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法兰西斯・福山推迟了历史的终结（上）

作者｜Louis Menand翻译｜史庆法意导言：2018年9月3日，《纽约客》杂志官网刊登了其特约撰稿人路易士・梅南德（Louis Menand）的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斯・福山推迟了历史的终结〉。文中，与福山同龄的梅南德通过步步挖掘福山1989年〈历史的终结？〉一文的创作背景，同时追溯其主要参考座标柏拉图和科耶夫的思想，不仅从源头上批判了其“不同身份群体对认同的欲求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威胁”的观点，还质疑了其“历史的终结”背后的方法论。他认为，福山对“认同的欲求”这一论点所使用的策略，就是其在〈历史的终结？〉中对自由主义所使用的策略——使其普世化，而福山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其一以贯之的“惊人的自我麻痹假设”——西方思想是普世思想。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福山在不断推迟历史的终结。

一、1989年2月，法兰西斯・福山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国际关系的演讲。当年福山36岁，正从圣塔莫尼卡的兰德公司的苏联外交政策方面专家一职，转到华盛顿国务院的政策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这是个谈论国际关系好时机，尤其对于苏联专家而言。因为两个月前的1988年12月7日，戈巴契夫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宣布，苏联将不再干涉东欧卫星国的事务。这些国家现在可以变为民主政体。这是冷战结束的开端。

在兰德，福山作过关于苏联政策的集中分析。在芝加哥，他则允许自己想得更加宏伟。他的演讲引起了一家华盛顿的期刊《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编辑奥云・哈利斯（Owen Harries）的注意。哈瑞斯提出发表这篇文章，起名〈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在1989年夏天出版，引起了整个外交政策世界的轰动。福山的观点是，随著苏联即将崩溃，最后一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已经消失。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扼杀，现在共产主义正在崩溃。在像中国这样自称为共产主义的国家，政治和经济改革正朝著自由秩序的方向发展。

因此，如果你把历史看作是自由主义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和消费主义文化——变得普世的过程，那么就有可能说历史已经达到了它的目标。显然，事情仍会发生，而较小的国家可能会经历种族和宗教的紧张局势，并成为狭隘观念的大本营。但是，“对于阿尔巴尼亚或布吉纳法索的人们来说，奇怪想法的作用并不重要，”福山解释道，“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称之为人类的共同意识形态遗产的东西。”

福山说，黑格尔曾写过，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和国家将会取得胜利。现在，随著共产主义被征服，主要大国集中在一种单一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上，黑格尔的预言终于实现了。国际关系的“共同市场化”将出现，世界将会实现内在平衡。

即使在一众小杂志中，《国家利益》也小得可怜。它于1985年由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欧文・克里斯托尔发起，到1989年发行量为6万册。福山本人在苏联问题专家之外几乎不为人所知，人们也不接受末世论的反思。但是，“历史的终结”的说法在主流媒体中得到了体现，福山的画像被詹姆斯・阿特拉斯刊登于《纽约时报》，而他的文章也在英国和法国引起了辩论，并被翻译成从日语到冰岛语等多种语言。一些对〈历史的终结？〉的回应显得不屑一顾；几乎所有人都持怀疑态度。但不知怎么的，这个短语在冷战后思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还站住了阵脚 。

站得住的原因之一是福山的运气。他的文章出现在了转折发生的前六个月——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以及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拆除之前。福山对目前趋势的持续进行下注，这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总将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

在戈巴卓夫承诺不兑现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苏联内部的政治阻力，东欧傀儡政权拒绝交出权力，美国犯错。但是，欧洲的事情在福山的预测下或多或少发生了，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停止其存在。冷战真的结束了。

亚洲的事件就没有如此友善了。福山完全忽视了中国对于民主运动的镇压。〈历史的终结？〉没有提及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事件，估计是因为在1989年6月的事件发生之际，文章已经在付梓中。然而，似乎这没有影响坊间如何接受这篇文章，回应福山的文章亦没有一篇有提过天安门，尽管许多人已经相信是中国，而非俄罗斯，才是自由民主国家未来必须考虑对付的力量。所以说，〈历史的终结？〉是一篇颇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文章。

