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伊格顿｜理论的兴起与衰颓（下）
作者｜泰勒．伊格顿
译者｜商正
文章上篇：泰勒．伊格顿｜理论的兴起与衰颓（上）
事实上，传统的左派政治──其确实含义那时是马克思主义──并非像上面所示那样愚笨。对艺术和文化，它要说的很多，有些单调乏味，有些新颖迷人。事实上，文化在已为大家所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位置显赫。卢卡奇、班雅明、葛兰西、莱希、霍克海默、马库色、阿多诺、布洛克、戈德曼、沙特、詹明信：这些人忽略了色情和象征、艺术和无意识、生活经验和意识转换，就难以成为思想家了。20世纪大概没有比这样的思想更丰富的遗产了。现代文化研究正是从这遗产里亦步亦趋，尽管大部分在其先辈面前黯然失色。
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部分原因是政治虚弱或对政治不再抱幻想。夹在资本主义和史达林主义之间，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群体，可以通过转向文化和哲学来补偿他们政治上的无家可归。尽管政治上受困，但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巨大的文化资源来对抗文化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主义，从而证明他们依然和政治挂钩。在同一幕中，他们与野蛮的、没有文化修养的共产主义世界脱离了关系，同时，还不可估量地丰富了共产主义先前所背叛的思想传统。然而，这样做，也使得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像它那些富战斗性的革命前辈，而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成了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它也把这一点传递给了文化研究中它的继承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这样的思想家，对这些人来说意味著主观性理论而不是工人革命理论。
马克思主义确实将性别和欲望排除在它的主要议题之外。但它绝没有忽略这些议题，尽管它们要说的大部分只是片言只语，令人恼怒。最终推翻了俄国沙皇并以布尔什维克政权取而代之的起义，是1917年国际妇女节那天的示威游行发动的。一旦大权在手，布尔什维克就首先考虑妇女的同等权力。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一直一声不吭，不过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尽管如此，早期马克思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对大自然都有思想丰富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确实没有完全忽略无意识，仅仅只是把它作为资产阶级的发明而草率地摈除。但这种简单的思维对这种愚昧有著重大的例外，例如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家威廉．莱希（Wilhelm Reich）；愉悦和欲望在像赫伯特．马库色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考中发挥著重要作用。以人体为主题著作中写得最好的一本《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就是法国左派梅洛─庞蒂的作品。正是通过现象学的影响，有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才与生活经历和日常生活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指责马克思主义对种族、民族、殖民主义或者种族源流无所建言，同样不对。确实，二十世纪初只有共产主义运动系统提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重要议题──还有性别问题──并加以讨论。罗伯特・扬（Robert J. C. Young）写道：“承认不同形式的统治和剥削（阶级、性别、殖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承认必须将它们全部废除，以作为成功实现每个人解放的根本基础，提出这样的政治纲领，共产主义是仅此的一家。”列宁把殖民地革命置于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首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它地方的反抗殖民斗争至关重要。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支持反抗殖民运动的首要精神源泉。二十世纪有众多的反抗殖民主义的伟大理论家和政治领袖在西方接受教育，并持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甘地借助了拉斯金、托尔斯泰和其他的此类源流。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家不在欧洲。文化政治本身，就西方所知而言，大体上是如卡斯楚、卡布拉尔、法农、詹姆斯．康诺利等所谓第三世界思想家的产物。这种说法大可争辩。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无疑会认为：第三世界的斗士求助于像马克思主义这种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理性，令人遗憾。这些理论家会指出，以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为例，他相信知识公正、科学的光辉、不断的进步、抽象的人权、人类日臻完善的可能性，以及真实人性的精髓在历史上稳步的展现，这些都有损于他的名誉。
孔多塞当然持有这样的观点。只是同样的理论家，陶醉在他们完全令人理解的反对这些意见中，很可能忘记指出：孔多塞也相信──当时只有其他极少数人也相信──应该有普选权，妇女应具有同样的权力、非暴力政治革命、平等教育、福利国家、殖民地解放、言论自由、宗教宽容以及推翻专制和教权主义。尽管这些人道的观点可以与他不引人注目的脱钩，但并非毫无关系。人们可以声称：开迪心智才算启蒙运动。今天就有那样的人，对他们来说“目的论”、“进步”、“普救论”是十恶不赦的思想罪（确实他们有时能言之凿凿地证明）。他们就像是在政治上早出生了几个世纪。
尽管如此，说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言不发，难辞其咎，是言之成理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种人类哲学或宇宙奥秘，它并不应该责无旁贷地从对改变敲碎熟鸡蛋的习惯到尽快去除小黄猎犬的虱子种种事情发表意见。马克思主义，笼统地说，叙述了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是如何转变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讲起体育锻炼或封嘴禁食是否是最好的节食之道，没有引起你的兴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妇女运动迄今为止对百慕大三角依然一言不发，也同样不是它的缺点。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建言不够的人，对喋喋不休的宏大叙事也同样反感。
