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同婚公投结果 窥探“沉默螺旋”的反噬
作者｜林连
今年5月24日，台湾用全民公投展示了人们对于同性恋者基本权利的真实看法，由反同婚组织“下一代幸福联盟”提出的三项“爱家公投”案全数通过，而挺同人士的两项公投案，同意票仅占不同意票约一半。反同占上风的公投结果让人们惊觉，这座彩虹岛屿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包容”，在实务面上则预示著台湾的同婚将朝另立专法方向演进，同志教育的推行也将阻力重重。
就在公投前夕，台湾各界名流还纷纷发表挺同言论，“爱最大”的声浪席卷整个社交网络和媒体。相较而言，公投之后社交网上一片哀嚎的惨状则显得有些讽刺。台湾曾被誉为亚洲对同志最开放的地区，也被英国广播公司（BBC）预测有望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为何公投结果相对于舆论声浪却有翻转性变化？政治传播学的“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恰好可以作出解释，也是任何占据舆论高地者所要谨慎面对的。
媒体主流意见非真正民意
“沉默螺旋”是由德国著名政治学家伊莉莎白・诺尔－纽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于1974年提出，她认为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总是力图从周围的环境中寻找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防止因为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前，会先判断周遭的意见气候为何，当发现自己属于优势意见时，人们更倾向于积极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当发现自己属于“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服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在这种情况下，在媒体上占据优势的意见容易愈加显得主流，但可能与真正民意差距甚远。
事实上，“沉默螺旋”效应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已奏效，选前并未受到媒体和社交网络看好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却成功赢得大选，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政见深得保守派喜爱，但在民主派占据媒介和网络舆论场之时，人们只好沉默或附和，直到在匿名投票的一刻才顺从自己内心所想。
2017年5月，台湾大法官宣布同性婚姻释宪案，认定现行民法未保障同性伴侣间关系属违宪，并订立2年修法期。不过由于社会争议声浪大，有反同派阵营一直集结抗议，要求订立一个专门法律来保障同性伴侣，而非修改现行民法中“一男一女”的架构，但被挺同派斥为与种族主义“隔离且平等”相若的歧视政策。由于婚姻平权在台湾属政治正确的立场，各家主流媒体不分政治派别，纷纷开设平权专栏，对挺同婚阵营的诉求和活动作积极正面的报道，而对反同婚阵营却多采负面报道，甚或干脆不报，营造出挺同是主流的假象。反同派只能借助诸如“风向新闻”等自家媒体来发布动态，在一般综合性媒体上就鲜见踪影。
不过媒体一面倒的报道策略，并没有令到台湾民众立场转軚。事实上，反同派在大众舆论场看似失利，却花心思深入社区，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用尽机会宣传他们的理念。不少民众接受到他们的影响，便有意站出来投下反对同婚的一票，即使在传媒上看到相反立场，他们也只会轻叹“台湾被同性恋媒体搞乱了”。
挺同势力资源不敌反同方
当台湾中选会审查通过，决定以公投来判断是否应该给予同志结婚权利时，有人权组织发出警告，认为基本人权不该付诸公投，否则就将是多数人凌驾于少数人的暴政。事实上同性恋者在社会上始终是少数，小众的平权诉求往往不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因此挺同团体能够动员的人群实为有限。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的资深研究员吕欣洁就在公投后坦言，同志团体不是政党或政治势力，他们的资源极其有限，二十年来工作人员从两个人增加到十二人，却要服务两千多人，因此并无法支撑起整个台湾同志权益的诉求。
然而在台湾，反同力量却来头不小。他们是以保守派宗教团体为主，透过许多非政府组织来对外宣导守护“传统家庭价值”，但资金又是来自于教会或庙宇收入。由于宗教团体在台湾社会占据重要地位，其收受的钱财可轻而易举地绕过政治献金法、财团法人法等法规限制，令资金来源不透明。据台湾《天下》杂志此前报道，此次“爱家公投”提案者“下一代幸福联盟”，就是以台北真理堂、士林灵粮堂、新店行道会等为主力的反同婚运动组织。据报道，有手机生产商的董事长甚至就在此期间大量捐款给士林灵粮堂，被质疑用作反同宣传。
根据公投结果显示，台湾的都会区对于同婚的支持度偏高，尤以台北、新北为重，在“同婚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者分别占38.13%和34.93%。然而在中南部地区，由于民情较为保守、宗教势力强大等因素，许多县市在该案支持率都不足三分之一。公投之前，同婚阵营还在狂欢庆贺时，殊不知许多县市首长和议员候选人，都表态不支持同性婚姻，包括在网络大热的高雄市长候选人、后来当选的韩国瑜。
漠视小众权益 恐惧不实传言
反同婚组织透过网络和线下各种途径，展开紧锣密鼓的宣传，意图使大众相信同婚通过将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例如传统家庭伦理崩坏、“父母”的称谓将会消失、爱滋病泛滥、孩童都被教导成同性恋等。这些有明显事实错误的资讯，却是最容易令普罗大众感到恐慌，人们不愿意接受那样的社会，心中也就埋下了“反对同婚”的种子。
台湾同婚公投的结果，也恰好反映当下台湾的真正主流民意，是不愿意给予同志在法律上平等的保护权。事实上，公投结束后的一周内，台湾学术首府国立台湾大学的心理辅导中心就向所有学生寄送了一封电邮，要他们面对公投结果勿感失望与悲伤，言下之意就是，学生们此前对公投的心理预期太高，如今“惨败”若不加疏导，是有可能“想不开”。
事实证明台大并没有杞人忧天。公投结束不到一周，台湾立委尤美女于11月30日即表示，自公投以来已有9名同志自杀身亡，2名自杀未遂。台北一间教会的同志基督徒 Terry 也选择了自杀，对此，“无名者基督教教友”成员柯启安表示“爱家公投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过头来看沉默螺旋的运作机制，就是人们羞于反对主流声音，而掩盖自己的想法，导致媒介上看似主流的意见被不断放大。在这种过程中，站在舆论高地的一方忽略了自己的意见占据媒体背后的真实原因，误以为媒体真的代表民意，也就错过了改变路线、赢得更多人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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