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nthia Enloe：以性别分析国际政治的女性主义者

作者｜李柏翰
原标题：“好奇的女性主义者”：以国际政治提出性别分析的Cynthia Enloe

在所谓“国际关系”和世界史中，女人一直都处于不显眼的位置——说不显眼，因为女人并没有完全隐形，我们还是看得到“位高权重”、肩负国家安全的女性政务官，比如美国国务卿 Madeleine Albright、Condoleezza Rice 和 Hillary Clinton，或其他国家的女性外交部长、驻外大使等等，因此难以断言女人处于“边缘”，但又绝对称不上有影响力。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来看，更需要观察的是从事一般业务的专业人员的任职与互动。

当然，高级官员的政治任命是否一个里程碑，但这还取决于该名女性政务官是否具有性别意识，以及她出于性别意识的行动能否不受工作环境限制。但事实上，涉及层面更深远的性别政治，其实是一般业务的女性专业人员，她们的工作如何被配置，处理哪些业务，被用甚么工作标准检视和评比，才更能突显一国外交体系性别分工；而各国互动时，往往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外交人员互动之中，看见对于“女人”智识、能力、身体等不同理解。

这是辛西亚．安罗（Cynthia Enloe）于2013年接受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线上杂志访问时的回应。以《香蕉、海滩和基地：女性主义对国际政治的理解》（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闻名政治学界的安罗，现在是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国际发展、社群暨环境系的研究教授。对于被封为国关领域中女性主义研究先锋，她曾自承“很羞愧”，在学术生涯中期，才发展出“女性主义式的好奇心”（feminist curiosity）。

早些时候，安罗其实是东南亚的区域政治专家（尤其关注菲律宾和印尼），研究兴趣专注于族群政治与种族关系之间的问题，还有各国革命行动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出版诸如《全球化与军事主义》（Globalization and Militarism）等研究；后来，安罗才带进更多女性主义的视角，并关注“阴柔气质”在国际政治中的体现及其被贬斥的位置，比如《大推动》（The Big Push: Exposing and Challenging the Persistence of Patriarchy）。

女性主义者的好奇心对“权力”尤其敏感

加入女性主义的视角，让她开始提问：“国际关系”（IR／international relations）究竟是（is／are）甚么？分别作为一门学科领域（单数的存在“is”）和国家之间具体的互动行为（复数的存在“are”）时，“女人在哪？”由此，安罗开始思考女人的生命经验，她们在社会中的主体位置与劳动关系，与国家的外交政策之间有甚么关联，比如孟加拉的纺织女工、外交官夫人，甚至部队中的女性战斗员——后者更显现了阳刚与阴柔交织的揉杂意义。

在上述访谈中，安罗就提到，促进女性参与军队，或许能解读为军事“体制内”的性别平等，却不应该当作“体制外”、整体社会性别平等的指标，因为军事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中父权的终极体现，是国家“雄风”最赤裸的展现——不问目的是否良善，它采取的毕竟是暴力手段。因此，越来越多女人加入军事系统，甚至战斗位置，或许只能视为军队内部的制度调整、承认女性成员的“战力”与升迁机会，打破了黄铜天花板（brass ceiling，编按：形容打破职业领域中的升迁障碍）。

安罗更提醒道，这一切不等于军队“阴柔化”，而是这些女人被要求“表现得像个男人”，因此更不可能促进甚么整体性别平等，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真正女性主义者的提问法：阳刚性（masculinity）如何转化成“权力”的具体展现？即便透过“权利”或平等的言语包装，又多大程度真的能让女人自由行动？而这也是为甚么女性的政治任命不必然等于国家机器“父”的阳刚、威严形象，能够产生内在的质性转变。

因此，安罗比较有利用女性主义视角与没有利用相关视角分析国际关系时，会出现的差别。对前者来说，广泛的“好奇心”很重要——不能只关注显而易见的政府及其决策，不能只关注政治菁英的话语，必须对貌似与国策无关的边缘群体感兴趣，必须关照他们对国家、对权力的理解和影响——尽管他们无声，他们的沉默也与国家的正当性息息相关。进一步而言，谈论国际关系（Relations）时，应要看见国家以外其他行为者彼此之间的关系（relations）。