六十与七十年代问世的许多文化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总的来说，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而不是敌意的反应──这种局面后来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举例而言，一直是指导亚洲和非洲新革命民主主义行动的理论之光；但这点，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修改该理论，以适应特定的新情况，而不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肯亚到马来西亚，革命的民族主义既复活了马克思主义，又迫使它自我反省。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之间也还发生过一场激烈而又极富成效的辩论，阿图塞（Louis Althusser）信奉马克思主义，他感到有必要打消许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感到马克思对他的专业领域──人类学，几乎无所建树。作为一种历史观点，马克思主义似乎对史前文化和神话也没有多少阐明。
罗兰．巴特乃左派一员，他发现，说到符号学，符号的科学时，马克思主义对此一无所言，令人遗憾。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研究语言、欲望和人体，三者没有一项位于马克思主义议题之首。然而两位思想家在当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关系紧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发现马克思主义与资讯社会和艺术先锋派思想了无干系。当代最前卫的文化杂志《竟然如此》（Tel Quel）发现，毛泽东主义可以短时间替代史达林主义。这很像找到了纯可卡因来替代海洛因。新的联系在巴黎和稻田间建立了。还有许多人找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替代品。
这枯燥的陈述还能延续下去。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现在声称，他始终把他自己的解构主义理论理解为一种激进化的马克思主义。这话无论对错，解构，有一段时间在东欧的一些知识圈里曾一度成为反共产主义歧见的一种准则。傅柯，阿图塞的学生，是离经叛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权力、疯狂、性欲问题不能令人信服，但在一段时期内，他继续徜徉于它一般的氛围之中。马克思主义在傅柯最著名的几本著作中为他提供了一个沉默的对话者。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日常生活的概念。在他手里，这个概念，后来对1968年的激进分子影响巨大。在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明确表示怀疑的同时，社会学家彼埃尔．布林迪厄掠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提出了像“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样的概念。曾几何时，几乎无法判定战后英国最优秀的文化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与其说是他作品致命的模棱两可，还不如说是他作品的优点。同样的论述也适用于在英国和美国的所谓新左派（New Left）。这些新锐文化思想家是同路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而不像他们30年代的前辈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同行者。
并非所有的新锐文化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关系都是这般令人忧虑。但要说新兴文化理论中的大部分诞生于和马克思主义的极富创意的对话，看来也是公正的。这种对话始于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周围找到出路，而又不完全放弃它。它的结果分毫不差。在法国，不同基调的对话再现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先前的和解。其中心人物是受人尊敬的沙特。沙特曾有名言：马克思主义代表著二十世纪在一个方面的最终境界，你可以置若罔闻，但无法逾越。然而像傅柯和克利斯蒂娃这样的思想家曾忙于想超越它。但他们力争要想跨越的正是这一境界，而非其它境界。没有人在和道教或邓・司各脱（Duns Scotus）争吵。哪怕是从负面来说，马克思主义也在这种程度上保持了它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碰到任何理论都会作出反应。如果新兴的文化思想家还能严厉批判马克思主义，那么，其中有些人还持有其激进的看法。至少，他们还是共产主义者，其意义就像肯尼迪（John F. Kennedy）宣称自己是柏林人。
事实上，有时候很难说这些理论家是在反驳还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下这个判语，首先就得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甚么，要有确切的理解。但这难道不正是事情的麻烦部分？这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认为理论就应该有确切的定义，可以用它来比照同一理论的其它说法，以找到它离经叛道的犯罪程度，难道不是自以为是？这很像以前对佛洛伊德学说是否是科学的争辩。论证的双方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知道科学到底是甚么：唯一的问题是佛洛伊德学说是否能被纳入这一科学。但如果心理分析一开始就迫使我们对以前认为是科学的观点进行大彻大悟的改革呢？
确切地说，重要的东西是你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而不是你怎样对它们进行分类。当然，特殊的观点必须有特定的内容。至少要有些被认为与它水火不相容的内容。你不可能一面服膺马克思主义，一面鼓噪著要复辟奴隶制。女性主义信念众多，相当松散，但不管它散到何等地步，也不可能包括把男人作为优等品种来顶礼膜拜。确实有些英国圣公会的教士，似乎放弃了上帝、耶稣、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应而生耶稣、奇迹、复活、地狱、天堂、真实的神灵与原罪。但这是因为，他们性格温柔，胸襟开阔，易于接受无穷无尽的观念。他们不想通过相信任何令人难受的具体事例来冒犯他人的感情。他们只是相信：人应该互相友爱。但是这种不同于教条主义的信念，并不等于可以想当然地认为，任何政治学说都可以接受。
