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伊格顿｜理论的兴起与衰颓（上）
作者｜泰勒・伊格顿
译者｜商正
种种文化观念，都会随著他们所映照的世界改变而改变。如果它们强调需要在历史背景中观察事物（它们也确实这样坚持），那么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它们自己。甚至最精妙深奥的理论也有历史现实的根源。以诠释学（hermeneutics）这门关于解释的学问和艺术为例，大家都同意诠释学的鼻祖是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但鲜为人知的是，施莱尔马赫对解释学的兴趣，是在他应邀翻译一本名为《英国殖民队在新南威尔士的报告》时被激发的。那本书记录了作者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等的邂逅，施莱尔马赫对于我们如何才能理解这种民族的信仰念念不忘，即使这些人看来与我们格格不入。诠释学正缘起于一场在殖民地的邂逅。
伊格顿：如何阅读文学？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抨 (02/22)
文化理论必须能够叙述其缘起及兴衰的历史。严格说来，这样的理论可回溯到柏拉图。然而，以我们极为熟悉的形式来看，文化理论确实是那非同凡响的十五年──大约是1965年至1980年的产物。正是在这令人惊讶的丰产年代，本书第一章开篇时所列举的大部分思想家撰写了他们的开山之作。
这些年分有甚么重大意义？这是二次大战以来文化理论异军突起的唯一时期。在这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的时代，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作为社会力量出现的青年崇拜，都必须认真对待；而且这亦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与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改变。我们已从认真、自律、顺从转移到了孤傲冷漠、追求享乐、抗命犯上。如果存在著广泛的不满，那么，同时也存在著虚幻的希望。这里存在著一种普遍的兴奋感：现在是正当其时。如果此话成立，部分是因为现在显然预示著，新的未来是通往无限可能性国度的入口。
最重要的是，这些新的文化观念涌现于文化本身的地位正变得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非同寻常。文化与资本主义并非是像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和拉辛（Jean Racine），或者是劳莱和哈代（Laurel and Hardy）那样熟悉的搭档。确实，文化在传统上几乎意味著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文化的概念是对中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作为它的盟友而成长。文化讨论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是道德而不是物质，是高尚情操而不是平庸市侩。它探索的是作为目的本身来开垦人的力量，而不是为了不光彩的功利动机。这些力量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他们并非一堆专门的工具，“文化”表示的就是这样辉煌的综合。文化是摇摇欲坠的避难所，工业资本主义厌恶的价值观念和活力正好在此藏身。在此地，情色的和象征的、伦理的和神话的，感的官与情感的，都在逐渐讨厌它们的社会秩序里安居乐业。文化，从它贵族的高度，睥睨著在下面商业崎岖之地熙来攘往的店主们和股票经纪人。
然而，到了六十与七十年代，文化也逐渐意指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符号和景观逐渐充斥著社会生活。欧洲担虑文化会被美国化。我们看上去似乎已实现了富裕，但并不满足，这就彰显了文化或是“生活品质”的问题。从价值、象征、语言、艺术、传统以及从认同感角度来看的文化，正是女性主义、黑人力量这样的新社会运动呼吸的空气。文化现在站在持异议一方，而不是协调解决之道。它也是新近有了话语权的工人阶级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命脉，他们正首次闹哄哄地合围著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高等教育（high education）的堡垒。在法农（Frantz Fanon）、马库色（Herbert Marcuse）、莱希（Wilhelm Reich）、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高达（Jean-Luc Godard）令人眩晕的掺和之下，文化革命的观念从所谓的第三世界转移到了富有的西方。
同时，如何使用知识的冲突也在街头爆发。这是一场一方想把知识用于军事和技术的硬体，或用于行政控制技术，而另一方则想把知识看作政治解放的机会的争辩。大学原本是传统文化之家，毫无偏见的研究堡垒，曾几何时一反常态成了政治斗争的文化战场。中产阶级社会鲁莽之极，设立了大学，让道德上一丝不苟、聪慧的年轻人除了一门心思读书或传播理念之外，无所事事达三、四年之久。社会对他们的这种纵容，其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学生反抗。反抗并不像今天的政治正确性运动局限于校内。在法国和义大利，学生骚乱促进引爆了战后最大的工人阶级抗议运动。
无可否认，这只可能发生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校园里的政治冲突大部分都跟文字，而不是红色基地有关。确实，前者正是后者消失后的部分结果。即使这样，让敏感、政治上抱理想主义的青年人连续几年聚在学校，依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自始至终有著这样的危险：教育可能让你跟执掌著世界的粗俗、愚蠢、平庸之辈意见相左，他们的词汇只限于石油、高尔夫、权力和乳酪汉堡之类。教育可能使得你对把治理地球托付给下列人等感到悲观失望：这些人从来没为任何观点所激动，从来没为美景而感动，从来没因任何数学答案揭示出的超凡典雅而入迷。你对这些人疑心重重，他们则大言不惭，说要捍卫文明。但即使对他们当面一掌，也无法认出方尖石碑或欣赏双簧管协奏曲。这些人讲起自由来喋喋不休，但只有在讲义里才认得甚么是自由。
