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克对话许煜：数码物件和元数据图式（上）
对话者｜洛文克（Geert Lovink，下文简称 GL）、 许煜（Yuk Hui，下文简称 YH）
时间｜2016年6月
译者｜卢睿洋
编译｜01哲学
许煜，器道技术与哲学研究网络（RNPT）发起人。在香港大学及伦敦金匠学院修读电脑工程、文化理论和哲学，并在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指导下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研究重点为技术哲学。他现任教于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以及负责数码媒体文化和美学研究所的研究专案；他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俄国莫斯科 Strelka 建筑设计学院客座教授。
许煜提出何谓数码物件（digital object）的问题，从而大胆地将哲学带进了廿一世纪。他来自香港，但从2006年起就已经在欧洲奔走。他在伦敦金匠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巴黎与斯蒂格勒一起在创新研究中心（IRI）工作，之后来到柏林，在吕讷堡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在其著作《论数码物件的存在》（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2016）中，他让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恐惧技术的形而上学与法国技术思想家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论技术物件的存在方式》的作者，这本著作被人们低估及忽视了）对话。在这部处女作中，许煜精妙地操作了“本体论”（ontology）一词的双重含义：其一，存在问题的永恒维度；其二，该词在电脑科学的用法中的技术含义，指对知识的再现（比如元数据）的内部层级。
在互联网的语境中，本体论通常与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以及他的“语义网”（Semantic Web）相关。“语义网”是指数据格式和切换式通讯协定的一系列标准。阐释《论数码物件的存在》的角度之一，就是它为伯纳斯－李动人而又非常工程师式的观念模式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欧陆思想基础。程式师并不是整天都挂在 Slashdot、4Chan、Reddit 上，他们也阅读胡塞尔，至少一些精力旺盛的人会这样做。我的问题是，为何极客们（geeks）没有预料到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兴起，比如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的垄断。本体论的资讯科学进路铺得就太幼稚、太短视了。工程师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几乎消失殆尽，没有任何让人在基础层面上（尤其是本体论上）做实验的余地。问题在于，本体论上的冒险，比如眼下这一个，是不是可以排除政治角度而获得成功？
对许煜而言，“一个在局外仅仅只是批判、捍卫思想纯洁的哲学家形象已经被技术发展的流量冲垮了。”当思考存在时，技术的本质也必须被思考。这是一个志存高远的起点。然而，真实存在的社交媒体统治向我们逼问，哲学研究（比如许煜所做的）能起什么作用呢？研究应该变得更加技术式吗（为了被接受，有必要更加传统）？或者它应该逆反潮流，拒绝为保守的工程师阶层建立基础，而那些家伙急需齐泽克式的政治刺激？而另一条路径是把许煜惊人的去德勒兹式（Deleuze-free style）研究和美式程式师－理论家如加罗伟（Alexander Galloway）和全喜卿（Wendy Chun）对比，后者从不深挖古典哲学来寻找我们数码式生存的基础。谁准备好了一边读 XML 语法、一边读谢林、一边把 Python 和 C 语言的知识化作行动，从而转变哲学语言自身？
《论数码物件的存在方式》有时也会习惯性地落入比较两个作者的异同，但它很快又跳脱出来，给我们提示正在到来的事物。对于这个酝酿中的数码哲学而言，未来最大的麻烦是“黑箱社会”（由 Frank Pasquale提出）、无法解读的秘密演算法，一手遮天。我们要再问一遍，假如哲学只能思辨它的物件，它又如何能变成“技术的”？
让我们赞扬许煜卓绝的努力，他实践的是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毕生追求而不得的事情：逃离古希腊。斯蒂格勒为许煜著作所写的前言也充满激赏。许煜的下一站是同样雄心勃勃的对中国的技术本质的研究，他刚刚完成了一部著作——《论中国的技术问题》（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我们回到主题：数码物件，它们以虚拟的、不可见而又密切的方式包围我们、引导我们。
