出来，在托育政策、在多元性平、在弱势扶助，当然还有在友善空间等面向，提出基础诉求。

当电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热潮，再次掀起妈妈个体的焦虑时，笔者希望藉著这一篇章呼喊：“的确，你的孩子，不只是你一位妈妈的孩子，而是整个社区邻里要共养、整个国家社会要负责的孩子”。一位妈妈的心力、知能和资源有限，如何才是最不非难单独一个妈妈个体，且适合每一位亲职照护者的亲职教养术？怎么帮亲职与儿童“以游戏为改造路径”去“撑空间”，获得喘息？

特公盟的我们，望向带著孩子日常走跳的公共空间，发现有时候硬体空间改造了，随附的韧体（如：营造亲子友善氛围的机制）和形塑空间的软体（如：对儿童游戏主体的尊重），也需要跟著硬体空间而挪动位移。但是，什么是符合亲子使用者基础需求的硬体空间？回想我们自身，因共学团体群聚及游戏的关系，日常聚集在城市里的唯一户外绿地──公园及其附设儿童游戏场──就是体感感受最深刻的公共空间。

谁组成“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

特公盟，是一个结构松散但行事机动的团体，发起人林亚玫常自嘲大家是一组“杂牌军”人马，只要是公园改造范畴内任何该做的事，就会有自发自学的成员主动跳坑和补位将其完成。但是，这样的一群人，是怎么聚集，并在三年之内，促成台湾许多儿童公共游戏空间的改变呢？

这就要从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说起。当时，开始发起这个运动的成员，是一位经常带著三岁多孩子参加共学活动，并到台北市几个公园玩耍的全职妈妈，也就是发起者本人，她发现一处原住民公园的磨石子溜滑梯被拆除了，一开始感受到好像有点生气，但还没有那么在意，或许对自己的冲击，还没有那么直接。

没有想到“今天这样搞他家，明天就会拆我家”，后来工程围栏框住的，变成是她家附近的青年公园，而拆掉的是孩子最爱玩的太空堡垒磨石子滑梯，和一座瑞典原装进口的高塔滑梯，她发自内心愤怒想著：“政府为什么不能聆听真正使用者的声音？我不要被动接受，我要主动地去争取。”看著施工告示牌上写著“为了创造更舒适的游憩空间，恳请您给予支持。如果您有建议，请致电：台北市民当家热线1999”，她拿起电话反映心声，但那一天台北市工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的回答，却仅是：“依法行事。不符合国家标准CNS，为了小孩的安全，所以拆了。”

因此，她开设了“还我特色公园”脸书社团，从推动儿童人权的共学社群开始，一位又一位，积极加入来自全台各地、各行各业的成员，同时也发起互联网串联连署，收集到一共三千多名关注这个议题的签具，“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于是俨然成形。

接著，这一群每天都会带著孩子到公园活动的上百位妈妈、爸爸和孩子，因为社群网络一呼百诺而聚集，有公关行销背景并负责媒体和政策网络的几位成员，促成了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台北市政府前的陈情记者会，告诉媒体、群众以及政府相关单位：“儿童的游戏，是他们的生存权，他们有权利为自己的游戏空间表达意见。众人要求台北市政府停止拆除磨石子溜滑梯、不再装设‘罐头游具’，甚至要让‘整个城市都是孩子的游戏场’，台北市才能成为真正的儿童友善城市。”

虽然有个响亮的名称，“特公盟”却仍以一个结构松散但行事机动的模式在运作。台北市政府自此开始，召开与公园及其附设儿童游戏场相关会议，便会邀请这一群成员出席，以儿童代言人和亲职身分，带著自己和盟友的孩子，行使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二条“儿童参与（表意）权”（Right to Participation）和第三十一条的“儿童游戏权”（Right to Play）。