然而，在一些地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这样一种教条，这在史达林和他接班人的统治下尤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数百万人遭受杀戮、迫害和监禁。问题是能否让这理论更灵活自由而又不让它分崩离析。一些文化先驱的答案是小心谨慎的肯定；后现代主义者的回答则是毫不含糊的否定。不多久，随著东欧继续下滑走向灾难，大多数的先驱们回心转意，亲自得出了“不”这个结论。正如六十年代激进的文化平民主义不由自主地为八十年代愤世嫉俗的消费主义铺平了道路，当时的一些文化理论著手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其结果是十之八九完全超越了政治。它以深化马克思主义起始，以取而代之告终。克利斯蒂娃和《竟然如此》小组转向了宗教神秘主义，并颂扬起美国的生活方式。后结构主义多元化现在最好的榜样并不是中国的文化革命，而是北美的超市。罗兰．巴特从政治转换到了愉悦。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的注意力投到了星际间的旅行，继而在法国总统选举中支持右翼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米歇尔．傅柯声明不再保持对新社会秩序的任何期望。如果阿图塞从内部重写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就打开了一扇门，他的许多门徒将全部从这门里偷偷溜走。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非始于柏林墙的倒塌。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核心就能感知到这一危机。不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引起一连串争论的新观点的驱动力。利奥塔德摈弃他所认为的宏大叙事时，首次使用宏大叙事这个术语来表示马克思主义。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时正是著名的1968年学潮之际。如果能感觉到狂欢，也能感受到冷战。这并不是左派先兴后衰的问题。就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论，蠕虫已经躲藏在花蕾里，而蛇则隐秘地蜷曲在花园里。
史达林主义的残暴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但许多人感到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也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它不能适应以消费而不是以生产、以形象而不是以现实、以媒体而不是以纺织厂为中心的新型资本主义。它尤其是不能适应富裕。六十年代后期，战后经济繁荣可能已是强弩之末，但它还在决定政治的步伐。萦回于西方激进的学生和理论家心中的许多问题是由进步而非贫穷造成的。这些问题是：官僚规制、铺张浪费、精密的军事装备，失控的科技。这是个从头至尾就被幽闭恐怖症所掌控，充斥著符号和常规的世界。对这一世界的感觉导致结构主义的诞生，结构主义研究产生人类意义的隐秘代码和常规。六十年代既令人窒息又活跃时髦。有过对综合知识、广告和商品至高无上权力的焦虑。几年以后，检验所有这一切的文化理论自己也有成为另一浮华商品之虞，成为高价倒卖自身符号资本的一种方式。这些问题都是关于文化、生活经验、乌托邦欲望、由两维社会形态所造成的情感和知觉的受损。从传统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些议题上建树不多。
愉悦、欲望、艺术、语言、传媒、躯体、性别、族群、所有这些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文化。文化，这个字的意义包括比尔．威猛、速煮食品以及德布西（Achille-Claude Debussy）和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这就是为甚么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主要是在那个地带展开的理由之一。文化也是让文明人道的左派远离极度缺乏文化修养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文化理论而非政治、经济学或正统哲学在动荡的年月里与马克思主义意见相左，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不能轻而易举地加以约束，文化研究者在政治上往往趋于激进。因为像文学、艺术史这样的科目没有明显的物质回报，所以他们只能吸引那些怀疑资本主义功利观念的人。这种纯粹出自喜好而从事某一工作的想法，始终须发花白的国家护卫者惊慌失措。毫无意义乃是件起著强烈破坏作用的事情。
无论如何，艺术和文学包含著大量与现实政治体制难以和谐一致的观点和经验。在那个经验本身看似脆弱以及落魄的世界里，艺术和文学提出了生活品质的问题。首先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艺术？为了名声鼎盛艺术家难道不需要改变社会？此外，和艺术打交道的人讲的是价值的语言而非价格的语言。他们所创作的作品的深度和强度彰显了迷恋于市场的社会日常生活的浅薄。他们也受过教育，想像以多种方案来替代现实。艺术鼓励你想像和期望。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为甚么是艺术或英语的研究者，而不是化学工程的研究者往往成为论战的中坚，也就一目了然了。
然而，一般说来，化学工程的研究者比艺术和英语的研究者更善于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吸引文化专家加盟政治左派的特点，也就是他们难于组织起来的特点。他们的政治行动诡秘，行动时畏首畏尾，对乌托邦比对工会更有兴趣。不像王尔德笔下的平庸之辈，他们知道万物的价值却不知道万物的价格。你不会让兰波加入公共卫生委员会。在六十与七十年代，这使得文化思想家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理想候选人。在英国，像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这样的著名文化理论家，决然转向非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前，占据此位长达几十年。
同时置于一个位置的内部和外部──占据一块领土，同时又在边境上狐疑地踯躅──通常能产生最富独创性的思想。这个地方资源丰富，尽管不是始终毫无痛苦，只要回忆起20世纪英国文学的伟大名字就够了，他们几乎都游移在两种或更多的民族文化之间。后来这种位置的不确定性为新兴的“法国”文化理论家传承。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并非出生于法国，出生为在法国人，性取向为异性者，为数也不多。有些人来自阿尔及利亚，有些人来自保加利亚，还有些人来自乌托邦。随著七十年代的慢慢地消逝，这些原先的激进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东山再起。八十至九十年代非政治化的通道已经打开。
本文选自《理论之后》（After Theory），（英）伊格尔顿著，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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