福山的观点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转折。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提出，历史之后的生活可能是伤悲的。当所有的政治努力都致力于“无休止地解决技术问题、环境问题和满足复杂的消费者需求”（对我而言不错），我们可能会怀念那些为自由主义和民主而奋斗的“勇气、想像力和理想主义”。这种投机的繁荣让人想起了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说他年轻时问自己的一个著名问题：如果你所深信的所有政治和社会改革都成为过去，这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吗？这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福山的文章引起注意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他的新工作头衔有关。国家政策规划办公室由乔治・肯南于1947年创立，肯南是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同年7月，肯南在《外交事务》中发表了所谓的 X 文档“苏联行为的根源”。这篇文章以匿名的方式出现——署名为“X”——但一经媒体知晓其身份，这篇文章就被当作美国冷战政策的官方声明。

“苏联行为的根源”定义了遏制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让苏联的影响力局限于一定范围。肯南相信，美国不需要干预苏联事务，因为共产主义必然会因自身的低效而崩溃。四十年之后，〈历史的终结？〉出现了，这正是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年4月，当85岁的肯南现身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宣布冷战已经结束时，他获得了在场长时间地起身鼓掌。因此，福山的文章可以被看作是肯南的收尾。

这并不是肯南所想要的结尾。遏制政策是一种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冷静的方式来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出于道德原则，抑或是认为国家之间共用一种“利益的协调”。对肯南来说，美国不关心苏联在他们自己的地盘做了甚么。唯一重要的是不允许共产主义扩张。

正如其名，《国家利益》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杂志。但福山的前提是，各国确实共用一种利益协调，而它们在自由政治和经济模式上的汇合是互惠互利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存在著永恒的竞争；福山曾说过，这将不再是事实。他给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者作了了断：他们的使命，虽然哲学上错误，但已经完成了。现在他们失业了。“法兰西斯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意味著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世界的终结”，哈瑞斯后来谈道。他一定很高兴发表了福山的文章。

29年过去了，现实主义者似乎并没有去其他地方，而这段历史却呈现出更多的走向。事实证明，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实际上可能是相当脆弱的成就。（消费主义现在看来是安全的。）有一些外面的事物不喜欢自由主义，并且正在对其制度生存制造麻烦。

二、福山认为他知道这是甚么，他的答案可以用他的新书《身份：尊严需求与怨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的标题来概括。“对认同／身份的需求”，福山谈道，“是解释所有当代针对全球自由秩序不满的核心概念”：普京、拉登、习近平、黑人生命平权运动、#MeToo、同性婚姻、ISIS、英国脱欧、复苏的欧洲民族主义、反移民的政治运动、校园的身份政治以及川普当选。这本书也解释了新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多元文化主义，以及路德、卢梭、康德、尼采、佛洛伊德和西蒙・波娃的思想。哦，整个事情从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开始。福山将这一切涵盖于不到200页的篇幅中。他是怎么做到的？

做得并不好。有些问题源自诸如对波娃以及佛洛伊德的形象误解；有些则源自于把像卢梭和尼采这样的复杂作家的作品缩减到一个哲学要点上。而更多都来自于那惊人的自我麻痹假设——这也是〈历史的终结？〉中惊人的自我麻痹假设——西方思想是普世思想。但是整个工程，试图把普京融入黑人生命平权运动的分析范式，并将它们一起追溯至马丁路德，显得牵强附会。这是一个“大书卷主义”（Great Booksism）的范例：历史如同一串从书中剪出的纸娃娃，只有一小部分人听说过。福山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没人把这个论点说通。

为甚么对承认的欲求（the desire for recognition）——或者像福山所说的身份政治——是对自由主义的威胁？因为它不能通过经济或程式改革来满足。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财富，或者获得同样的机会，并不能代替尊重。福山认为，那些似乎是关于法律和经济平等的政治运动——例如同性婚姻，或者是 #MeToo ——都是关于认可和尊重的。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的妇女认为她们的尊严受到了侵犯，也即她们被当作不完整的人对待。