GL：请大致描绘一下你的哲学进路所受的长期影响，及其是如何被教授的？从讨论和实验的角度看，我们能在何处把技术整合进哲学课程中？互联网与哲学尚未相遇，你会如何呈现这场相遇？据说“相遇”一词首先是个基督教观念。
YH：和斯蒂格勒一样，我也试图通过技术问题来重读哲学，而且不仅涉及欧洲哲学，也包括中国哲学——针对后者，我正与一些中国学者合作，比如中国美术学院的高士明教授。斯蒂格勒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因为他将自己对哲学史的阅读都建基于他所说的“第三滞留”（tertiary retention），也就是人工记忆之上。第三滞留是对胡塞尔所说的“第一滞留（印象）”和“第二滞留（回忆）”的补充。斯蒂格勒是以系统而严谨的方式展开阅读的。然而我们仍需大量工作来推进，而且必须和一个“集体”一起工作，即便那不是一个学校（斯蒂格勒的确有一个哲学学校在 Épineuil-le-Fleuriel）。这个集体首先要深度卷入哲学文本和哲学传统，而非仅仅做成一家机构，机构是必要不充分的；其次它必须密切卷入技术发展，由此看来，我们需要与工程师一起工作；第三它必须让技术的概念超出西方话语，这对我而言是人类纪（Anthropocene）中的当务之急。
你谈到互联网和哲学尚未相遇，而我会说这种相遇是内在的。我们总是能或隐或显地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看到关于互联网的问题。比如在圣西门、马克思、海德格、西蒙东和德勒兹等人那里就很明显，更不用说很多当代的哲学家。然而我们需要回收、专题化这些思想家，按你说的“在基督教的意义上”，就像福音书里说的相遇，回收他们关于互联网的思考来回应我们时代的问题。这正是我所做的努力。
GL：围绕大数据的整个话语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大数据既无聊又可疑？为何“数码人文”还不起来对抗这个丑物？你认为数据已经彻底声名狼藉了？或者你会说：另一种数据是有可能的？最近一份“防范数据宣言”（data prevention manifesto）被贴在网上。它反对保护与所谓“隐私”的范式，它说我们应该一开始就阻止生产数据，这样我们的状况才会好起来。你认为数据已经摧毁了大理论在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名声吗？对那些指责你是“批判性思想大敌”的帮凶的人，你会说些什么？
YH：我认为大数据加上演算法的最大赌注是预测。这是另一种对时间的测定形式，这恐怕与我们在伯格森、海德格、利奥塔和德勒兹等人的著作里看到的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化形式有所不同。这意味著我们必须在大数据中发现一种新的、强大的对时间的综合，并弄清如何处理它。这一对时间的新综合我称为“第三前摄”（tertiary protention），这可能是对斯蒂格勒的第三滞留概念的补充。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对胡塞尔来说有第一、第二滞留，同样有第一、第二前摄（期待）。在斯蒂格勒的理论中，第三滞留是另外两种形式的滞留和前摄的支撑；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前摄无法还原为滞留。
这一点在胡塞尔后期关于时间意识的写作中非常明显，比如在贝尔瑙手稿（1917–18）中。当然这里有某种含混，比如说债务既是第三前摄也是第三滞留，因为它预期了我将要归还什么，同时它也是被记下的痕迹。第三前摄被放大，是因为机器预测和预期的能力大大增长了。可以说，只要我们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我们实际上就总是“欠某人钱”。
我们知道博尼斯（Edward Bernays）的故事，我们也知道营销心理学，从二十世纪起，营销开始基于操控心理能力（psychopower）的机制。而今这一机制不仅仅觊觎心理能力，个人化和预测变得更加高效直接。大数据的预测给我们的是一种“平均的”经验，因为大数据就基于平均值。而且，这种平均并非指每个人都一样，相反大数据围绕平均值表现出一些变异，给人造成每个人都不同的印像。这些变异是德勒兹说的“特殊性”，意味著它们可以被还原为平均值。社会学家拉什（Scott Lash）和卢瑞（Celia Lury）在《全球文化工业》一书中也把它们描述为“差别”，总之，这些差别是可还原的。
