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战100年的存在与空虚｜周九泉
作者｜周九泉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正，欧洲战场上的枪炮突然静下来，历时四年的杀戮告一段落。上午10时58分，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最后一名来自英联邦的阵亡将士倒下了，他是25岁的加拿大士兵 George Lawrence Price。适逢今年是终战100周年纪念，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以大篇幅讲述 Price 的生平故事，当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他死于1918年11月11日，最终使他成为这场斗争之无谓的标志。”也许今年西方传媒较少用“无谓”（futility）去描述一战，关于 Price 的这篇纪念文章便显得有点鹤立鸡群。（笔者按：一战最后一位阵亡将士是美国的 Henry Gunther，他于上午10时59分倒下。）
尼采常常被说成是预言会爆发世界大战的哲学家。十九世纪末，尼采宣告“上帝死亡”，不谙哲学的人会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无神论，其实他所指的“上帝”是语带双关：一者是指基督教不再是欧洲人的“指导思想”，二者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代替基督教主导地位的各种“主义”也不再是“指导思想”。“双失”之后，西方思想变得混沌，这种状态在十九世纪之前从未有过。人作为一个个体犹如无尽时空之中的一根浮草，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虚无主义笼罩著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其实，早于十七世纪时法国作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的一则名言已把当中的深层次问题表露无遗：
当我思索我一生短促的光阴浸没在以前的和以后的永恒之中，我所填塞的——并且甚至于是我所能看得见的——狭小的空间沉没在既为我所不认识而且也并不认识我的无限广阔的空间之中；我就极为恐惧而又惊异地看到，我自己竟然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彼处，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彼处，为什么是在此时而不是在彼时。是谁把我放罝在其中的呢？是谁的命令和行动才给我指定了此时此地的呢？（《思想录》，何兆武译，初版第68段）
也就是说，巴斯噶发现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空的存在都是“无厘头”的。留意“恐惧”这个关键词。虚无主义所产生的恐惧会驱使人去为自己的存在寻找“意义”。一般人都理所当然地视“意义”为褒义，但存在主义者在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空虚之后却发现“意义”可以是空心的。尼采之所以能够“预言”战祸，就是他看到“意义”并非褒义，他甚至比其他存在主义者更意识到“意义”虚伪和丑陋的一面。（笔者按：虽然尼采没有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但哲学家的身份从来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一战爆发前，有一位年轻的德国人，喜欢绘画却屡次考不进艺术学院，于是放弃做画家；后来把兴趣改为建筑设计，却苦无入行的门路。他虚耗了七年青春，一事无成。突然战争爆发了，他毅然参军，并在战场上找到人生的意义。这个人就是希特勒。有历史学家这样形容他：“战争为他提供了一条出路。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为他的生命赋予了第一个目标⋯⋯一种归属感。”（Ian Kershaw, Hitler, 2009, p.51）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有一名叫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士兵。多年后，他成为了独裁者，并在权力巅峰时期写了一部自传，当中表达了对军旅生活的缅怀：“伟大的友谊不在学校的长椅上，也不在政治集会中。只有在巨大的和随时发生的危险面前、只有共同在战争的忧患中生活过，才可以知道一份友谊的真挚和衡量这段友情可以持续多久。”（Benito Mussolini, My Autobiography, Ch. 3）
当希特勒知道战争结束时，他被无限的绝望和空虚笼罩。没有战争他便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四年战争的洗礼改变了他吊儿郎当的性格，没多久他便回过神来，决心延续他人生的意义：从政。一战的客观结果就是启发了一群好战分子以从政来延续他们的存在价值。他们的战争没有完结，只是战场由战壕变成政坛而已。
这是“意义”最纠结的地方：人很多时之所以要为自己寻找存在的意义，是作为对虚无的一种填充剂；若然没有虚无主义，人甚少会多此一举。但在虚无主义驱使之下所寻找的“意义”并不见得都是真实的。尼采的《善恶的彼岸》声称是“未来的哲学”，开首便问为什么人都想要真实而不想要虚伪，他们如何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虚伪呢？
对于以上的问题，存在主义大致上提供了两种应对方法：一种是返本复始，于个人层面上重新确立基督教和圣经的指导思想地位，这是齐克果和别尔嘉耶夫提倡的“基督教存在主义”的方法。（其实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是相传撰写《传道书》的所罗门王，他于晚年时深深体会到人生的空虚后决定还是应该依靠神。）基督教存在主义与中世纪时期最大的分别在于把宗教回归个人层面，而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机构。然而，于二十世纪提倡这条道路，某程度上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知。
另一种方法是尼采的“超人”。简单来说就是成为一种能够完全不受别人左右，自己赋予自己的存在以一种真实的意义的人。这里的关键词是“真实”。在尼采看来，用来取代基督教的各种“主义”都是虚伪的“大龙凤”，当中包括功利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甚至民主也一样，全都是羊群心理之下的产物，是羊群对羊提出要求而不是一只羊对其他羊的启导。别尔嘉耶夫称之为“荒谬的普遍主义”，并指出“人极其困难地在个性责任和种族责任之间作出区分。”（《论人的使命》，第三章）
因此，撇除政治经济等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层意义就是当欧洲社会进入虚无主义的时代后，人们为了寻找存在的意义而“不得不打”的一场战争。也就是说，当时的人“需要”那一场战争去回应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其意义是虚伪的，仗打完了以后大家便发现它“无谓”的本质。
但毕竟于一战结束后要心悦诚服地接受一战的“无谓”并不容易。这里不得不谈谈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历史学家 William Altman 认为海德格1927年出版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犹如为一战阵亡德军将士而写的悼文；而海德格尔后来成为纳粹党的支持者其根源也可以追溯至一战。他在1934年一次大学生毕业生聚会的发言中便提到两点：第一，一战是“德国人”作为一个群体第一次在历史中真实地存在；第二，战后的一代（这里的“战后”是指一战）与一战中阵亡的德军将士由于这个群体的存在而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并由此可以通向他们这一代人的“胜利”（Altman,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Being and Time as Funeral Oration, 2012, pp.288-290）。不难发现这正好回应了《存在与时间》中讨论死亡的章节（第45章起），当中的重点是死亡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亦即死亡不是“此在”（Dasein）的终结。
所谓“此在”就是描述一个人实实在在地与当下的时空互动，而不是以一种痲痺自我的方式来度日。（“此在”的概念有点抽象，我简单地解释一下。常言道：“快乐不知时日过。”如果真的不知“时日过”，那就是痲痺而不是“此在”，因而当中的“快乐”是虚假的。“此在”的“快乐”是真实的，亦即在清楚知道“时日过”的状态下所生出来的“快乐”。）海德格在一战中负责审查士兵的书信内容，他发现不少士兵都处于“此在”状态；很多士兵都向他们的家人表示实在无法躲在家中，无论如何都要亲自上战场。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实在费解，但无疑令年轻的海德格深受感动。这从只有18名德军因临阵退缩而被处决可见一斑，与法军共有600人因此而遭处决有天渊之别。海德格尔是其中一位最早定义那是“第一次”大战的人，以此观之，他支持纳粹及德国发动二战，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想延续一战“此在”英灵的存在意义。说来说去，他是不能接受将士们白白牺牲而已。
但历史告诉我们，若不接受牺牲之无谓，结果只会导致更大的牺牲。纪念战争最好的方法，除了向阵亡将士致敬，就是提醒没有经历过战乱的这一代人战争的无谓与虚伪。来到二十一世纪，与其为存在而战争，倒不如为和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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