福山提出了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欲求的希腊词语，这个词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血气（thymos 或 thumos）【编按：血气是柏拉图提出的人类灵魂三分结构的其中之一，请参考下文】。他说，血气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普遍存在，它一直存在”。在《理想国》中，血气与苏格拉底所称的灵魂的另外两个部分，理性与欲望，截然不同。我们与动物都有欲望；理性使我们成为人类。 血气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理想国》的争论中，列昂提奥斯灵魂中理性的部分知道被处决的尸体是丑陋的，但欲望战胜理性想要去看，而他在满足欲望的同时又怒骂欲望，这个怒骂欲望的就是他灵魂中的血气部分。

这个词语【编按：thymos】有不同的解释。“激情”（passion）是一种翻译；蕴含在“勇气”（spiritedness）中的“意气”（spirit），则是另一种。福山将血气定义为“价值判断之所在”。这似乎是一种语义上的过度。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将血气与儿童和狗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反应需要被理性控制。当我们感到自己被不尊重时，这个词通常被用来指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发怒。我们的自尊心膨胀。我们狂按喇叭。我们反应激烈。

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把灵魂分成三部分，以便为他想像中的理想国的公民分配角色。欲望是平民的主要属性，战士对应意气，为王的哲学家则是理性。理想国是哲学；它不是认知科学。然而，福山采用了柏拉图的启发法，还将其生物学化。“今天我们知道，骄傲和自尊的感觉与大脑神经递质中的血清素水准有关”，他谈道，还指出了关于黑猩猩的一些研究（苏格拉底认为这是动物，但没关系）。

但那又如何？很多感觉都与血清素水准的变化有关。事实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种感觉——欲望、愤怒、抑郁、恼怒——都是大脑化学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意识的运作方式。也即，福山之所为，“对地位的欲求——那种优越感——根植于人类生物学”就如同学术上的“手相术”。这只是福山杜撰的故事。

福山采用了这种策略，因为他想要对“认同的欲求”做的，就如同在〈历史的终结？〉中对自由主义所做的事情。他想要使其普世化。例如，这让他可以辩称，导致普京崛起的感觉和一个女人抱怨她的潜力受到性别歧视影响的感觉完全一样（尽管“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个女人不由自己。就像俄罗斯人一样，她需要血清素。

黑格尔认为，当人类达到了完美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掌控之时，当生命理性而透明之时，历史的终结就会到来。理性和透明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理性和透明应该是让自由市场和民主选举发挥作用的原因。人们理解体系是如何运作的，这使他们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血气的问题在于它不是理性的。人们不仅为了获得认可而牺牲世俗的物品；他们为了获得认可而死。死亡的选择是非理性的。“人类的心理比简单的经济模型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福山总结道。

但是，理性经济行为者的模型是如何变得可行的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是神经过敏的；在人类神经过敏的事项清单上，金钱是最接近顶端的。人们囤积金钱；他们浪费它；他们为之结婚；他们为之而杀人。经济学家不读小说吗？从奥斯丁和巴尔扎克到詹姆斯和沃顿，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是关于人们在金钱问题上表现糟糕的故事。自由市场并没有改变这一点。他们可能会让人变得更疯狂。

生活的大部分和金钱一样。我们有一些称之为“理性”的心智慧力，这一观念是柏拉图式的，独立于我们的需求、欲望、焦虑和迷信。现在，你正试著决定是读完这篇文章或是转看卡通标题的比赛。你是用哪一种心智慧力来做这个决定的？哪一种导致了你对特朗普的看法？你怎么看出来的？

《身份》可以被解读为对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指出的立场的一种纠正。“普世自由主义不受意识形态的阻碍，比如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而受制于激情／意气。”自由主义仍然是理想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但它需要找到方法来适应和消除这种令人讨厌的对认同的欲求。福山的困境的奇怪之处在于，在他关于历史终结的最初理论的哲学源头上，认可并不是问题。事实上，认可是到达目的的手段。

* 本文编译自文章：Francis Fukuyama Postpone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3 2018.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经01哲学编辑，并补译被省略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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