换句话说，女性主义者对权力尤其敏感，与传统国关学者（不论现实主义或自由制度主义，或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权力”的诠释大相径庭。2017年再度接受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访问时，安罗表示，“理应‘解释世界’的学科，竟然在大部分的时候，对特定现象的解释，只能给出极其偏狭的‘地方观点’（比如美俄欧中）”。这就是出于国际关系研究者一直以来“对强权的执念”（“great powers” obsession）。

女性主义者的好奇心不该沦为“装没事”

2004年安罗出版了《好奇的女性主义者》（The Curious Feminist: Searching for Women in a New Age of Empire），将她当年随口提出的“女性主义式的好奇心”好好梳理一遍，重新理论化他对女人、性／别、身体，以及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理解。虽然安罗不敢邀功，觉得“就是时候到了”，但确实自她之后，各派女性主义学者纷纷加入国关领域的大大小小论战中——关于性别分析的专书、论丛、研讨会、期刊专号陆续出炉。

不过，2009年接受一份专注人类安全研究的期刊 PRAXIS 专访时（“The Gendered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vol. XXIV, pp. 81-87），安罗特别以自身从“性别盲”到女性主义者的经验，提醒其他女性主义研究者：永远记得自己缺乏性别意识的过去！这件事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为甚么‘问不出’性别问题，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发生著？”因此我们能试著追究：为何“对性别问题没有感觉”，本身就是个问题？

这在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分析，因为加入性别的视角，看待“事件”的切入点就会不同。比如探讨某个武装冲突之爆发、过程、终结，以及牵涉其中的行动者：男人看战场上的男人，男人看战场上的女人，女人看战场上的女人，女人看战场上的男人，都会得出不一样的诠释。而这些“男男女女”也会因时空背景、历史条件、各地性别阶序与社会发展等变因，再得出不同结果——阳刚与阴柔的定义、差异、评价，朝鲜、迦纳肯定不会一样。

不仅“女性主义式的好奇心”是靠后天启蒙和不断练习而来，真正能一直保有好奇心的人，也该允许自己对任何出乎意料的发展——不论令人失望或振奋——感到“意外”（惊讶或惊吓）、承认意外、直面意外，并试著分析“自己为何意外？”这在一份知名女性主义学术期刊 Signs 于2000年专访安罗时（“The Surprised Feminist”, vol. 25(4), pp. 1023-1026），她不断强调的一种女性主义实践：不逞强，才能诚实面对历史。

安罗认为，“感到惊喜”（to be surprised）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女性特质。许多女人投身知识生产之后，可能为了捍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被信任感和话语权，越来越不敢表示：哎呀！失策（不论事态过于正面或负面发展）。但性别政治的分析，重点从来都不在给出对的答案，而是针对“对的答案”提出“新的问题”，因此女性主义的学术实践，在于要我们承认国际关系（relations）的多层次性、变动性和（因此）潜在的“预测不能”等性质。

女性主义者的好奇心：直面意外、看见边缘

上述无法容错的心态，导致当我们看到印尼苏哈托下台、金砖四国几乎全数崩盘、人权保障“北约化”（NATO-ization）、日本经济泡沫化后大量失业的上班女郎（“OL”）、东欧女子出现在东南亚的妓院里谋生、加拿大政府与北极圈内原住民因努伊特人协议建立努纳福特地方（Nunavut Territory）等出人意表的情况，一票学者们虽语塞却仍佯称：这我早就想到了。“怎么可能！”安罗强调，我们这时需要的是“重新分析”而不是硬拗、强辩。

虽然安罗在这里提到的都是千禧年前后的例子，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有很多待解释的事件。当我们觉察区域政治局势越来越诡谲难测，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里越来越多女性领袖，我们更要留心“边缘”的阴柔主体（feminine subjects）：后殖民社会、血汗工厂、武装冲突区内的女人（和“不够阳刚”的性少数）。而这也启发了另一个辛西亚（Cynthia Weber）提出：酷儿好奇心（queer curiosity）——这个，咱们择日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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