让全世界的游戏倡议网络来当智库

惊悚的是，当我们越是带著大家一起看到不同国家对孩子游戏的重视，越是惊觉台湾对于儿童与亲职的忽视。少子化的现象，加上敬陪末座的新生儿出生率，并没有让政府因此在公共、非营利等多元托育或基设政策上茅塞顿开，也没有因而把儿童游戏政策当作是可以从城市层级拉擡至国家层级的一剂维生素。

儿童权利公约在国内的施行仍然只是表面文章，公共游戏空间法令及管理办法过时无效，教育部、卫福部和内政部对于儿童游戏的责管，仍维持“民不动、我不动”。当芬兰把“社区育乐公园（Leikki-puisto）”作为公共托育一环的消息传来，特公盟更坚信将“游戏空间当作亲职教养术”，会是台湾亲职能够自助自救的方法之一。当国家没有把“养孩子”这一件事当做份内之事，特公盟的成员就要把“大家的孩子大家一起养”这一件事，当作是“全世界的专家都可以帮台湾亲职”的一件事。

二○一六年，在一场民间研讨会上遇见盖出“共融同玩：玛格丽特．梅喜家庭游戏场”的景观设计总顾问汉米尔顿（Catherine Hamilton），他的作品透过孩子的欢笑，在纽西兰基督城震灾后，把人民对这一座城市的信心给找回来，让城市因而复苏。特公盟成员便向他讨教怎么设计出这么成功的游戏场？他的回答言犹在耳：“孩子才是公园的主体，要倾听孩子的声音。”

而要怎么倾听孩子？当我们得知日本著名社区设计师山崎亮将到访台湾，我们便追到机场向他本人求教。他提点了我们“游戏孩子王（Play Leader）”以及“地方创生”这两个核心概念。接下来两年，曾前前后后给我们倡议兼实践充沛灵感的，还包括美国的共融游戏空间学者、澳大利亚的自然游戏空间设计师、荷兰的景观建筑讲师、德国的冒险游戏机构Kolle37、日本的游戏倡议团体Tokyo Play、新加坡的儿童福祉团体Chapter Zero、英国的Arup城市规划顾问、儿童权利学者、游戏政策制定作者以及英国街道游戏Playing Out发起人。最后这位发起人还因为我们的积极串联而接受访问，登上美国CityLab专题和英国BBC广播节目。

二○一六年，几位核心成员和“眼底城事”规划专业人士，在等待政府部门缓慢改革、厂商和设计师在各个公园游戏设计案练习同时，抱著“自己的公园自己盖”的信念，申请了信义房屋“社区一家”计划获得奖助金，在同安街一处公园尝试执行一年专案，带著自己孩子，在地参与及空间手作，最后获得了一个珍稀观点：孩子的游戏，不一定要从游具产生，他们可以透过与空间产生关系，来发明玩的方法。所以，同安街这个公园，反而有在地意见表示：“不要溜滑梯或沙坑，我们要社交性的游戏空间”。

在二○一七和二○一八这两年之中，特公盟获台北市公园路灯处支持，和设计公司一起实验“以儿童为主体”的中央艺文游戏工作坊和青年公园挑战游戏工作坊，希望儿童游戏及儿童参与的倡议，不是沦为标语口号，而是在游戏过程中将“游戏孩子王”这个国外执行多年的概念，实际演练并将所需特质、需注意的细节以及工作项目清楚纪录下来，看见孩子游戏的本质是什么，了解儿童如何游戏，并透过观察儿童自由游戏的行为换位思考、同理、纪录并转译，运用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最后萃取出需求来履践实作，替未来越来越多的儿童参与式工作坊，给出示范案例以资参照。

“赋权”儿童则是另一个重点，因为孩子未来终究会长大，会从小公民变大公民，会去关心自己生长的土地，这一个细微深植在孩子心房的种籽，才是儿童参与工作坊的长远目标，培养小小公民，觉知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权利，未来变成自由自在表达自己意见的大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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