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六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并未能阻止高等教育在军事暴力和工业剥削结构中越陷越深，但它却对人文科学与这一切沆瀣一气的方式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的成果之一就是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人文科学已经丧失了清白之身：它不再自诩不受权势的玷污。它如还想继续生存，停下脚步反省自己的目的与预设就至关重要。这种批评性的自我反省，正是我们所认识的理论（theory）。这种理论诞生于我们被迫对我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之时。它是我们不能再将那些做法视为天经地义这一事实的征兆（symptom）。相反，那些做法必须从现在起就认为自己是新探索的目标。因此，理论总有些遁世隐居、顾影自怜的味道。任何邂逅接触过文化理论大师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
在其他领域，历史显得相当地多变无常。殖民列强被驱逐，新的殖民势力则取而代之。尽管战后生活富裕，欧洲还存在著重要的大众共产主义政党。但这些政党对新社会力量风起云涌的反应，最好时不过是粗暴无礼，最差时是压抑打击。到了1970年，随著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他们比以往更坚决地选择了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主义。妇女运动取得了一些丰功伟绩，但也受到一些重大挫折，改变了西方文化氛围的大部分，使之变得不可辨认。
争取民权的各种运动也可说是如出一辙。在北爱尔兰，统一派的专制受到民众抗议的围困，不过是否会出现完全民主的果实，还有待分晓。西方的和平运动促使林登・庄逊（Lyndon B. Johnson）在好战的轨道上刹车，但没能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平运动在发挥结束东南亚战争的作用之时，确实发现自己已不再是群众政治运动。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革命潮流继续把殖民政权搅得天翻地覆。
就文化而言，战后家长式枯燥乏味的文化机构，被六十年代的平民实验猝然打得粉碎。精英主义现在成了思想罪，其令人悲伤的程度只稍逊于反犹主义。放眼四周，只见中上阶级孜孜砣砣地要使他们自己的口音不再字正腔圆，牛仔裤要破旧不堪。工人阶级的英雄遂得以成功的推销。然而，这一政治上叛逆的平民主义，也为八十与九十年代兴盛起来的消费文化铺平了道路。曾将中产阶级自满自足打得粉碎的精神，又受到它的拉拢。同样，商店酒肆的经理们面对诸如“我们要甚么？全要！甚么时候要？现在！”这类六十年代的口号不知是著迷还是惊骇。资本主义需要一种还没现过的人；其人在办公室里拘谨节制，在购物广场则挥霍无度。六十年代发生的事，只是生产的各种准则受到了消费文化的挑战。这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只是程度有限的坏消息。
激进观点的兴亡并非那么简单。我们已经看到，革命的民族主义在取得非凡胜利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为贫困世界的“后阶级”话语（discourse）打下了基础。学生们发现自由性爱之时，正是凶残的美国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到达了它的巅峰之际。如果还对解放有种种新的要求，那这些要求就是对趋于上升扩张的资本主义的部分反抗。受到抨击的不是贫困社会的严酷，而是富裕社会的冷漠。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改革却遭到苏联的坦克镇压。拉丁美洲游击队运动也被击退。结构主义——知识界的新潮流——在某些方面激进，在某些方面则是技术专家治国论。如果说结构主义挑战了当时主要的社会秩序，它也反映了这种秩序。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自己特有的市场型相对主义颠覆了中产阶级社会形而上（metaphysical）的基础，证实了自己同样模棱两可的性格。后现代主义者和新自由派人士都对公共准则、固有价值、既定的等级、权威标准、双方同意的规范以及传统的习俗疑虑重重。只不过新自由派人士承认他们以市场的名义摒弃了这一切。相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却将这些讨厌的东西与商业主义的羞怯、谨慎结合了起来。新自由主义者，不管它在其它地方罪行累累。至少在这儿却有著言行一致的美德。
七十年代初，激进的意见分歧达到了顶点，最终将取代激进的歧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开始浮现。文化理论的美好时光一直延续到大约1980年，──即石油危机宣告了全球大萧条、激进右派胜利和革命希望退潮的数年之后。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在七十年代初曾蓬勃高涨，随著对工人运动发动的有条不紊、其目的在于将其一劳永逸的消灭的清剿，又急剧消退。工会的手脚被束缚，失业有意地被制造出来。理论以一种对动荡政治时代所做的理智反响超越了现实。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当产生观念的条件消失之际，观念却显示出最后的一片辉煌。文化理论从它发源的那一时刻就已挣脱了束缚，但一路上还试图保持它诞生那一刻的温暖。就像战争，文化理论成为通过其它手段对政治的延续。在街道、工厂里没能得到的解放，相反，可以在不同的色情炽热和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中表现出来。话语和欲望终于取代了失败的高达和哲・古华拉（Che Guevara）。同时，有些新的观念成了马上就要吹遍西方的后政治悲观主义之风的先兆。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这段记录也是混杂的。话语、异常和欲望的新理论并非是对失败的政治左派运动的简单选择；它们也是深化、丰富左派运动的方法。也许有些人说，要是左派完全采纳这些远见卓识，左派运动当初就不会失败。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风格、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要想忽略这些，目光得相当的短浅。这很像叙述解剖学而不提肺和胃。或者像那位中世纪的爱尔兰僧人编了半部字典，却遗漏了字母 S，让人无法解释。
本文选自《理论之后》（After Theory），（英）伊格尔顿著，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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