所以我不会说大数据是无聊的，但它的确很可疑，我们必须转变对大数据的应用方式。这也关联到你的问题，为何数码人文还没有奋起对抗它。很多数码人文的项目正是这一范式的一部分。当你把成百上千的图像间的关联视觉化，你正采用（虽然无害）和大数据工业同样的逻辑，你正展示它的美学。这类的数码人文现今还有一席之地，但我相信它无法长久下去，因为我们已经接近过渡期的末尾。数据无论如何不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应该意识到数据的历史，它长久以来在人文学科当中是一个话题，只是未被专题化。现在是时候进入新阶段了，要把数据的问题、数据的组织进一步推进。我认为这是未来的“数码人文”的任务。
GL：你曾说“数码是处理数据的能力”。可以深入谈谈吗？这种“动态”的进路预设了一个静态的观点，也就是数码等于0和1。如果数据的存在并不需要任何语境，仅仅是如此存在，这个想法不是难以忍受吗？
YH：并非只有静态、动态两种观点。存在不同的数量级（orders of magnitude），每个数量级自身都能被视为一种现实。《论数码物件的存在方式》的方法论综合了这种对数量级的理解，这在认识论中很常用。所以，0和1是一种数量级，数据是另一种。如果我们认为0和1是唯一的数量级，就走入了形而上死胡同。哲学家弗里德金（Edward Fredkin）已经提出了“数码的本体论”，或者“数码的物理学”，他将0和1视为存在的基础，就像泰勒斯（Thales）说的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的火，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说的无定。
然而，我们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话，这种数码形而上学并无帮助，只是确证了海德格对技术的批判：它的本质不再是技术的，而是座架（英：enframing／德：Gestell），而存在被视为可计算的常设备用物（德：Bestand）。这也是为何我提出要把数据的问题视为数码的主要问题。这一洞见部分源于依路（Jacques Ellul），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在他的著作《技术系统》（Le système technicien）中，依路就观察到系统总体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电脑有了处理数据的能力。
GL：数据可以没有任何来龙去脉地存在——仅仅作为自身而存在吗？
YH：我认为可以，甚至不必透过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对相关主义 （correlationism）的批判来理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数据（data）这个概念的历史。数据就是所与物，如拉丁单词“datum”的词根所表示的那样。同时，它也指感知材料（sense data），在这里它的意思还是所与物——胡塞尔称之为被给予者（英：the given／德：das Gegebene）。法语词“donnée”是给予（donner）一词的过去分词，所以也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可以说，经验哲学和先验哲学是以不同的方式组织数据的。对休谟而言，数据组织基于关联原则（临近、相似、因果），对康得来说则基于特定的先天结构，包括直观和知性。
“数据”（data）一词用来指电脑资讯起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实质上，这就给“数据”一词带来了新含义，也必须重新思考它的组织方式。这也是我写《论数码物件的存在方式》的理由。当然，所与物是否可以被构想出来是另一个问题。当海德格谈到存在是 es gibt（它给出），geben（gibt 的原型）一词被强调为赠与（德：schicken），赠品（德：Geschenk），所与物同时既显现自身又隐藏自身，就如赫拉克利特在《残篇》中所说。我们也许可以像康德说物自身 (英：thing-in-itself／德：Ding an sich) 一样说数据自身（Datum an sich），但这并不等于说数据是一个黑箱，或者它撤回自身，一些思辨实在论者（speculative realists）是这么认为的。而对海德格来说，只有通过隐藏才可能显现。即便我们说数据属于本体世界，但大多数中国哲学家是不同意康德说的人类没有智性直观从而无法认识本体。这就是为何我想把“撤回”（withdrawal）和物自身的死胡同转换为关于关系的问题。
（未完待续）
在访问的下半部，许煜继续谈论何谓数码物件和作为元数据图式的本体论，更对现象学给出了总体批判——现象学传统无法解释技术物件和数码物件，敬请关注！
原载于 e-flux 78期：原文连结
关于当代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重塑，我们应如何看待？哲学可以对此给出甚么分析、探索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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